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孟子学会副会长
康熙推举《四书》，帝师日讲《四书》刚毕，就面谕陈廷敬等刊行“四书讲章”，即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并亲自为之序。《日讲四书解义》详述儒家道统，显康熙欲入儒家统序之心。崇尚孟子，阐发仁政王道，申发性善论；同时推举宋理学。《日讲四书解义》共26卷，《孟子解义》就占14卷，说明康熙厚爱《孟子》。在科举和迎合统治者双重影响下，官宦学者共推《四书》热；因康熙爱《孟子》，提高了学者研治《孟子》的热情；理学大体立于《孟子》，“学统”涌动批驳理学思潮，故学者多凭借孟学展开拥理驳朱论辩，将清代孟学推至鼎盛。故《日讲四书解义》对清代孟学兴盛具有推波助澜之功。
古文经；训诂；实事求是；圣人之道；今古融合
清代《孟子》义理、考据、辞章、辑佚、校勘全面兴盛，据不完全统计，专研《孟子》的著述700余种，其中孟学专著248种，孟学专论200多种，孟学专著之序跋300种以上，《四书》学著作中的孟学盖在千种以上，可以说是著作宏丰，成就辉煌。清代孟学兴盛的成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孟学内在的发展需求等，其中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对清代孟学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康熙推崇《孟子》
欲论中国传统文化，必言《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瑰宝。它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学问。清代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后，即宣布实行科举考试。其科题承明制，用八股文，命题范围为《四书》《五经》，其中规定《四书》须出三题：《大学》《中庸》出一题，《论语》《孟子》各出一题。可见，《孟子》是每次科考必考之目。因此，势必引起学者更加关注《孟子》，客观上促进孟学的兴盛。康熙皇帝“崇儒重道”，尤重《四书》《五经》，从其亲政第五年(1671)开始，拜熊赐履等人为日讲官，日讲《四书》。其中《大学》讲10天，《中庸》讲2个月，《论语》讲2年半，《孟子》讲3年，《孟子》比《论语》还多讲半年。从日讲《四书》可以看出康熙对《四书》的推重程度，从《四书》各部日讲时间长短，可见康熙和日讲官对《孟子》的厚爱。康熙日讲《四书》课程刚毕，就面谕陈廷敬等人，迅速将“四书讲章”刊行，名之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亲自为之序，并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或者说是科举考试命题、答题、判卷的根本依据。科举考试一般首场为文4篇，《四书》占3篇，除了考量考生忠于朝廷之外，还强调对程朱理学的信奉。《日讲四书解义》就是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开讲，在推崇圣言，探求圣意的同时，宣扬的是程朱理学。《日讲四书解义》共26卷，《日讲四书解义·孟子》(以下简称《日讲孟子解义》)就有14卷，占《日讲四书解义》篇幅一半以上。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为了科举，一方面迎合统治者喜好，官宦学者共推《四书》热潮，《四书》讲章类著作，可谓层出不穷，尤以康、乾两朝为甚。又因康熙偏爱《孟子》，激发学者研治《孟子》的热情。
康熙曾云：“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认为日讲的目的不是单纯讲求学问，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让圣贤教诲真正作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倡导入世，其思想不仅是学者修身养性、提高学识的指南，更是统治者教化民众、治国安邦的明灯，所以康熙对孟子倍加推崇。《日讲孟子解义》是依《孟子》篇章次序，逐章训讲。常用“此一章书是”“此一节书是”等形式，总结出上一段内容的主旨大义，因此很具总结性。据统计，《日讲孟子解义》中直言“人君”“为君者”“为政者”“为治者”“人主”“谋国者”的小结就有27处，有近百处阐述“立国”“为治”“为政”理论。说明康熙和《四书》日讲官非常崇尚孟子治国之道。所以《日讲孟子解义》开篇即言：孟子“以性善辟端，以王道黜功利，进则告于列国诸侯，退则与及门万章、公孙丑之徒反复辩论，总不离乎仁义者，是其道虽未大行，而其教已被于天下后世。故韩愈曰：'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对孟子评价之高，可凸显康熙对《孟子》的推举与重视。
二、述儒家道统旨在推崇孟子
