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多向度的“仁”——现代儒商的文化认同

◎杜维明

孟子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摘要：“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的道德要求绝非一味轻视经济活动的价值，而是强调财富积累要与内在价值相配套，企业家“为富以仁”、担负起社会责任，就是对“仁”的践履。“仁”作为通德，在政治、商业、宗教对话等领域都能发挥其价值。对于多元文明的冲突、金融危机暴露的效用主义弊端、普世价值难以在人权问题上圆说等现代议题，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都能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建构起以“仁”为核心的“天地群己”的框架，人类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和谐。

关键词：仁；儒商；企业伦理；良知理性；文明对话

现代我们讲儒商和企业家的文化认同的意义何在？我的说法非常简单，但如果要进行论证或实践，有一定的困难度。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富强以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它如果要转型——我们认为必须转型——儒家的基本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是儒学在现代必须提出思考的问题。另外，企业家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特别在文化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澳门，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东亚文明，应该在转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仁”与“经济”

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反思，不仅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思，也要对仁本身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何谓“仁”？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使我们能够继续存活，并且能够创造价值？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想，儒家的核心价值，不应该只是曲阜的、中国的、东亚的核心价值，它应该具有普世价值的一面，那从什么意义上讲它是普世价值？在什么立场之中，我们能够强调它的普世意义？它的普世意义是关键的、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解燃眉之急的。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在中国学术界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并不仅是对儒学研究者而言，儒家最核心的价值应是“仁爱”的“仁”。在什么意义之下，仁的价值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应该是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这当中牵涉到很多我们对儒家的学术，特别是对于“仁”本身的理解。

何为“仁”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在轴心文明时代，儒家的超越突破，是一种既基于对人的全面了解，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不同的层次来审视人的价值，在此意义下，它不是一般所谓的个人修养功夫、个人修养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修身哲学的问题。“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如何做人的问题在现在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此核心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是我们对十八世纪以后启蒙所发展的这一套理念，以及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全球化的反思。在突出利益和富强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仁的价值应该如何审视，如何发掘它的积极意义？

我们应该从安全、从生理(生活基本条件)、从富足下手。无论多高的道德诉求、多高远的理念，但为了全体人类，我们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社会，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能够使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使他能够富足，能够安于生活。在此基础上，他可以进行自我教养，乃至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展他自身的潜力，充分自由地发展他自己的价值，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因此，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以道德说教来宣传儒家，而对人的生活、人的安全、人的经济置之不顾，这是完全不符合儒家基本标准的。但是如果只把仁当作一种世俗生活的价值——以前有一种误解是叫人好好生活，叫人在社会上能够活下去，没有诉求，没有精神、美感、创造价值的要求——这对儒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偏见。

仁是人的全面发展，但它确实是有经济基础的，它绝对不会对经济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更不是重农轻商。虽然在现实的历史进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偏见，但儒家注重经济，经济要回到原来的意义，不仅仅是将“经济”翻译成economy，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严格而言，这当中有一点学术上的辩论，但很有价值。economy如果在西方，它的发展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等学者有密切关系，那原来所谓的“经济”其实和儒家所考虑到的“经世济民”的“经济”当中有非常一致的地方，即经济的目的：一方面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所以，斯密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道德学家，所以他特别注重同情，注重感性，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交往。所以“看不到的手”虽然创造了国家财富，但其目的不是突出个人私利，而是突出人的同情，因为有了同情，才会有和谐。这也是苏格兰启蒙学者对于人的发展、对于经济、对于道德的一种基本的理解和诉求。甚至——这当中当然可以有辩论——经济从深层的意义而言，是与一个人的道德实践、社会的和谐有密切关系的，而不是为了社会创造财富，却使得社会秩序、社会凝聚力完全瓦解。

