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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禅，小名唤作阿斗，我的人生大戏开幕于公元207年，那一年，刚出生不久的我在当阳长阪（今属湖北宜昌）被曹军追杀，幸亏赵云叔叔救了我，才有了我后面的故事。
千百年来，有很多人骂我、嘲笑我，说我刘禅是个“昏庸皇帝”，“扶不起的刘阿斗”。
骂我可以，可别把我的名字给读错咯，很多人一直叫我“liúchán” ,但实际上我的名字跟佛教的禅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我叫“liúshàn”,禅让的“禅”。
我爹在我没出生之前收了一个养子，改名叫刘封，后来为我取名叫刘禅，可见我爹从一开始起兵的时候就梦想着能“封禅”，就是想当皇帝，雄心是大大的，但是无奈命途多舛，48岁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
后来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转变了运势，这个人叫诸葛亮。
据说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据说我爹在遇到诸葛亮之前一直打败仗，当年就是依靠着他一步步壮大起自己的实力；据说没有诸葛亮我们的汉国（当然你们习惯称为蜀国）也建立不起来……还有很多的据说，所以诸葛亮很牛逼，功劳大大的有。
原本来说，不管诸葛亮功劳有多大，多么能折腾，他也毕竟是为我们刘家打工的，怎么也骑不到我头上。
可是天不遂人愿，公元222年的夏天，我六十三岁高龄的父亲，为了给他那狂傲的兄弟关羽报仇，起兵伐东吴。结果因为轻敌，在夷陵被陆逊这毛头小子打败了。
我爹兵退至白帝城，因急怒攻心，抑郁成疾，最后在那儿病逝。
我爹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并对诸葛亮说了这么一段话：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后世有人认为我爹这是虚情假意的试探，也有人认为是真心托付，不管你们如何争议，反正我的观点是：我爹是虚情假意的试探。
当时诸葛亮感动涕零地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我爹的临终遗言像一个魔咒一样困扰着我，一旦我跟诸葛亮闹翻，他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我赶下台并取而代之。
我爹还颁了一份诏书给我，让我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亮，从此我就得叫他一声“相父”，我认为这就是虚伪的政治，那是公元223年，我十七岁。
我爹走后，虽然我们大汉还姓刘，可是大事小事都得听那姓诸葛的了。
诸葛亮名义上打着匡扶汉室、完成先帝遗愿的旗号鞠躬尽瘁，实际上他几乎决定了我们大汉国所有的生杀予夺。
按照我爹的遗愿，只是让他主管政事，他又是怎样一步步将自己的势力延展到大汉国各个领域，并成功实现夺权的呢？其实他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请大家随我一起来领略一下诸葛亮高明的手段吧。
首先，诸葛亮政出多门、集于一身。
在他写的《出师表》中有这么一句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所谓的“宫中”指的是我的皇宫，“府中”指的便是诸葛亮的丞相府，他的丞相府可以开府治事，拥有自己的行政班底，权势堪比宫中。
大汉国的各级官员收到的有时是朝廷的旨意，有时是来自丞相府的公函，有时又是盖着益州牧府朱砂大印的文件，而这所有机构的幕后主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诸葛亮。
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国家的实权会被诸葛亮把持呢？作为皇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其实你们有所不知，当时在朝廷之中，诸葛亮有着众多的门生故吏：
《出师表》中提到的“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人便是诸葛亮在朝堂上最为倚重的心腹；
蒋婉、马谡、马忠、廖化等这些大汉才俊齐集丞相府，成为诸葛亮延续权力的后备力量；
益州牧府内有大量的文人儒士如秦宓、杜微、谯周占据着大汉的舆论领域，为诸葛亮权力的延续提供着伦理和道义上的支持。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让我“亲贤臣，远小人”，他口中说的贤臣都是他的人，小人又恐怕说的都是那些跟他关系不睦的人吧？
要知道，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他还在用一个教训小孩子的口吻来教育我？要知道我才是大汉国的皇帝，他的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其次，诸葛亮实行先军政治、军权在握。
本来按照我爹的本意，我们大汉是军政分开的，诸葛亮主持政事，李严统帅军事。但是丢了荆州后，我们大汉实际上控制的领地也只有一个益州而已，诸葛亮既是朝廷的丞相，又是地方的实际长官——益州牧，要知道益州牧是可以统领益州的军政大权的。
为了名正言顺地夺得军权，诸葛亮先抛却只能管政事的丞相职位，利用益州牧的身份插手军事，这就不再是权力欲望的体现，而变成了分内的职责，益州牧的受领为诸葛亮跻身行伍提供了理论基础。
接着，诸葛亮开始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第一步——南征，其实我们大汉国的南方都是蛮夷之地，诸郡的反复也本不稀奇，很多大臣都认为举一国之力贸然南征没有必要，可就是在这“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诸葛亮成功实施了掌握军权的第一步（现在，你们终于明白孟获为什么被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了吧？）。
随后，诸葛亮制定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先军政治路线，此时受我爹遗诏执掌军事的李严开始还击了，不过斗争是门艺术，而李严差得太远。
