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孟子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宋明之《中庸》学
我们先看这一时期的佛学与《中庸》。
梁武帝的《中庸讲疏》，戴颙的《中庸传》，并没有完整的文献传下来。《中庸》思想通过唐代，开始受到大家的很多关注以后，到了宋代，受关注的面继续扩大。在北宋前期来看，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佛教。北宋初年，天台宗僧人智圆给自己起了一个号，这个号就是“中庸子”，用中庸作为他自己的号。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佛教徒僧人，号中庸子，可见儒家经典《中庸》对他的影响。他曾经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中庸子传》，他说自己曾“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可见，他自号中庸子，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即使在各种颠沛流离之中，行为上、言论上，都要砥砺自己达到中庸的标准。但是有人反问说“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他说“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儒家与佛家说的话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他还特别讲，“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都是为了化民成俗，让老百姓迁善改过。那儒释有什么不同呢？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儒是修饰身体行为，佛主要是管我们的心理行为。一个是修饰身体、行为，一个是修炼内心；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那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讲的中庸，其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儒家同还是不同呢？他说“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儒家讲的中庸，他也承认，但是他还要加上佛教对中庸的理解，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中道思想，就是不落两边，非有非无，非亡非存。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对中庸的思想非常重视，把中庸作为修身之教，但另一方面，他在中庸的理解方面，用的是佛教的中道思想。
北宋另一位僧人契嵩，也非常重视《中庸》，他有《中庸解》一文。他还给仁宗皇帝写信，结合《中庸》来讲道理，他说《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是讲人生下来，本来是有这种天生就有的诚明之性，但“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与圣人者差异”，圣人与其他人其实都是天生就有这个诚明之性的，但是圣人能够保持，一般人不能保持，会受到俗世的染污，这样就跟圣人拉开距离了。于此可见那一代僧人对《中庸》的重视、熟悉。在《中庸解》，他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认为《中庸》虽然在《礼记》里面，可是这部书不是讲礼的。礼是“序等差而纪制度”，礼主要是讲等级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具体规定。他认为《中庸》是讲“性命之说”。这个提法应该说比起智圆中庸子深入了一步。智圆还是把《中庸》作为修身的德行来砥砺自己的，可是到了契嵩，他就认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是性命之说。而且他在《中庸解》提到很多思想，其中他最后有一个结论，他批评郑玄注，认为郑玄注没有把握住《中庸》的大意，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像郑玄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文献学家，他怎么能够穷究性命之学呢？所以他对于《中庸》的理解，他对《中庸》的把握，转到了性命之说，应该说是深入了一步。郑玄之辈很多还是在德行论，不是在性命论、性情论来解《中庸》。这非常重要，包含了佛教对儒学文献诠释的一种积极性。传统的经学可能更多地从文献、历史、德行的角度来看，不会从更深的哲学来看，而性命论已经是哲学了。因为佛教哲学比较深刻，所以他就有另外一个视角、诠释的视野来看儒家的文献。《中庸》不应该只从制度去了解，应该从性命去了解。这个思想就打开、影响了宋代的理学家。宋代理学家应该说就是从性命之学这个角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从天理、天道、天命，从人性去发掘《中庸》的深刻意义，所以契嵩还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契嵩在《中庸解》中还提到很多很有见解的看法。比如他提到把《中庸》与当时北宋经学里边特别重视的《尚书·洪范》的皇极思想比较，认为《中庸》的思想与皇极的思想大同小异。在汉代以后的经学里，多把皇极解释为大中，皇是大，极是中。那皇极之中，与中庸的中有什么关系呢？大同小异。他说“皇极，教也；中庸，道也”，中庸是客观的一个根本的原理、法则，皇极是政治上教化所用的一个观点。从以上可见，从太宗到仁宗的这个时代，佛教徒、佛教学者对《中庸》思想的重视、阐发，应该说这带动提升了《中庸》的影响。
第二，儒学之《中庸》。从太宗到仁宗这个时代，从智圆到契嵩，与这些佛教大德在推进《中庸》影响的同时，在政治的层面，也出现了一股推动的力量。这个政治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科举考试最高是赐进士及第，从北宋太宗时候开始，皇帝往往要赐文给进士。如太宗皇帝赐给进士及弟的就是《礼记·儒行篇》，他们认为在个人修身方面《儒行》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到了仁宗皇帝的时候改为赐《中庸》，还要宰相在堂上高声宣读。赐进士及第《中庸》，然后受赐者，回去要把它书写在你的壁间，作为座右铭写在墙上。这是风向性的，皇帝赐《中庸》，当然士子都要学习《中庸》。