《日讲孟子解义》非常重视儒家“道统”，高度关注孟子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此孟子厘清了儒家传道的脉络。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学术的正统。《日讲孟子解义》尤为推重儒家道统，云：“要之，天生圣人，任百王之道统，开万世之太平，旷世一见，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传，建中立极之本，则异地同心，异代同道，故曰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孟子以道统自任也……道者何？《孟子》七篇首言仁义，此道之大端也。后世有躬行仁义于上者，即尧、舜、汤、文之君；而讲明仁义于下者，即孔、孟之徒也。”《日讲孟子解义》在孟子“道统”说基础上，延伸儒家的道统建构：“按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而孟子愿学孔子。后之继孟子者谁乎？由周、程、张、朱诸儒而学孔、孟；由孔、孟而学尧、舜、禹、汤诸圣人；是在后之君子矣。”尧、舜、禹、汤到孔、孟，再到周、程、张、朱诸儒，这就形成了《日讲四书解义》的儒学统序，也可以说是清代官方的儒学新“道统”。将周、程、张、朱诸儒列入儒家的统序之中，足以见得清廷对宋理学的推崇。如此一来，到了清初，儒家所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一统序该由谁来延续。《日讲孟子解义》云：“此一章书是孟子以道统自任也……道在天壤，代有传人。有后起之责者，乌可以自诿也哉？”将道统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有后起之责者，乌可以自诿也哉”，虽不能说康熙想以接续儒家道统者自居，但清廷希望将自己融入儒家统序是有迹可循的。
孟子哲思深邃，内涵丰富。其中性善论、理气论等影响深远。《日讲孟子解义》推重孟子哲学思想，申发性善论精彩纷呈。
《日讲孟子解义》“由是观之”章云：“此四节书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见扩充之功不容己也……有是性即有是情，是四端为人人之所共有，即为人人之所皆能。”。“滕文公为世子”章云：“此一章书是孟子阐明性善以见尧舜人人可为也……孟子与之言论，惟发明性善之旨。盖性者，人所得于天之理，至精至纯，本有善而无恶，在圣贤不加益，在凡庸不加损。当时性学不明，遂疑圣贤难至，故孟子从源头上阐发，特举以告世子，以励其希圣希贤之志，而又必举尧舜以实之。尧舜虽千古至圣，亦不过充极其性善之本然，非于性之外有所加也。知性善，则尧舜人人可为之说，益信矣；知尧舜人人可为，则性善之旨，益明矣。”倡言扩充性善之本然，人人可为尧舜。“告子曰性犹湍水”章云：“人性之原于天者，本浑然而至善；犹水之流于地者，本沛然而就下也。既名曰人，一定皆善，决无有不善；既名曰水，一定就下，决无有不下。盖性有定体，水有定向，乃理之必然者也……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性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诠孟子之义极明，邪说不攻自破矣。”认为性善如水就下，人性无有不善，若有不善，乃“反之而后为恶”。“告子曰生之谓性”章云：“吾知生则人物所同，性则人物各异。人与物虽同得乎天之气以为生，而实各得乎天之理以为性，此所以人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春秋传》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性者，即此浑然同具之理。至于所禀之气，则清浊厚薄，万有各别，岂独物与人迥然不类，即人之中圣贤庸愚，亦有不可强齐者。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义，而误以气为性，所以其说愈辩而愈谬也。”强调人性善，物性不善，是因为人得乎天之理以为性，“而为万物之灵也”，所以人性无有不善。《日讲孟子解义》赞成孟子“四端”乃人“固有”而非“外铄”之说，也就是说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故言扩充性善之本然，人人可为尧舜。人性之所以善，是因为人得乎天之理以为性，若有不善是因为失养本心所致。从多角度申发孟子性善论，可谓推崇之至。
3．阐仁政，施王道
孟子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由性善论为出发点，呼吁“仁政”“王道”，强调“民贵君轻”，倡导“任贤使能”。《日讲孟子解义》作为最高统治者曾经的学习讲义，关注孟子政治思想乃属情理之中，尤其着力申发“仁政”“王道”思想。
《日讲孟子解义》“王曰叟”章云：“此一章书是言为人君者当躬行仁义也……盖战国之时，王道衰息，因孔子既殁，圣学不明，故也一时游说之徒，皆以功利干进，而当时之君亦习而好之。自孟子愿学孔子，独以仁义勉惠王，而内圣外王之学遂大明于天下，后世诚因此言而绎思之，则天德王道一以贯之矣。”“寡人之于国”章云：“此一章书见人君当尽心王道，不宜以小惠自矜也……欲民之多于邻国，不其难哉？苟求其多，惟力行王政而已矣。”“不违农时”章云：“此二节书言治国当以王道为急也……治国以王政为本，而王政以养民为先。养民之物，惟食与用而已。”“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为“仁政”，“仁政”成为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仁政”又指向“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日讲孟子解义》将仁政、王道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治国当以王道为急也”“为人君者当黜霸功而行王道也”“治当以王道，而不当以霸术也”等等，一方面是申发孟子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劝为君者行王道。