我们现在从经济学、从儒商的发展来看，在儒家传统里，孔子最突出的学生之一，当然是子贡，他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物，所以，子贡是整个儒商大传统当中的先行者。但孔子又强调“乐”，突出的人物是颜回，而颜回正好是没有财富的，福禄寿喜，从世俗的眼光看起来，他都没有，但他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所以，在孔子讨论“仁”时，颜回特别突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悖论。子贡为儒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毫无疑问，孔子心里很清楚，而子贡本人常常要与颜回相比。孔子曾经问他你和颜回相比如何？子贡说我不能跟他相比，因为他知道老师所看重的应该是颜回，所以子贡说自己是闻一知二，颜回是闻一知十。我相信这不是孔子想要得到的回应，他想要得到的回应应该是子贡体验到颜回如何身体力行地“行仁”，他可以三月不违仁，他可以不迁怒、不贰过，这都是行仁的价值。子贡基本上在这个框架当中寻找其人生意义，所以，创造财富对他来说，不是目的，是手段，是过程，是为了更高、更远、更长的价值。

在此意义上而言，孔子回应颜回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每一个人都有良知理性，他可以创造自己的人格，树立人格，开展大体之精神，而不是小体。——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外在条件的约束，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通过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自觉、自己的反省以及与他人的交流发展自我。因此，颜回虽然一无所有，虽然没有创造我们今天所谓的“财富”，他的价值是内在的，这个内在的价值经过肯定以后，所有其他的价值都可以与这个内在的价值配套。财富，毫无疑问关乎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社会的安定、每个人生活的富足，在此基础上再对人的教养进行进一步的发扬与培育，最后，才能够使每个人都充分地自我发展。

即使是一个完全没有财富的人，他也是有尊严的，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一个没有财富的人，能够追求财富，这也是价值。孔子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如果富贵是值得欲求的，我去追求就可以得到，那我就算去做比较卑贱的事情我都愿意。但“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假如不一定要去追求富强，而是追求自己的道，道与富强是没有矛盾冲突的，这其中有自主选择的灵活度。孔子本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要在政治上取得一席之地，能够有发言权，其目的不是为了政治权力，而是通过财富和政治的力量以发展人的基本价值。所以，既然颜回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那么任何人都能够克己复礼，能够恢复仁，实现“天下归仁”。不是说皇帝、领导者和有权有势者才有行仁的自由，“仁”是开放给所有人的。一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所有人自由的基础，一个人能够行仁是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行仁、社会能够成为仁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二、作为通德与公德的“仁”

仁是一种通德，各种德行都可以相通，如果用现代术语解读，这种通德即同情心、慈悲心、一种善心、善意，每个人都具有。而这个善心、善意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现在资本社会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观点，和财富是追求个人的利益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不同，认为只要从事企业，就应当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不然的话，我不从事企业，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要从事企业，要创造财富，就因为我有责任感，我有承担感。也就是说，通过我个人的努力，使我个人的发展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发展，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才使得人要创造财富。

毫无疑问，私利的追求、欲望的追求、甚至欲望的膨胀、物欲的开展是资本社会运转的重要因素。但这是一个诱因，这个因素不是经济的本质，这是经济之所以能够发挥极大的社会动力、社会力量的原因。即使韦伯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资本主义的精神和新教伦理的关系时，他也说得非常明确。从基督教整个教义的发展来讲，财富的积累是次要的，像一件外衣，是随时可以脱掉的，所以他就一直强调，当你的外衣脱不掉，外衣变成了铁笼，那基本上是资本的过度膨胀使得基督教原来最忠诚、最重要的价值被扭曲，甚至基本上被放弃了。所以，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妨碍一个人进天国的，一个富人进天国比一个骆驼要穿过一个针孔还要难。财富与精神信仰呈现出矛盾和张力，而原本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仁作为通德，要与义配合起来，不然义就变得非常苛刻。仁与礼要配合起来，不然礼就变成一种形式主义。如果智慧的智不与仁配合起来，智就会变成小聪明。如果信和诚不与仁配合起来，就会变成小信小义，不是大信大义。作为通德，同时所有其他的德行——孝悌忠信，都可以丰富仁的内容。所以，有勇不一定有仁，你可以有勇气，但你不一定有同情心。但有仁必有勇，假如你是一个儒家所谓的仁人，一定有大勇，而大勇不是简单地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己之私而显露出来的。

