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小甘菊 · 主播丨涂山
在老年人印象中，医生可做大夫、老师，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医生十分敬重，因为老年人知识匮乏，无法对病情做出判断。而年轻人注重个人的选择自由，有获取知识的途径，在追求个性和张扬的时候，试图与医生形成对等地位。
这种现象源于医生在医疗决定中的决定度下降，几十年前，医生与患者之间属于绝对命令和服从关系，面对疾病，一切选择由医生决定，病人只有服从和配合。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伦理学家为病人发声，要求医生给予病人关怀并且授予其权利。因此医患关系由以医生为中心变成维护病人权益、以病人为中心。
随着信息便利，国家文化相互交流，这种外国人尊崇的新临床理念逐渐感染中国人，使易被同化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老一辈的人还延续以往的传统。
新理念的起始看似良好，分担医生承受的风险的同时提升病人在治疗时的参与度，直到目前医学教育事业着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新生医生潜意识降低角色主动权，逐渐，医生在医疗决定中开始处于被动状态。
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助理教授Curlin博士表示：
我们的医生逐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畏惧自己做出的决定损伤病人利益，越过自己的管辖范围，或者有悖伦理。于是尽管医生确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征求病人的意愿后，不得不作出修改，而这些修改对于病人来说，显然大多数是不利的。
有些医生较为灵活，会以合适的说话方式告知病人利弊，但长时间被自主权利熏陶的病人总以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威胁，例如Curlin博士说：
病人觉得受到了操纵，于是选择结束对话，并且他们没有任何决定。
有病人参与的治疗方案本身就很难做到完善，加之病人的畏惧迫使他们既不支持医生，又迟迟不做出决定，导致治疗效果变差，医疗工作难以进行，而医生的无奈又反馈到病人眼中，于是，造成医生形象大大跌落。
与其他职业不一样，医生的工作性质一半在科学，一半在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决定工作质量，所以，一个医生是否能将病人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变成评判他是否优秀的标准。
Bill Sullivan在《工作与诚信：美国职业医生的危机与展望》一书中指出，让每个医生自己做好自己的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践行医学对社会的责任十分重要。社会的形成需要其成员拥有一致的社会观，共同以大众利益为主要目的进行发展，医生也不例外。
科学的衍生与发展本就为人而生，医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自当服务于人。一个拥有高超技艺的医生如果没有公民意识，即使拥有探究科学的精神，他最多算是一名狂热的科学人士，而不能算做医生。
这里的刻苦钻研也可以比作科学的一部分，既有对疾病钻研的成分，也有对病人护理的质量。对于前者，钻研疾病的发生和转归是每一名医学生成为医生所必经的道路，由国家制定的硬性条件可以帮助大众进行良好的筛选，因此大多数合格的医生在此方面做到位了。
对于后者，这种科学的钻研方式无法体现在卷面上，因此成为难以把控的因素。Jerome在其书籍《医生怎样想》中表示：医生犯错，大多归咎于他们的认知。
医生是一种不确定的职业，前一秒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后一秒可能因为误诊而声名扫地，这种不确定性时刻充斥在这个职业中，这也是为何教育界着重要求医生必须拥有科学精神。践行科学精神也许让他们少一点知识性的错误，但缺乏人文精神，使医生容易因忽略病人要求和感受造成误诊。
古医有望闻问切，而现代西医在快速流通的病人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病人疾病掌握度不大，有时仅凭经验断论，因此造成误诊。于是我们便要求医生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知识，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还需要有关爱病人生命健康，疾病发展的人文精神。要求他们常在手术前说：“这个病人身体还有什么不适，我们需要再询问。”
所以，当一个医生真正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效融合，并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的失误会减少很多，在病人中间所获得的信任也越大。当意识到这一点，医患关系便能得到缓解，医生也就是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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