4．诠释“修身论”
孟子的伦理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内涵丰富，广受关注的是义利观和修身论。《日讲孟子解义》对孟子“修身论”诠释更为充分。
《日讲孟子解义》“居天下之广居”章云：“若所谓大丈夫者，当何如？盖仁者，吾性之元善，统贯四端，乃天下之广居也，彼则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无一毫之狭隘，是居天下之广居矣；礼者，吾性之节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则以礼持身，守正不回，而无一毫之偏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义者，吾性之裁制，知宜知权，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则以义制事，正谊明道，而无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则出而推此仁礼义于民，而与之共由；不得志而隐居，则守此仁礼义于己，而独行其道……盖孟子之所谓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已而自有余；景春之所谓大丈夫者，在乎权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义利之别，君子小人之辨也。”孟子认为大丈夫统贯四端，以仁存心，廓然大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必然推仁礼义于民。“爱人不亲”章云：“人之处世，但当尽其在己，不可责之于人……惟皆反求诸己，务使归于尽善而后已焉。如是，则修其身者极其严密，而一身之中无有不正矣。身既正，则当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即以天下之大，当无不敬信而归服矣。宁犹有不亲、不治、不答者哉？《大雅·文王》之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人能常作思维，务合天理。于是天心佑助，多福聿臻，是乃自求以致之耳。”“孟子曰天下有道”章云：“此一章书是勉当时诸侯修德自强以顺天也……孟子曰世道之升降系乎天运，乃理势之自然也。尝观天下有道之时，人皆修德，德有大小，而位之贵贱因之。故小德者则见役于大德，小贤者则见役于大贤，此盖服于德而无所勉强，故为有道；至天下无道，则人不修德，惟以力相尚，力小者则见役于大，力弱者则见役于强，此乃屈于力而不敢抗衡，故为无道。夫世道不同，所尚各异。斯二者，乃理势之自然，皆天也。人能审己量力，听其当然而不悖，便为顺天。顺天者社稷人民可保长存，若不听其当然，而般乐怠傲，便为逆天，逆天则未有不亡者。一顺一逆，存亡系焉，可不审哉？”认为孟子强调正身、顺天方可保社稷人民。“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云：“此一章书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扬人之恶。如人有不善，或规诲之而勉其改过，或隐覆之而不使播扬……甚矣，人之不可轻毁也!大舜隐恶而扬善，孔子恶讦以为直，职此意夫!”君子必须心存忠厚，扬善恶奸，好是恶非。“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云：“夫求富贵利达者，本以荣身；而反见羞于有道，亦何益哉？按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彼求富贵利达者，无所不为者也，朝廷亦何取于若人而用之乎？稍有弗察，使一无耻之小人厕足其间，则人将从而效之，驯至相习成俗而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霸臣也，犹能为此言，奖进恬让之士抑远躁竞之流。有用人之责者可不是务与？”孟子所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谓不为乃无视“礼义廉耻”求“富贵利达”，所谓有为乃遵道、推仁、惠民。《日讲孟子解义》对孟子修身养性之内涵、修身养性之方法、修身养性之境界等着力进行申发。
三、倡导理学助推孟学
朱熹云：“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朱熹重视《孟子》，其理学核心理念基本是寓于其孟学之中，成熟于《孟子集注》。《日讲孟子解义》在崇孟子的同时誉理学，或者说，在倡导理学的同时，事实上是在助推孟学。
1．举理气二元论，推孟子理气说
《日讲四书解义》推举宋儒理气二元论。朱熹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日讲四书解义》释云：“可见不忍区区之小忿，便为血气之强。能伸安天下之大勇，便为义理之刚。”既申发孟子“至大至刚”之说，又赞同朱熹“血气”“义理”之分。朱熹曰：“道，体也。义，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气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人有生之初，理与气本俱有。后来欲动情流，既失其理，而遂丧其气。集义，则可以复其性而气自全。”《日讲四书解义》云：“志为至极，气为次之；则志重于气，人但当守其志可矣……孟子曰：志气本不相离，持养不可偏废。如志之所在专一，则四肢百骸皆随其运用，故足以动乎气。”