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建构
“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四、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
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提出了道统说，建构了“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他本人也具有自任的意识。南宋后期，众多朱子后学尊崇朱熹，突出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如黄榦就不遗余力地塑造朱熹的道统接续者形象。他说：“吾道不明且数千年，程张始阐其端，晦庵先生为之大振厥绪。”“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他看来，自周以来，圣贤之道一脉相承，孔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传，而在当世，又只有朱子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陈埴也说：“晦翁出于诸老先生之后，有集大成之义，故程子有未尽处至晦翁而始成。”作为朱学三传的熊禾亦说：“道丧千载，直至濓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后此道始大明于世。”有的朱子后学甚至将这种道统意识编入启蒙读物。如《性理字训》说：“五帝三王，继天立极，道传大统，时臻盛治……惟周与程，统接孟子，继以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瞆，宁不率从？”在他们看来，千年以来圣贤之道不传，到宋代才大明于世，而朱子是集大成者。这些说法，大大突出了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道统谱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儒学的核心和精髓，确立儒学传承的正统和主流，从而排斥其他的学派。朱子后学构建的道统谱系，排他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的道统谱系中，其他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被排斥在外，只有朱熹才是唯一的正统，其他儒家学者都只是支流余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原本同时代学者们关于朱、张并立、或朱、张、吕鼎立的说法被修正，朱、张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也有了另外的叙述。
朱熹高弟陈淳谈到“朱张会讲”时说：
“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轩以道学名德守是邦，而东莱为郡文学，是时南轩之学已远造矣，思昔犹专门固滞，及晦翁痛与反复辨论，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
“如湖湘之学亦自濓洛而来，只初间论性无善恶，有专门之固，及文公为之反复辨论，南轩幡然从之。徙义之果，克己之严，虽其早世，不及大成，而所归亦已就平实，有功于吾道之羽翼。”
在陈淳的叙述中，张栻本来“专门固滞”，在会讲中，朱熹“痛与反复辨论”，终于使得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按照这一叙述，朱熹在会讲中是传道者，是正统和主流的代表。他对张栻施加影响，使张栻弃其“专门固滞”之病，归于正学。而张栻则是被动接受正统思想影响，最后一改旧说，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观点。因此，虽然张栻英年早逝，“不及大成”，但仍然可以作为“吾道之羽翼”。当然，只是“羽翼”而并非吾道之正传，这和朱熹道统传承者的地位是有着根本差别的。
显然，这一叙述与真德秀关于“会讲”的叙述“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有了根本的差异。它大大抬高了朱熹在会讲中的地位，把一场学友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变成了代表学术主流和正宗的朱子对处于非主流、非正宗地位的张栻的说服和收编，把会讲过程中朱、张立场不同却地位平等的各抒己见、激烈论辩，变成了正宗、主流与非正宗、非主流之间的战胜和抵抗。在这种叙述中，张栻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立场，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受其思想的支配。对“朱张会讲”的这种叙述方式，体现了朱子后学的道统观念，成为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不光是朱熹和张栻关系被重新建构，与朱熹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被朱子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重新加以叙述。如朱熹和吕祖谦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吕祖谦了解朱熹之学后，“尽弃其学而学焉”。而与朱熹学术旨趣不同、理论建构路径有异的陆九渊则被叙述为朱熹很想“挽而归之正”，但陆九渊固执己见、偏于一隅。“如陆学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文公向日最欲挽而归之正，而偏执牢不可破，非如南轩之资，纯粹坦易，一变便可至道也。很显然，陈淳基于道统观念而极力抬高朱熹的这些叙述，完全是出于朱熹正统地位塑造的需要，其核心观念就是，惟有朱熹“渊源纯粹精极，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当今之世舍先生其谁哉”！
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大大抬高朱熹的地位，也使得原本与朱熹一同活跃于南宋学术界的其他著名学者黯然失色。在朱子门人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朱子学逐渐被官方接受，朱熹作为孔孟周程的嫡传，在道统谱系中具有了更加牢固的地位。尽管此时的朱子学尚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随着朱子学地位的逐渐上升，朱子后学这种关于朱子地位的叙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栻、吕祖谦等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成为支脉、旁系。朱子门人后学在叙述“朱张会讲”时，也是基于后世对朱、张地位的认识，按照朱子为主、张栻为辅，朱子为道统正宗和学术主流、张栻为支脉和旁系的理解来建构的。在他们看来，说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是对张栻的充分肯定，正是张栻的“徙义之果”、最终归于朱熹才保证了他“有功于吾道之羽翼”。
五、元代以后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
