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360》第三十二集第2讲

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群书治要三六〇》第五十九句：

【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十八《吴志下》。纵观古往今来有功于社会国家、青史留名的人士，都积累了殊胜不凡的事迹。他们劳累身体、承受艰辛、勤奋思考，平常生活不荒废学业，遭遇穷困也不改变其志向。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天将要把重大的使命降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困穷之苦，让他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启发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和提升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但凡古今成大事者，贫困者十之八九，而富贵人士仅仅是十之一二。所以，古语有云：“风霜孤露之境，易生奇杰；醉生梦死之地，绝少英豪。”这也是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而演《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而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而赋《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写《国语》；孙膑双脚残废，被刖足，作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迁蜀，到了蜀地边远的地方，作出了《吕览》；韩非子被秦国囚禁而写出了《说难》《孤愤》。此外，像《诗经》三百篇，大都也是发愤所作。这些人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的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的，可以说数不胜数。譬如，夏桀王、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乃至后来的隋炀帝等，都是在富贵的生活中，经不起考验，过上了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国破家亡。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物才被称为大丈夫，譬如历史上的范仲淹、司马光等。别人都是看他们是如何教育儿女的，然后学习效仿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

        司马光说，他的父亲曾经当过郡幕的判官，凡是家里来宾客，都会设酒款待，但是他的父亲饮酒绝对有节制，有的时候是三巡，有的时候是五巡，最多不超过七巡。而酒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不是自己家特别酿造的；家里的水果干果是梨子、栗子、枣子、柿子等这些非常平常的东西；所吃的食物也就是干肉、肉酱、菜羹等非常简单的食物；所用的器皿，也都是用漆器或者瓷器做成的。当时的士大夫都崇尚节俭，所以他的父亲这样俭朴，也没有人非议。

       但是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奢侈之风开始盛行，所以司马光就非常感叹：现在的士大夫家不比从前，喝酒一定是喝用特别方法酿制的酒；果品都是从远方运来的珍贵奇味，吃的食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特别丰富；器皿都很精致，摆满了案头。主人常常要在请客前的几天内将一切打理好，然后才敢向客人发请柬。如果宴会准备得不丰盛，主人怕旁人会诽谤、嘲笑自己家太吝啬、太穷。所以，当时的人们互相攀比，兴起了奢靡之风。但是司马光因为受到父亲的感化，做得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加节俭。史书上记载，司马光在乡下的时候，经常聚集学生讲学，师生聚会的时候，饭菜都非常简单，比他的父亲有 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父亲饮酒是有节制的，而他连酒都不饮了。

       司马光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出先后，然后为他们讲解孝悌忠信的道理，娓娓不倦，学生没有不被感化的。还有几个老乡只是献上了普通的饭菜，也来请司马光讲学，司马光不以饭菜的好坏为意，为他们讲解《大学》中的章节，听讲的人都很高兴。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司马光每一次出门的时候，老百姓总是站立在两旁，敬如神明，非常恭敬。后来，司马光奉诏到朝廷做官，卫士见了他都举手加额行礼以表示恭敬。老百姓都拦在道上欢呼说：“司马公做宰相，我们才能过好日子。”天子任命司马光做宰相，当司马光经过青州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村民都围过来，踊跃庆贺。当时辽国听说司马光做了宰相，纷纷告诫说：“宋朝以司马光为宰相，不可于此时侵犯宋朝边界。”

        司马光过世的时候，皇帝为他“减膳撤乐，辍朝三日”，减少美食，撤去音乐，三天都没有上朝，以示哀悼。京城的民众罢市哭泣，祭奠他就像祭奠父母一样。四面八方来了几万人参加葬礼，香箔、纸钱都卖光了。可见，一位有气节、德行，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付出的人，老百姓对他的回报自然也很恭敬、丰厚，而且这种恭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这些贤者为什么能够做到“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第一个原因就是慈悲心使然，是不忍百姓苦，不忍圣教衰。贤者不忍心看到百姓因为不明理而生活得非常痛苦；也不忍看着圣教没有人宣讲而衰落下去，所以才不敢懈怠，不改易自己的志向。