在此，赞同孟子志气不相离、持养不可偏废之说，但目的是申发朱熹“理先气后”“理主宰气”之论。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朱熹曰：“气与理本相依。旦昼之所为不害其理，则夜气之所养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于理，则旦昼之所为益无不当矣。日间梏亡者寡，则夜气自然清明虚静，至平旦亦然。至旦昼应事接物时，亦莫不然。”《日讲四书解义》云：“夫昼之所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胜其昼之所为，是以梏之反覆，辗转而不已，则其夜时清明之气日以浸薄，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夜气既不足以存，则虽靦然有人形而实违禽兽不远矣。”既是推孟学，又是尚理学。或者说在倡理学的同时，切实助推孟学。
2．尚义理气质之说，赞孟子人性之论
《日讲孟子解义》云“盖仁义即是人性”，从道德的角度阐释了孟子的性善论，不合仁义即不合伦理道德的是“行”不是“性”，此处的道德经过提升，就成了宇宙之“理”。云：“性者，人所得于天之理，至精至纯，本有善而无恶。”“人与物虽同得乎天之气以为生，而实各得乎天之理以为性，此所以人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可见《日讲孟子解义》认为“性”是“得乎天之理”，“以气为性之说”实为异端，并总结告子的“性”是“以知觉运动为性”，“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义，而误以气为性，所以其说愈辩而愈谬也。”《日讲孟子解义》的这些观点其实是继承了宋理学家的“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思想。“义理之性”是理学家提出的一种纯善的人性。宋张载最先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是纯善的，后者有善有不善。程颢、程颐认为义理之性本于理，即天理，亦即仁、义、礼、智，人禀受以为性，未有不善。朱熹曰：“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人生而具义理之性，但人之生是理与气的相合，气有清浊昏明，人因禀气不同，因而有圣愚贤不肖之别。《日讲孟子解义》所云“至于所禀之气，则清浊厚薄，万有各别”，与宋儒的观点是一致的。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故《日讲孟子解义》在人性论上，是继承了宋儒的观点，是将人的道德属性的“义理之性”与自然属性的“气质之性”进行区分，同时强调这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原因，以“义理之性”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曰：“此章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非本无定体，而可以无所不为也。”《日讲孟子解义》申之云：“按朱熹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性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诠孟子之义极明，邪说不攻自破矣。人主知此以立教、出治，顺其本性而不反其本性，天下之人孰不勉于善而去不善也哉？”直接肯定朱熹《孟子集注》对《孟子》的义理阐发。可见，《日讲孟子解义》赞的是程朱理学，兴的是孟学。
3．推举存理灭欲，申发孟子寡欲论
《日讲孟子解义》在理欲关系问题上，极推程朱之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善良的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宋儒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所谓“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直言“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明末清初，在改朝换代的剧烈社会变动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学术正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理学所标榜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遭到学者的批驳。清初的学术潮流是崇尚“经世致用”，清儒普遍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但代表清廷官方思想的《日讲四书解义》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日讲孟子解义》云：“盖养心志者，非不养口腹也。但养心志，则天理为重，虽饮之食之，不过守其当饮当食之常；养口腹，则人欲为重，不至极口腹之欲而灭天理不止也。能不养小以失大，乃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尔。”“孟子曰：'理欲不容两存，仁之足以胜不仁，犹水之足以胜火，乃必然而无疑者。’”