在仁宗给进士及第赐《中庸》之前的十几年，北宋真宗时代的省试已经开始用《中庸》命题。如范仲淹的省试答题就是“自诚明谓之性”，他也专门写过论“率性诚明”。这个风气从真宗到仁宗已经形成，非常倡导对《中庸》的学习。当时的儒学者像范仲淹，他不仅在考试里边答过《中庸》的卷子，还专门写过与《中庸》思想有关的论文。所以《中庸》在当时很受重视。北宋道学家张载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讨论兵法、研究兵书，关心国家边境的安全。那时候，范仲淹在陕北做官，他就上书去拜见范仲淹，陈述他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主张，结果范仲淹让他回去好好读《中庸》。范仲淹让张载好好读《中庸》，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不应理解为个人的一种偏好，说明这个时代，《中庸》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但这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就是皇帝亲自来推行。所以到理学家程颐评论以前赐《儒行》，说“《儒行》全无义理”。显然，他是为仁宗赐《中庸》叫好，认为《儒行》没什么义理，《中庸》才讲义理。
但是仁宗赐《中庸》出于什么目的？这个恐怕跟张载，包括程颐等理学家讲的《中庸》有所不同。因为理学家讲《中庸》是从心性修养这方面讲，但是仁宗赐《中庸》，是出于政治考虑。北宋儒臣邢昺在经学上很有造诣，他有一次在崇和殿，就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当时是真宗时期，真宗的崇和殿壁上挂的是《礼记图》，就是把《礼记》画成画，有讲解，其中就有《中庸》篇。其《中庸》主要取的片段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说治理国家的大法有九项最重要的措施。所以邢昺在崇和殿跟真宗讲话的时候，就指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真宗表扬了邢昺，而且接纳了他的看法。所以在北宋，从真宗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对《中庸》的特别重视。到仁宗赐《中庸》，当时的关注点应该是治国理政的问题，这与道学家后来重视的心性修养角度是不同的。邢昺是很重要的儒臣，他的关注点跟当时君主对《中庸》的关注点是接近的，他们更注意阐扬《中庸》治国理政的思想。
宋仁宗
第三，道学之《中庸》，就是理学家的《中庸》。在宋代儒学，《中庸》很重要，对道学家更为重要。首先我们看宋代三先生中的胡瑗，他就有《中庸义》；道学的同路人、广义的道学里有重要地位的司马光，也写过《中庸广义》；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过《中庸解》一卷。到了南宋，二程的门人游酢、杨时，都写过《中庸解》。游酢写的《中庸解》是五卷，杨时是一卷，他们都是程门的大弟子。朱熹的朋友石墪，重写过《中庸辑略》，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中庸辑略》完善的工作。除了这些现成的著作，理学家里边，像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他虽然没有写过《中庸解》，但是《通书》里面贯穿了《中庸》“诚”的思想，所以有人以前也说过，“《通书》者《中庸》之注脚”。道学之《中庸》，贯穿于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的理学家大都有关于《中庸》的注解。所以一直到清代传下来，大概有几百种《中庸》的注解。如果以晚清作为截止的一个节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康有为的《中庸解》。所以宋明历代的理学家和儒学大家，应该说都有《中庸解》这样的著作，足见其影响之广之大。
到了南宋，二程的弟子都写了《中庸》的著作，当然这些也都贯彻了二程对《中庸》的理解。二程的理解，后来被朱熹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说这是讲什么是中，什么是庸。首先从字义上讲，然后从哲学上讲。“不易”就是常。这是二程关于中庸思想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句话就讲《中庸》在孔门道统里面的地位。首先，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孔门专门讲治心之法，那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修心修身，但也不是像佛教所讲的只是修身的，它是从心上做起。子思写了这个书，传授给孟子，所以孟子思想里面也有中庸的思想。第三句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熹写《中庸章句》，在前面先把二程的话列出来，作为《中庸》总的思想的发明。《中庸》首章“始言一理”，总的讲天道、天命、天理；“中散为万事”，讲很多具体的东西；最后合起来，又讲天道、天命。所以“放之则弥六合”，它可以包罗万象，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全部讲到了；收起来，它就是一理，就是《中庸》首章所讲的原理。
朱熹
接下来就是朱熹了，朱熹著有《中庸章句》。先是他的朋友石墪写了《中庸辑略》，朱熹不是很满意，替他也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在此前后，朱熹自己作了《中庸章句》，他早年就开始关心中庸，很早就写成了此书。但是《中庸章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公开刊行，那是到他59岁，快60岁的时候。同时，拿出来的还有他写的另一本，配合《中庸章句》所写的，叫《中庸或问》。《中庸章句》是对《中庸》一句一句做注解，《中庸或问》是对章句中每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解释，作出理论上的说明。这个说明若都写在注解里边太复杂了，太繁琐了。因为章句注解本身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教本、做教材的，最好比较简明。那在章句这里之所以这么写，不那么写，其中的理由，需要用另一本书把它讲清楚，这就是《中庸或问》。更重要的就是59岁，他把《中庸章句》、《中庸或问》正式拿出来了。过了两年，到他61岁，到漳州做知府，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刊，刊印了合刊本，命名为“四书”。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叫《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和《中庸》，他写的是《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论语》、《孟子》，他写的是《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合起来就是《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就有了四书的概念。