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学者在叙述南宋学术史时，就进一步突出了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而将张栻、吕祖谦等仅仅作为朱熹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取资对象。程端礼说：“自朱子集诸儒之成，讲学之方悉有定论。”胡助说：“至宋濓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陈栎亦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则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梁寅则认为：“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可见，到此时，在不少学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朱熹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儒中第一人，张栻等而次之，吕祖谦再等而次之；张栻纯粹不杂，但不如朱熹，吕祖谦则远不及朱熹；张栻、吕祖谦虽然有志于道，但天不假年，学术成就有限，只有朱子年高德劭，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士人们的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历史叙事的潜意识。这时，朱熹和张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等次，因此从文献上看，人们提及朱熹、张栻的时候，大多是称“朱张”，而鲜有人称“张朱”。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吴澄对“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发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但是他对朱、张会讲的过程中二人角色有另外一番叙述：“朱子初焉说太极与南轩不同，后过长沙谒南轩，南轩极言其说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尽从南轩之说。有诗谢南轩曰：我昔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及南轩死，有文祭之曰：始参差以毕序，卒烂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极之说尽得之于南轩，其言若合符节。”按照这一叙述，则朱熹太极之说乃“尽从南轩之说”、“尽得之于南轩”，这就与朱子门人后学所说的朱熹说服张栻，张栻“幡然从之”的叙述截然相反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元代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朱熹为核心的道统意识渗透到士人的观念之中，但仍有学者试图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不同的立场对“朱张会讲”加以叙述。
到明代，朱熹的集大成地位进一步强化，张栻、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章懋甚至以反诘的语气强调张栻、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能与朱熹相提并论：“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先生焉……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耶！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李东阳也认为，张栻之学要逊朱熹一筹：“晦翁之学，因有大于彼（张栻），然亦资而有之……由南轩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吾于吾士大夫望之矣。”
对朱张关系的这一定位，也决定了明清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方式。黄衷在《岳麓书院祠祀记》中谈到“朱张会讲”说：“朱张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之义，尝越三昼夜而不合，然卒定于朱子。”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黄宗羲也认为张栻得到朱熹的帮助之后，方能“裁之归于平正”。清代的杭世骏则说：“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他强调的是张栻、吕祖谦“取资”于朱熹，并且把朱子置于当时众多学者学术活动所围绕的核心。
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关于朱、张关系和朱、张会讲的叙述，实际上只是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相关话语的延续和进一步确立。张栻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道统叙述的一个配角，一种烘托。“朱张会讲”中，朱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张栻是被说服、矫正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尊崇朱熹的氛围非常浓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远超南宋诸儒之上的时候，个别学者对朱张关系的定位仍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把朱、张一同视为道统正传：“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彜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及出为世用，推之以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将无不可。”这一说法将朱、张相提并论，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对张栻地位的充分肯定”
还有学者对“朱张会讲”也有不同于“卒定于朱子”的说法，认为二人商讨论辩，虽两心相契，但关于“未发”看法一直有差异：“以此观之，则二先生昭聚讲论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见，而未发之旨盖终有未合也。”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并非朱熹对张栻观点的覆盖和张栻对朱熹观点的全盘接受，而是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求同存异，有同有异。在当时，能够对“朱张会讲”进行如此清醒理性的叙述，实属不易。
六、余论
“事实”在被“叙述”时，不可避免地会着上叙述者的颜色，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叙述”或多或少会遮蔽掉被叙述者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实”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建构的方式既受到建构者个人的立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也与时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变化的叙述中便可以得到印证。从最初学者们普遍地认为二人在当时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张栻的地位还要高于朱熹，到后世众多学者认为朱熹的地位高于张栻、在会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朱熹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朱张会讲”所呈现的魅力以及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不会这么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过程中朱熹与张栻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影响、双方观点各有保留的事实，不能因此将朱熹最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呈现的形象植入对发生在其早期的“朱张会讲”的叙述之中。本文所关注的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朱张会讲”究竟事实如何，这一事实又是如何在历代学者不断的叙述中被建构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文章转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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