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的华沙战役，红军遭遇到惨败。西方面军被击退了200-300公里。西南方面军被击退100-200公里。西方面军的四个集团军有三个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南方面军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也在扎莫希奇地域陷入重围。
惨败的原因，各方面的历史学家分析的观点基本一致。首先，西方面军前出太远，远离补给基地，补给线漫长脆弱，导致粮弹不足；其次，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不论是西方面军还是西南方面军，士兵伤亡过大，疲惫不堪，战斗力急剧下降；其三，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缺乏互相协调，导致两个战略方向没有形成完整战线，出现了宽约300公里的“卢布林缺口”。在关键时刻，让毕苏斯基得以从容部署兵力，发动反攻。而机动能力很强的第一骑兵集团军，竟然在利沃夫城下逡巡不进，迟迟不去增援西方面军，最后自己也被击破。
在这些无可置疑的观点之下，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为什么第一骑兵集团军迟迟不愿北上，去增援西方面军？
历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很纠结。有很多人试图从自己的角度给予解读。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就认为，第一骑兵集团军没有北上的原因，不在于布琼尼，而在于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叶戈罗夫等四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要么过于自信，要么过于摇摆，对战略全局无法达成共识，如刘伯承元帅所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因为争执和推诿，使部队调动和协调出现问题而失败。而我国社科院某位以研究苏联著称的历史学家，则坚持认为斯大林、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因为无法参加夺取华沙的战役，对图哈切夫斯基充满了憎恨和嫉妒——出于私仇，出于权欲，他们坚持不去北上增援，终于导致自己也赔了夫人折了兵。
究竟谁的观点更加正确呢？
先看双边态势。8月13日这一天，西方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对华沙从西北到东部构成半包围的态势。华沙的西北是第四集团军（司令员舒瓦耶夫）。该集团军下辖的第三骑兵军已经切断但泽到华沙的铁路，准备从西北沿维斯瓦河南下，袭击华沙的侧背。华沙北部是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克），东北部是第三集团军（司令员拉扎列维奇），东南部是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员索洛加布）。第十六集团军的东南是莫吉尔集群。这个集群的防线勉强可以影响到卢布林北部，再往南就没有任何兵力了，因此在卢布林与利沃夫之间有一个可怕的200公里宽的缺口。如果把莫吉尔集群因兵力不足而漏得像张破网一样的防线算上的话，“卢布林缺口”宽度足足达到300公里。
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都看到了这条缺口。但是至少在8月8日之前，他们相信波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需要西南方面军，单靠西方面军就可以拿下华沙。西方面军军事委员斯米尔加认为，红军的战斗人员是波军的两到三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红军已经疲乏之极，补给极度缺乏。他只是觉得，如果就此停止进攻，让波军得到喘息并得到补充和重新部署，将会使他永远失去夺取华沙的机会。这位27岁的红色拿破仑如此渴望胜利，以至于不惜将他手中所有部队拿出来作为赌注。
在北高加索前线突破马尼齐河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也曾经完全不顾自己侧翼，利用突击集群袭击敌人侧翼，只要比对手更快地掐住敌人的七寸，自己受点损失不足为奇。那场战役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邓尼金白军夺回了重要城市罗斯托夫。只是因为布琼尼在马尼齐河南岸的出色奔袭，最后才迫使邓尼金后方不保，被迫撤军。在华沙城下，他打算重复这一做法：宁可侧翼不保，冒着被包围的危险，也要在华沙西北部和北部取得突破。
加米涅夫对于图哈切夫斯基能否拿下华沙，至少在8月初毫不怀疑。正是如此，加米涅夫同意叶戈罗夫和布琼尼，在夺取罗夫诺之后先不北上与西方面军会师，而是让第一骑兵集团军朝西南方向进攻。两个方面军一个往西北，一个往西南，“卢布林缺口”变得越来越宽。另外，因为对于红军拿下华沙信心爆棚，在第一骑兵集团军进攻利沃夫之前，加米涅夫甚至批准了叶戈罗夫的请求，将转隶布琼尼指挥的普里马科夫的第八骑兵师调走，派往克里米亚前线，使红色骑兵实力受到削弱。等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发现西方面军在被波军吊打，根本无力反击遑论拿下华沙时，他们急急忙忙地将第一骑兵集团军从利沃夫城下北调。不料西方面军兵败如山倒，红色骑兵还没来得及赶到卢布林，西方面军便一路绝尘跑向东，跑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波军得以腾出手来，集中所有兵力对付布琼尼。
