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微科盟茗溪，编辑：微科盟木木夕、江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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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各地的许多卫生专家必须继续关注由SARS-CoV-2引起的病毒大流行，但类似的病毒和微生物，如细菌，可能会创造下一个全球杀手。专家们讨论了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冬季肆虐，全球确诊病例超过9200万例，死亡人数接近200万。甚至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去考虑是否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等待着人类对疾病脆弱性的下一个突破口。但这正是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必须考虑的，以防止或减少其他潜在的大流行原因的影响。而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思考应该刻不容缓，或者已在进行当中。
论文ID
DOI号：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264-2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1-01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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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新奇甚至无法想象的疾病给一些人带来了最大的恐惧，但一些专家认为有很多已知的疾病类型更需要担心，具有非常高的危险性。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高级学者、流行病预防专家Amesh Adalja说：“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我们已经确定的那些威胁。”针对全球最大威胁是什么的问题，Adalja选择了流感病毒，并指出它能够引起大流行是基于其遗传结构，而出现具有高效人际传播能力的新菌株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所证明。
根据曾经的一份致命流感爆发的名单，我们可以知道，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约5000万人死亡，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且在1957-195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亡，其中包含了其他因素致死的人数。由此可推断，流感并不是已知的唯一威胁。
在SARS-CoV-2疫情继续肆虐全球许多地区的情况下，其他冠状病毒家族成员也不容忽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列出了7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只占数百种冠状病毒的一小部分。Adalja说，尽管MERS和SARS这2种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综合征并没有在人类中非常有效地传播，但今年的事件表明，必须比过去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一病毒家族。例如，MERS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约35%的感染者死亡，这使其比COVID-19致命得多。
2018年，Adalja写道：“人类面临的最可能自然发生的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级别威胁来自一种呼吸系统感染的RNA病毒，因此这类微生物应该是优先防范的对象。”该观点已得到了广泛认同，因为SARS-CoV-2就是这样一种病毒。“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有效传播的呼吸道病毒，无论它是否来自流感或冠状病毒家族，都不应该忽视其潜在的大流行潜力，因为它们都有这些相似的特征——传播效率高。”
除了防范冠状病毒外，公共卫生专家还必须防范其他已知的微生物威胁，如抗菌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resistant, AMR ）细菌。即使是现在，这些微生物每年在全世界造成大约70万人死亡，而耐多药结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占其中的三分之一。专家们已经预测未来与抗菌素耐药性相关的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这一数字，联合国抗菌素耐药性机构协调小组（the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Group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警告称，到2050年，耐药疾病每年可能导致1000万人死亡。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Duk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edical School）新发传染病项目的教授Linfa Wang说：“抗生素耐药性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进行系统和有针对性的监测和监测，这将提供一些早期预警。”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AMR细菌的潜在危险，但很少有制药商关注这一日益增长的风险。“常见的细菌感染会继续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制药公司的抗生素投资组合很少有新的发展”，非洲科学院的COVID-19主席和非洲大挑战项目经理Moses Alobo说，“因此，我们的医院存在着来自AMR物种的威胁。”
从非人类物种转移到人类的传染性病原体，甚至冠状病毒以外的病原体，似乎也越来越危险。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的药物微生物学教授Iruka Okeke说，“随着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长，并向新的领域和生态位扩展，有数百万种动物病毒越来越有可能转移到人类身上。然而，到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因现有的病原体威胁而生病或死亡。”许多现有的人畜共患病威胁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例如，Alobo指出，病毒性出血热如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和黄热病将具有潜在危险。其中一些感染远比感染SARS-CoV-2致命。平均而言，埃博拉病毒会导致大约一半的感染者死亡，但一些疫情会导致90%的感染者死亡。这与马尔堡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同。
跟踪人畜共患疾病也带来了一个问题。Wang说，“对于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疾病，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和负担得起的监测系统，所以应对措施总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而且，有很多东西需要监控。十多年前，科学家报告称，超过70%的新病原体来自动物。所以，要领先于这些潜在的威胁是很困难的。
在许多方面，医疗系统仍将对致命感染做出反应。例如，非洲科学院的高级顾问Kevin Marsh说，“由于这种危险的性质，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威胁的时间或病原体，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还会有新的威胁。我们应对的关键是积极监测，并建立快速识别和应对新疫情的机制。因此，一个先进的监测系统甚至可以防止另一种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地传播。”Alobo说：“世界需要建立合适的微生物监测网络来监测区域内感染的发展情况，至少保证有一个病原体遗传监测小组来负责。同时，我们还需要早期预警系统。” 也许预警系统会有所帮助。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卫生保健系统并不能在疫情爆发后才作出反应。
同样，公众对COVID-19的反应使专家感到不可思议。一年前，Okeke认为微生物威胁的最大挑战将来自于检测和开发疫苗。但亲身体验到公众对COVID-19的反应后，她表示最大的挑战将是说服人们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类免受威胁。Okeke说：“尽管在检测SARS-CoV-2方面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并开发了几种有效的疫苗，但在大多数国家，让人们呆在家里或戴口罩以避免传播是不可能的。当让他们在不度假和对他人的生命造成致命威胁之间做出选择时，很多人选择了后者，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还会这么做。”因此，准备工作超越了科学，深入到世界各地的社会。
弄清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多种形式的研究。例如，Okeke说，“我希望看到一些政治、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这样公共卫生部门就能更好地了解如何说服人们在流行病期间做出拯救生命的决定。改善政策决定的必要性并不仅限于公民或医院。”正如Wang讨论的那样，在实时准确地报告异常病例的背景下以及一个尽可能远离地缘政治的统一的大流行防范国际体系下，真正的区别将来自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改变。与此同时，更多的基础科学应该被重视。Okeke建议对传染病生物学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疫苗开发，因为这类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预测下一个重大威胁和其最有可能的来源，甚至可以比新冠病毒更快的阻止疫情发展。
公共卫生专家知道，人们总是关注着严重的传染病问题，而不是全球卫生领域的最大灾难，例如1918年的流感和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尽可能多的投资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会产生许多好处。Okeke说，“除了避免下一次公共卫生灾难之外，这也将使我们有可能解决困扰我们几个世纪的地方性威胁，如果不能协调地推动发现和行动，继续这样做将变成一个大趋势。”世界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微生物的威胁，但研究与技术相结合却可以大大降低疾病失控的几率。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尽可能领先于这些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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