仁作为通德，能够为各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更高的条件，使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受到新的滋养。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仁绝对不是私德。梁启超说儒家讲的是私德，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公德，儒家讲的仁是从天地万物一体发展出来的，它不仅是公德，它是宇宙的价值，不仅是人身的价值，所以不要将它作为一种私德，不要将修身哲学当作一种私德，只要修身就有公共性，不要将个人的自我利益作为唯一的利益。仁是公德，不是私德，它是以天下为公的方式向外开拓。不向外开拓，只是以个人为主，绝对不能够行仁。

修齐治平，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乃至到人类族群，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认为它是线性的是最大的错误。我们开始先修身，身已经修好了，然后来齐家，家齐好了以后来治国，学而优则仕，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性别，有年龄，有辈分，还有各种其他的权利、义务和条件，所以在家庭里面，即使家里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如果不配合，只要有一个不适合当父亲或母亲，这个孩子就会出问题，这个家庭是不能和谐的。所以在齐家的立场上，修身为本的观念更强；到了国家，到了治理社会各方面，更是如此。所以，儒家有非常常识性的基本观念，这在今天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了。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一群人，他越有权，越有势，越能够掌握各种不同的资源和信息，他就越应该对这个社会——不仅是他接触的人，甚至是陌生人——负有更高的责任感。所以，在此基础上，个人向外的扩展，就是“公”，从个人到家庭是公，从家庭到社会是公，从社会到国家是公，从国家到天下是公，从天下到天地万物是公。儒家的修身哲学是以自我为中心逐渐扩展的，它扎根在我们的身体、家庭和社会中，所以，其根源性和所涌现出来的价值是互相配合的，它不是封闭的。如果只对自己熟悉的人有爱，对其他人没有爱，是对“仁”非常狭隘的理解。它必须要突破，要流动和发展，但突破的意思不是一种抽象的、普世的博爱，而是必须从自己开始，从自己最亲近的人慢慢向外拓展，所以这两方面应该是配合起来的。

三、文明对话中的“仁”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最近开了一个关于王阳明的学术会议，探讨关于良知理性、知行合一的问题。浙江大学的董平教授在一个观点上与我非常契合。我们都认为，良知首先是自己的良心，良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共性。一般而言，良知是天地良心，是我主动自觉的一种理解，有时候是别人看不到也听不见的，所谓“无声无嗅”。人人皆有良知。如果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是封闭的，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有对抗、冲突、矛盾，而是一种零和游戏，我所有的，就是你所无的。但良知理性开拓出共享的公共性，如果共享的公共性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我常提到的，我们会把自我当作一种封闭的主观主义。自我本身是一个开放、多元的、能够向整个宇宙吸纳各种不同资源的精神动力，所以良知理性越内在，越客观，就越通透。因此在儒家的学说中，仁的观念不是私德，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所有人都可以成仁、都能够参与到行仁之中，才可能塑造仁政。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仁”在政治上体现出来的价值。这种观念之所以在今天具有说服力，主要是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一个特质。可以说金融危机是由唯利是图导致的，以个人利益为全部主导，突破了所有底线，对于任何责任、任何信赖都一概不负责，只要我不犯法，或者犯法了但没有被抓到，就能够尽可能地扩大我的利润，钻空子，再加上现代科技的重大发展，使人可以在一秒之间成为亿万富豪。我可以赌博，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现在这种保守的、封闭的、个人私利为主的思潮弥漫天下。很多有才华、有智慧的人都走到这一条路上，用他最大的才华、最大的智慧来扩大最大的利润，不对任何人负责。