       《群书治要》中记载着季文子的故事。季文子作鲁国的宰相，要求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有一位仲孙大夫看了之后劝他说：“你是鲁国的上卿，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别人会认为你吝啬，而且会使国家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的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还穿粗衣、吃蔬菜，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是靠高尚的道德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是靠妾和马为国增光的。所谓的德，是既能使我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所以才能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尽情奢侈，沉迷于五欲六尘的享乐，不能反躬自省，怎么能够守卫国家？”这位仲孙大夫听了之后很惭愧地退了出去。由此可见，季文子之所以能够节俭，是因为看到老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如果自己过得很奢侈，于心不忍，所以这是慈悲心使然。

       第二个原因就是贤者在道理上看得透彻明白。儒释道三家都把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透彻的人分别称为圣贤、佛菩萨、真人。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用儒家的话来讲，这个“孝”字代表的是一体的观念，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假如有代沟、有对立，这个一体的观念就不存在了。儒家从纵向讲对父母要孝，从横向讲兄弟之间要友悌，又把这种友悌之心推而广之，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甚至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以，这一个“孝”字所代表的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一体”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正是因为贤者明了自己与他人、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所以就懂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贤者明了这一真相，就能做到“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就知道不能懈怠，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就能做到爱人如己，甚至爱人超过爱自己。

       当贤者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时，他就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的享受。因为如果要享乐人生，往往就会蒙蔽自己的明德，灵性就很难提升，这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颜回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的行持说明，一个人的幸福喜悦与物质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明德开发的程度有关系。古人说“禅悦为食，法喜充满”，能够人能体会到这种法喜，那么世间的享乐对他就失去吸引力。这些是能够做到“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的真正原因。

 

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

《群书治要三六〇》第六十句：

【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

       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贤者作为臣子，不以奉承和花言巧语使君主的圣德受到损害，不为讨人高兴而曲意迎合大众，不损坏公义来顺从私欲，不扰乱法纪而畏惧强暴。他们的明智能够辨别奸邪，他们的行为符合道义，从不结党营私。

       这样的例子在《群书治要》中有很多。《春秋左传》中记载，鲁襄公三年，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典梁搞乱了军阵行列，因而当时的司马魏绛处死了扬干的车夫。晋悼公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气，对羊舌赤说：“会集诸侯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扬干的车夫却被杀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屈辱吗？一定要杀掉魏绛，不得有误。”羊舌赤听了之后回答道：“魏绛对君王没有二心，事奉君王不避危难，如果他真的有罪过，也不会逃避惩罚，他会自动前来供述，何必劳烦君王发令？”果不其然，羊舌赤话音刚落，魏绛就自己来请罪了。他递给晋悼公的侍臣一份奏章之后，就准备拔剑自刎，结果被人劝止了。

       晋悼公开始阅读魏绛的奏章，奏章中写道：“日前君王缺乏使臣，派我担任司马。我听说军人以服从为勇武，宁死也不触犯军纪，才算得上戒慎。君王会集诸侯，臣敢不戒慎吗？君王的军队不威武，执事的人员不戒慎，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臣下唯恐犯不武、不敬的死罪，并累及扬干，罪责难逃。臣下未能严加训导，还动用了斧钺大刑，处死了扬干的车夫。臣下的罪过重大，岂敢不听任惩处而使君王生气？因此请求回来死于司寇的衙前。”晋悼公读完了奏章，光着脚跑出来说：“寡人的话，是出于兄弟之爱；您的诛戮，是出于执行军法。寡人有弟弟未能训导，致使其触犯了军令，这是寡人的过错。请您不要再加重寡人的过错了。”晋悼公很明智，能够明辨善恶。于是，他派魏绛返回边防阵地，并且任命魏绛为新军副帅。

      《孙卿子》（孙卿子就是荀子）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而这个命令执行下去对国君确实是有利的，这叫顺。如果不是真正对君主有利的事，臣子也服从，那就不叫顺了。“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遵从君主的命令，实际上对君主并没有真实的利益，这叫谄媚。“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违抗了君主的命令，但是这样做是对君主有利的，这叫忠。所以，古人说的忠臣大都是能够犯颜直谏的人。对于君主的命令，忠臣并没有一味地顺从，而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敢于违逆。因为君主的命令是错的，还一味顺从君主，并不能给君主和国家带来利益。“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如果违逆了君主的命令，而做的事也不利于君主，这叫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不考虑、不担心君主的荣辱，也不考虑国家的善恶、风气如何，一味地投合大众，或者投合君主，苟且容身，为了保持自己的俸禄，豢养宾客，和很多人都结交，这样的人叫作国贼。所以，臣子、被领导者要经常反思自己平常的所作所为，到底是顺，是谄，是忠，还是篡？当然千万不要做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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