公元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督运粮草。恰逢霖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粮运不济，李严因此获罪被贬流放。
当时我是多么想救李严啊，朝中只有一个李严敢跟诸葛亮顶牛，但是诸葛亮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似乎我不流放李严就是一个昏君，他们逼得我实在没办法了，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最后，诸葛亮越俎代庖、虚君实相。
后来写《三国志》的陈寿在书里评价当时我们大汉国的政治时说：“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其实，我刚开始继位的时候，对我这位“相父”是相当地信任和倚重的，然而诸葛亮似乎没有尽到一个辅政大臣的义务，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意无意间剥夺了我主政的权利。就连我的宫中侍卫长都是诸葛亮安排的人，他只听诸葛亮一个人的，他就是虎贲中郎将董允。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而董和向来跟诸葛亮交好，董允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秉承诸葛亮的旨意，对我的人身控制相当严格。
记得有一次，我想再采纳几个妃子充实后宫，董允竟然说古代贤明的天子妃子都不超过十二个，我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不能再增加，我当时很愤怒，但又无计可施，谁让我几乎是生活在他们的软禁之中的呢？
作为一个小小的宫中卫队长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我这个皇帝的私生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诸葛亮同时掌控着朝廷和军队。
而且，在治国理念与政策制定上，诸葛亮也从来没有跟我请示商量过，《出师表》就是明证，他常常以我爹的名义来压我，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再通告我一下，无论我同不同意，他都照做不误。
到底这个国家的老大是我刘禅，还是他诸葛亮呢？我真的是出离地愤怒了，但是只要诸葛亮不死，我又能怎么办呢？
一直以来，大家都骂我是“扶不起的阿斗”，但实际上我不是扶不起，而是没人真正来扶我。一直以来诸葛亮都替我干了所有的事儿，我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一点锻炼的机会，而且在这个被诸葛亮势力控制的国家里，作为一个皇帝的我每每生活在恐惧之中。
等他死后，我们大汉国的国力已经被诸葛亮不自量力地“六出祁山”掏空了，良将死的死、老的老，国家的人口不增反减，经济凋敝，外交形势严峻，而北方强大的魏国又一直在虎视眈眈，我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我也有着当明君的理想，但明君真那么好当吗？现在咧着嘴讪笑的人，要不你们来试试？
政治可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在黑暗的政治斗争中，弱势的一方能活下来已实属不易。可能有人会拿“乐不思蜀”的故事来笑话我，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当年魏军入川，我们大汉的国力比起强大的魏国来说实在太弱了，无论从人口、军事、还是经济上看，弱得不止一星半点儿。
我在兵临城下、必败无疑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无奈地选择了投降，而后被押送到洛阳，那是公元263年，我五十七岁。
有一天，当时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设宴招待我，在这一次居心叵测、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上，司马昭故意令乐师演奏蜀地乐曲，大汉旧臣们个个泪流满面以示忠贞的品质，而我只能表现得麻木不仁、嬉笑自若。
司马昭见状，便问我：“你思念蜀地吗?”
我答道：“这个地方很快乐，我一点儿也不思念蜀地。”
后来，我说的这句“此间乐，不思蜀”，被你们改编成了成语，你们以此嘲笑了我一千多年。
当时，我有个旧臣叫郤正闻的在席上听到我和司马昭的对话，连忙找个机会悄悄对我说：“陛下，等会儿若司马昭再问您，您就哭着回答：'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啊!’这样，司马昭就能让陛下回蜀了。”
这老小儿太天真了，殊不知几百年以后，已经降宋的南唐后主李煜就因为写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透露出思念故国的意思而被毒死，这才是赤裸裸的政治。你们是否也像我的傻逼臣子郤正闻一样认为我跟司马昭说思念家乡，司马昭就会放我回去？或者让我跟司马昭死磕到底，枉送了性命？
其实，我既不是愚蠢透顶，不可救药，也配不上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的时候得不到锻炼的“伪皇帝”。
一千多年后，西方有位剧作家叫莎士比亚的还算理解我，他说：“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大汉亡国之后，我作为亡国之君，表面上锦衣玉食，实际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我的命运，不仅关系到我们刘氏皇族的未来，而且直接影响到魏国对蜀地百姓的政策宽松与否。
所以，我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想法和志向，时时掩饰自己的伤痛和愤懑，这样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麻木和愚懦是表面，谁又能懂我心里的痛苦呢？
你们对比一下吴国的末代国主孙皓，就知道我是比他强百倍的君主，所以请别再无缘无故地骂我了，我不是扶不起的阿斗，我是时不我与的刘禅。
我的人生最后终结于公元271年，那一年司马氏的晋国已经统一中国七年了，我六十五岁，也算是得以善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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