元代以后，用朱熹对四书的解释出题，用《四书章句集注》作标准的参考书。在儒家的经典学里面，四书就成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它在科举和社会文化，包括在宋元明清儒学发展史上，其地位应该说超过了五经。唐代以前，大家对儒学经典主要关注的是五经。但是到了朱熹，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五经好比粗禾，四书好比熟饭，就是谷子带着壳，那是粗的，得把壳去掉，最后才有精米，再做熟了，才是熟饭。也就是说在五经的体系里面，有好多粗糙的壳、麸子，这些都不是精华，四书是精华。他认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人应该先学四书。从他的比喻可以看出来，学五经要费很大的劲，先把皮去掉，最后才得到一点精华，这个太费事了。从四书入手，直接可以学习到精华，就可以吃熟饭，而不是拿一大盆谷子，要去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才能吃上熟饭。所以到了元代以后，四书的地位，就超过了五经，这主要就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而理学家，他们的思想讨论，他们的教育，跟学生的谈话，主要都是围绕四书、四书中的义理、概念、诠释来展开的。所以从南宋以后，其实北宋二程就开始，儒学的重点就已经到了四书。然后经过朱子，到元代，到明代，一直到清代，在这样一个将近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里，《中庸》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经典，在儒学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讲《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应该说，到了宋代，《中庸》终于达到了它在中国文化里面最高的地位和影响。到了朱子，《中庸》学又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前面我们讲在《易》之中道、《书》之执中、孔子论“中”“过犹不及”，这些包括郑玄“庸，用也”，都讲了对《中庸》的一些理解、传承。那么朱子，他一生可以说是从《中庸》入手，从关于已发、未发、中和的讨论入手，到他晚年60岁，写定《中庸章句》，他对《中庸》的理解，可以说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从《尚书》、《周易》讲起，重视执中的观念，就是“允执厥中”。这个“执中”，代表了早期中国文明，发展政治、治国理政的一种文明。在北宋的时候，邢昺和真宗、仁宗一样，他们对《中庸》重视的焦点，还是在九经，在治国理政的这些根本大道理。但是以朱子为集大成和代表的道学家，他就把它转向心性修养，这就是我们从李翱开始看到的，已经向性情说转变。明清的中庸学可以说是宋元的延长，由于时间的限制，就不具体讲了。
总结来说，在历史上人们对《中庸》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是德行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为政论，我们今天看《中庸》这部书，它前半部主要讲德行，早期关注它的德行论，包括一直到智圆，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它主要讲《中庸》的德行论。可是《中庸说》从二十章开始，它大量讲了很多为政论，如邢昺注重对“天下国家九经”的阐发。梁武帝、宋仁宗，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理解它。所以德行论和为政论，这是早期我们看《中庸》和《中庸》思想的两个重点。第三，唐宋以后，注重性情功夫论，就是从李翱开始，然后到宋代理学，最后讲到朱熹。这变成它新的路线和重点，“喜怒哀乐之未发”、“戒慎恐惧”、“慎独”这些话题变成了中心议题，相关的有“知行论”、“诚明论”、“学思笃行”论，等等，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回应佛教心性论的发展和挑战中展开的。
第四，就是道统论。朱熹在《中庸》序里面讲，“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因为子思有一种忧患，忧患什么呢？道学要中断失传了。然后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个道统本来有一个传承，传承到子思的时候就面临中断的危险，所以必须要写《中庸》这本书，让它能够传下去，不要失传。所以在这里面，朱熹就提出“道统之传”的概念，把《中庸》这本书的写作放在道统传承中予以解释肯定。那么这个道统之传是什么？他说尧之“允执厥中”，舜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尚书·尧典》那几篇里面都讲了这个，就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都讲这个“允执厥中”。所以照这个讲法，这个道统之传，本来是围绕“执中”概念来传。可是，按照朱熹理解，他认为光讲“允执厥中”是不够的，他认为道统之传，完整的道统之传是四句话。“允执厥中”是最后一句，前面还有三句，完整的表述就是《尚书·大禹谟》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因此，他写《中庸章句序》，大量的篇幅是论述道心和人心之辨。所以，以前讲《中庸》是以“允执厥中”为重点。可是到了朱熹，是以“道心惟微”为重点。而他所理解的《中庸》之传，是放在整体的道统观念里面来展开的。这个道统的核心，在他的讲法里面，最关键的不是“中”，而是“道心惟微”，这就转向心性哲学、心性修养的路子。这样一个转变，应该说对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进来以后，才有改变，这就是晚清的最后一位注解《中庸》的大家康有为，他的《中庸解》已经结合了新的西方思想加以阐述了。
◎本文原载于《中庸解读》
（《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