“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几灭。圣贤维持世道之意，良深哉!”“人心非义即私，非理即欲，介然之义理暂忘，而不召之私欲立至。”“盖人心、道心总一，不并立之势，天理日长则嗜欲日消。”《日讲孟子解义》在面对理欲关系时，认为人欲与天理是对立的，人欲的增长会对天理的存在产生消极的作用。什么是“欲”？认为“心之动于物者为欲”，心追求的对象若不是天理，就是私欲，即“人心非义即私，非理即欲”。私欲的存在对人心、人性是有危害的，“而为不善者，盖物欲之累，陷溺其良心，人为之私戕贼其真性”，“物欲之累”即私欲，会蒙蔽良心，良心受到蒙蔽则心性受到戕害，就会使本善无恶之性现不善之机。所以《日讲孟子解义》申发孟子寡欲论，推举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论。
四、学界褒贬理学与清代孟学鼎盛
清政权建立后，即推程朱倡理学，理学被确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康熙皇帝颁布“圣谕十六条”，明确“黜异端，以崇正学”，再次确认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清初科举，考《四书》《五经》，皆以理学家之疏解为标准。康熙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还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如此评价朱熹推崇理学，主要是青睐程朱理学的道德说教能力和伦理凝聚作用。康熙强调学术既要阐明天地、社会、人生的基本道理，又要讲求治道，能见之于施行，具有可操作性，而程朱理学恰恰契合了这些，“道统”与“治统”在此得到了完美统一。周、程、张、朱四子之学继承了孔孟儒学之精华，不仅探明了圣意，而且为帝王提供了一套位育天地万物的良策。既是儒学道统的延续，又具有完善的政治伦理功能。清统治者推程朱理学，将其确立为“治统”，有规定“学统”之意向。慑于治统，清初绝大部分官宦学者，基本信奉理学，起码不敢明确反对理学，故出现了如张履祥、熊赐履、李光地等官宦理学名臣，同期民间也出现了如魏象枢、孙奇逢等理学家。但统摄“学统”之效并不明显，《日讲四书解义》刊行前，黄宗羲、王夫之、毛奇龄等都旗帜鲜明反理驳朱，影响深远。《日讲四书解义》刊行后，朝廷再次明确了表程朱推理学的立场，因此，引发了三股潮流。
第一，《日讲四书解义》成为官方诠释孔孟思想凭据，也是判断士子科举答卷优劣的标准。那么士子欲金榜题名，须熟读《日讲四书解义》，全面了解其思想倾向。为了迎合科举，由《日讲四书解义》而演绎出的《四书》讲章类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泛滥成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数量之巨，几乎无法统计。
第二，因统治者青睐《四书》，引发更多学者关注《四书》学，康、雍、乾三朝研治《四书》的学术著作量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此期目前可见的《四书》学著作约280种，已散佚的《四书》学著作应该更多。而在《四书》学中，大部分是义理学。因统治者好《孟》，同时孟子思想关注国计民生及学识修养，有益于经世致用，所以在《四书》义理学中，很多学者又将精力投诸孟学。如李光地的孟学著作就有4种(《读孟子劄记》、《孟子》二卷、《孟子》上下篇、《孟子不动心章》)，推举《孟子》，探求圣义，褒程朱扬理学。戴震有“孟学四书”(《原善》《孟子私淑录》《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竭力驳宋批朱。王夫之《四书》学著作有5种(《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考异》《四书稗疏》和《四书笺解》)，其中孟学占据一半以上篇幅，基本倾向是批宋驳朱。
第三，康熙在为《日讲四书解义》所作的序中云：“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认为“治统本于道统也”，如此治统与道统就合二为一，清统治者就可以同时掌控权力和道德的制高点，也有统摄学统之意。然而，在康熙推崇程朱、褒奖理学背景下，并没有促进“学统”契合治统，却引发了学界较长时间的尊朱驳朱大辩论(拥理驳理攻防大战，实际是围绕《日讲四书解义》崇尚理学的倾向展开的)。因为宋理学大体建立在孟子思想之上，所以在辩论中更多学者凭藉孟学，拥朱批朱。李光地云：“大抵圣学标指有三，曰存心也，穷理也，集义也……孟子'持其志’如知言、养气，便是三者兼举，朱子致知力行，而主敬以成其始终，则孔孟嫡派也。”表面是推朱，实是吹捧“讲义”，迎合康熙。戴震的孟学“四书”可谓是为驳宋批朱而作。戴震曾“伪病者十数日，起而语方伯：'我非真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仆生平著述之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戴震早期崇信程朱理学，30岁之后逐渐怀疑远离程朱理学，后来全力批驳程朱理学。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高呼“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揭露宋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本质，其实是对抗《日讲四书解义》规定的治统，并将矛头直指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揭露清统治者不仅利用宋理学维护其统治，还压抑扼杀人性。焦循《孟子正义》云：“宋以来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实际上是在指责《日讲四书解义》推举“存天理，灭人欲”，非行古圣贤之道，是“以理杀人”，是欺民悖圣。