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法律、政治手段以及各种预防机制以外，还要看到危机的核心是心态问题、良心问题，是个人与其他人之间如何能够践行恕道观念的问题。从恕道的观念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欲，施于人”是有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味着去了解别人想要什么，而不是将我认为最好的强加于人。建立了对恕道这样一个消极原则的普遍认同之后，还必须要发展仁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面对21世纪以来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文明的冲突，各种不同的种族、族群、利益的冲突，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种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文明的对话，文明对话在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必须对话，不对话就死亡。但对话能否获得我们所要的结果？不一定。在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必须承认对话他者的存在，对话是尊重、是互相参照，如果不能实现宗教之间的和谐，我们就不可能形成这两个宗教对话之外的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举例来说，基督教与佛教进行对话，能够使基督教对佛教有新的了解，同时佛教对基督教也有新的了解，但基督徒不一定成为佛教徒，反之，佛教徒不一定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基点，或者不说基点，我们找到一个起步的地方，面对各种不同的传统和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既不走排斥的路线，又不走肤浅的、抽象的、包容的路线？我们不走原教旨主义的排斥路线，这一点大家都接受，但我们也可以不走以我们的传统来包容所有其他传统的路线，我们将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包容进来，发展我们自身的传统。但如果基督教、佛教、儒家甚至所有其他的传统都有这个意愿，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怎样成为命运共同体？建立共同接受的观念？对于现代社会所碰到的挑战能否达成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在我看来就是能否建构一种世界公民的基本意识。世界公民的意识和现在西方所提倡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法制、个人尊严、理性等——能否进行配套？在此前提之上，“仁”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举一个最具争议的例子，东西哲学之间或东西这两个世界之间、东亚和欧美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人权问题。现在看来，美国会退出，不再强调人权的问题，但德国会一直强调人权的重要性。这在我们的一般印象来看是对亚裔群体的不公平，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人权情况，设定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人权价值，这是不对的。从“仁”的角度考虑，能够为“人权”这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创造共识的条件。

人权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权宣言》(1948年)的第一句话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的精神互相对待”，这是人权的一个基本价值。根据人权宣言的起草者罗斯福夫人的日记，对于人权讨论最重要的贡献者居然是一位儒家学者张彭春。张彭春要将仁爱的“仁”字带入，但一直很难找到相应的名词，所以他最后决定用“良心”“良知”来代表，《人权宣言》中的“良心”二字是张彭春的一个重要贡献。所以，“仁”确实体现了仁爱，也就是说人的最基本的价值。

最后，“仁”在我看来可以与康德融通。康德主张将人当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在《孟子》里有各种不同的圣人，表现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我通过做一件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的事情就能得到天下、成为圣王，这种事情也是不能干的。一个寓言里也提到了，假如能为你创造一个圣殿，这个圣殿里可以使无数的人得到安宁，唯一的条件是要让一个3岁的孩子做血祭来建这个圣殿，你干不干？假如用一个无辜的人做圣殿，这个圣殿本身就受到污染了，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只要杀一个无辜的人，你内心最基本的良心就已经受到摧残了。有人认为，少数人受损害，90%的人能够获利，那这当然可以，但是这在儒家的基本原则看来是不允许的。

国际社会应该发扬仁爱精神，每个人应该从社会关系方面推己及人，每个人堂堂正正地做到诚信，绝对不做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的事，至少我们要学习利己而不损人。在此基础上，作为将来能够帮助别人的条件，从经济人变成文化人，推己及人，最后从文化人变成生态人，不仅关怀人，而且关怀地球。所以，在“仁”的思路下，一共有四个不可分割的策略：首先是个人的身心如何能够整合，能够调和；其次是个人和他者如何能够健康地互动，逐渐扩大社群的基础；第三，所有人都要为我们的家园，即地球，负有一定责任感，关爱地球是维持人类与地球之间持久的和谐；最后，人作为一种精神的诉求，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还要打通天的维度或者说信仰的维度。只有这样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天地群己”的框架得以建构，人类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和谐。

文章选自《船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