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善、恶非对立，圣贤非100%善，恶人非100%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以“中庸之道是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并非正解。 必明极端，始知中道，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 中国人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心无物；又不能有物没无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也不可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中庸之道，从相反之两面讲到“中道”上去。 任何一事一物，先找相反两面，再从相反两面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所以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讲心，你便和他讲物。他若和你讲动，你便和他讲静。不是要把这一边来反对那一边，取消那一边，是要把握到两端，便可获得中道。故孔子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中国文化若认为是唯心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国文化认为是主静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主动的，便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便要害事。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 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钱穆先生《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