从清初孟学发端至乾嘉孟学鼎盛，影响较大的《孟子》义理学专著主要有：黄宗羲的《孟子师说》，范尔梅的《孟子札记》，李光地的《读孟子札记》，崔纪的《读孟子札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翁方纲的《孟子附记》，姜兆翀的《孟子篇叙》，焦循的《孟子正义》(义考兼长)，另外，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等对《孟子》的义理也有精深的阐释。除了李光地《读孟子札记》外，其他孟学专著都是批驳程朱理学的，且前后承继发展线索较为明显。其中黄宗羲的“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的批宋驳朱态度以及“性无本然、气质之别，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后有之中”的一元论人性思想影响整个清代孟学；顾炎武言性相近，近于善，王夫之言“天地无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几”，对崔纪、康浚、崔述等人性观都有直接影响。而黄宗羲、王夫之已经意识到“知”对人性善的意义，对戴震“知即善”性善观形成有明显的影响，焦循将戴震的“知即善”发展为“智即善”，可谓一脉相承，都是批驳宋儒性二元论。在理气关系问题上，黄宗羲坚持“理不离气”，“离气无所为理”，王夫之认为“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崔纪言“配义与道，是气配道义，非道义配气也……故守气不如守道义”，罗泽南云“理无定在，势之所存，即理之所寓”，戴震言“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认为“理在气中”“理在物中”，反对程朱“以理为别如一物”观点。他们的理气观均与程朱理气二元论不合。在理欲关系问题上，清儒不赞成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论，倾向于“理欲统一”。王夫之认为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揭露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本质，强调“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焦循赞同戴震的“理欲统一”观点，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批宋驳朱是清代孟学的主流。
《日讲四书解义》崇程朱推理学，规定治统之效显著，统摄学统之功未明，并引发学界长时间褒朱驳朱大战，在护理驳朱声浪中，激发了学者的研孟热情，汇集学识才智，挖掘学术潜能，成就了中国古代孟学史上两部杰作——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焦循的《孟子正义》横空出世，将清代孟学推至鼎盛。
《日讲四书解义》是清康熙皇帝“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之书，这既显清代儒臣对《四书》的认知，也汇集了最高统治者康熙对《四书》的讨论与思考。《日讲孟子解义》对《孟子》的诠释侧重于政治思想的阐发，是因为《日讲孟子解义》要满足帝王治学与治国相结合的需求。对朱熹理学的肯定，是看重它从天理方面对人的规范作用。同时提倡道统，也是清代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总之，《日讲四书解义》不仅仅是研究《四书》的著作，更彰显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背负更多的是政治使命。康熙皇帝重《四书》，爱《孟子》，为《日讲四书解义》序云：“按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而孟子愿学孔子。后之继孟子者谁乎？由周、程、张、朱诸儒而学孔孟。”可见其对孟子的推崇。《日讲四书解义》刊行后，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同时清代科举试题，频繁涉及《孟子》，引发士子更加关注《孟子》，激发更多学者潜心孟学，助推孟学兴盛。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亲自拟写《御制孟子庙碑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再作《孟子赞》，赞曰：“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辉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康熙如此崇孟赞孟，对清代孟学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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