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余典典澈 · 主播丨涂山
上学期间，我的一个朋友去台湾当交换生，一次有意思的发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有一次一时兴起，在台湾7-11便利店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了一张诚品书店主办的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课程的讲座门票，大约人民币90块左右。
入座后他发现这是连续性的课堂式讲座，听众听完全部讲座要花费几百到一千元不等的费用。讲课者可能是大学教师或者某个领域著名的文化学者。
课程本身倒没引起他的兴趣，但在能容纳两三百人的讲厅里面，聆听者的年龄跨度之大、人数之众让他震惊——有上到五六十岁的花白老人，有下到跟他一般大小的同龄人。他们上课的专注、与讲者的互动性，以及对知识的敬畏、对某些东西的追求和渴望让人感动。
试想，当需要花费一定数额的金钱去做知识消费，听的是一种与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的课程，而且短期来看，对你现在的生活起不了多大改变，那么请问，你在有经济能力支付的前提下，是否会在这方面选择消费？
而且，消费的不仅是你的金钱，消磨的还有你的时间。台北有大量的此类活动，不限于民间与政府、社会与学校、消费与无偿、业余与专业。
与花真金白银来买作品相比，我们更应该在表层的艺术获取和消费层面下注重对深层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提高，显然，这样的收获来得更加安全妥当和可持续。
对于普通大众的艺术普及、美育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依靠大量、长期、优良的艺术展览或者讲座等活动来有效维系。面对资讯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中国当代社会，我国高等艺术院校在文化振兴背景下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各类公共人文艺术机构也在公众文化需求中应运而生。
八大美院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2018年在其本科毕业展中提出了“毕业展走向公众”，并联合社会力量成立重庆艺术大市场，以连接学院与社会、艺术与生活，使似乎太过象牙塔的学院艺术与社会民众进行有效对接，改善以往的民众获取资讯滞后、艺术资源无法在公民社会发挥最大化效力的弊端。
近年来，私人美术馆的崛起速度也让人瞩目，作为民间收藏的风向标，其对艺术市场的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而民间的美术馆直接让艺术面向公众，既有利于艺术家与市场的良好互动，也能拉进市场资金投入。
促进艺术市场的发展，也使艺术活动数量有限、宣传力度不够等因素所导致民众参与度低和参与意识薄弱得到改善和加强，美术馆受到年轻人追捧，成为朋友圈网红打卡圣地。
同时知识消费类型逐渐多样化，不同于线下模式，线上文化消费也日趋活跃，知识消费成为新宠，引领时尚。文化在公民社会的需求比重的增长，也可以客观反映社会需求和文化供应之间的平衡与否和指引未来发展方向。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认为：在现代社会之前的叙事多半强调外部事件和行动，但到了现代的绘画、电影和诗，强调的常常是感受与感觉。
体验是种主观感受，而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体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
面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在艺术表现上尤为突出且不可忽略，当杜尚的小便池放入美术馆并宣布艺术完成的那一刻，当博伊斯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便回到每个个体本身，表现在个体感受上。
在台湾文博会的展览上，很多文创产品以及生活用品有着对生活的设计、人文的关怀。正如好的设计不是设计事物的本身，而是设计生活，文博会的很多东西让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关照、一种欣赏、一种赞美、一种享受和一种思考，是从人本体出发的一种创造,它注重人的身体和情感的愉悦，要求生活美感与质量。
有需求才有供求。事实上，不管是文创商品还是艺术作品，不仅对制造者有要求，也对社会大众也有要求，它需要共同参与，相互呼应，当民众整体人文素养和审美意识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形成需求和消费力量，产品与作品才会有空间，市场才更蓬勃。
大众的需求是基础，创造是上层建筑，美术发展离不开大众，大众审美离不开人文素养。
余英时说我们的人文一塌涂，也许过于极端，但不可否认我们人文已掉入谷底。在提倡技术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进步、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人文学科不那么被重视，而现在一直被反复提倡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但本质它也是人的创新，是拥有一套新思维模式的人进行的创新。我怀疑如果只有所谓的技术而没有转换思维模式的创新，能否称为真正的创新。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面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和纷繁复杂的环境，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高精尖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极大物质丰富下的物欲满足，正如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中台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其实也是见自己、见天地、再回眺自己的一个过程。
三人成众，芸芸众生中，最后面对的不过一个自己。艺术寄予生活之中，汲取生活的精华获取灵感，而人成为起点，也必将是终点！
当艺术审美真正渗透日常生活，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文素养已经深入普罗大众，何愁美术教育发展？当艺术成为生活常态，何愁城市的固有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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