这大概是整个事情的简单经过。当然里面还隐藏了致命的细节，为后来图哈切夫斯基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毫无疑问，在8月14日波军反攻之前，没有人会预料到风雨飘摇的波兰政权还有足够的实力动员、补充、训练、部署这么多顽强作战的部队，甚至连支持波兰的协约国都没有预料到。在华沙前线陷入最危急的8月13日，除了英国、意大利和梵蒂冈等几个少数驻波兰外交使团外，所有国家的外交使团全部撤离华沙。一部分波兰政党领导人甚至考虑将政府从华沙迁到波兹南。但是在刚刚结束的7月，毕苏斯基已经使用各种手段获得了议会授权，拥有最大的权力以组织和调动波军作战，并且组织了强大的预备突击集群。关于这一切准备工作，当时英法派往华沙的军事代表团毫不知情。被派往波军总参谋部当顾问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二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等到波军华沙战役差不多胜利结束了才了解战斗的具体进程。因为毕苏斯基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不依赖于西方的独立性，英法后来确实不太喜欢这位波兰领导人。
华沙战役初期，战场兵力是15.6万波军对阵图哈切夫斯基名义上的11.6万红军——按照我国某位苏联史学家的说法，此时因为战斗减员，西方面军只剩下了4.5万人——波军具有人数优势。毕苏斯基并没有马上利用“卢布林缺口”反攻，因为部队的重新部署会导致华沙城防线不稳，容易被击破。谨慎起见，他没有对防线进行大的调整，只是将自己的预备突击集群，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集结在“卢布林缺口”北端，准备进攻图哈切夫斯基的左侧翼。因为“卢布林缺口”的存在，预备突击集群、第三和第四集团军最软弱的侧背距离红军西南方面军足足有120-180公里远。而且这样的安全距离保持了整整十天，波军的生力军因此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
毕苏斯基的反击是一个“黑虎掏心”，从西方面军的最中间部分开始。8月14日的战斗，其实还不是首先从波军发动进攻，当时反攻的波军还未来得及集结完毕。这一天，红军第十六集团军攻占了距离华沙市仅有20公里的拉济明小镇。波兰北方面军司令哈勒尔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背后就是维斯瓦河，华沙市区紧靠维斯瓦河西岸，波兰人没法再后退了。当天，哈勒尔将手上的所有部队用于向拉济明发动反攻。双方刀光剑影地打到8月15日，波兰人发现对面的红军没有获得任何增援，判断敌人已无后备力量，而此刻波军的后备部队却已经基本集结完毕，波军立刻将其投入作战，不但夺回了拉济明，而且迫使红军后退。后退很快就变成溃散。华沙东部最直接的威胁解除了。
华沙城内的波军。华沙战役当中，毕苏斯基调集了大量的预备队、补充兵员和后勤物资。波兰反击的力量是如此强劲，红军和西方国家都没有预料到。
在北部，西科尔斯基将军（后任波军总司令、波兰政府总理、二战期间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的波兰第五集团军同时承受着红军第四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进攻压力。8月14日，鉴于拉济明的局势极其危险，为减轻红军进攻压力，西科尔斯基不顾补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便孤注一掷，同时向三个红军集团军发动反击。当日，波军第203枪骑兵团突破红军第四集团军的防线袭击了集团军司令部，司令员舒瓦耶夫战斗中负伤，由谢尔盖耶夫接替指挥。战斗中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一部电台损坏。波军掌握了另外一部红军电台的频率，便在这一频段上不间断地用波兰语和拉丁语发送《圣经·创世纪》，阻塞了集团军司令部与其余部队的联系，使各支部队失去指挥陷入混乱当中。
在南部，8月15日波兰预备突击集群和第三集团军在毕苏斯基的亲自指挥下向红军莫吉尔集群发动反攻。在一天之内，莫吉尔集群就被击溃。西方面军左翼完全暴露在波军进攻之下。
波兰军队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向北进攻，切断了红军第十六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的退路。这样，在五天内形势彻底逆转。红军一个战斗集群被击溃，三个集团军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第三集团军撤退迅速，基本保全了建制撤至布格河以东。
唯一没有被包围的那一面，背面是德国东普鲁士。退入东普鲁士的结局是被德军缴械、监禁。
8月8日，波军尚未发动反攻前，加米涅夫意识到西方面军的战线出现问题。当天他致电警告图哈切夫斯基，认为波军在从布格河撤退时秩序良好，实力未受损失。而西方面军在自己的左翼实力不足，这样容易导致西方面军的左翼和后方暴露在波军打击之下。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没有足够的预备队进行调整了。而且，在波军反攻之后，红军脆弱的通讯系统受到严重影响，图哈切夫斯基失去了与许多部队的直接联系，以至于当莫吉尔集群被击溃，第十六集团军被包围时，其余部队仍旧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直到8月17日，盖亚·盖伊的第三骑兵军还保持着进攻态势。
但是在最高指挥部，指挥员们越来越意识到情况不妙，必须想法补救。8月11日，加米涅夫致电叶戈罗夫和斯大林，要求将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一骑兵集团军转隶西方面军，并立即北上以弥补“卢布林缺口”。如果此时第一骑兵集团军北上，以轻装奔袭，每天行军最大距离70公里计算，需要在三天时间才能赶到卢布林，即使这样，8月14日到达也犹未为晚。但是西南方面军以通讯延误为理由，拒不回复加米涅夫的电报。心急如焚的加米涅夫不得不在8月13日和8月14日两次电令叶戈罗夫和斯大林，要他们交出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一骑兵集团军。
西南方面军的通讯真的出现了延误？西方历史学家们，如艾伯特·西顿，倾向于相信斯大林和叶戈罗夫的解释，即红军的电报通讯出了问题。当时电报通讯采用的是接力式的传递。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电报，需要接力传到基辅，再传往彼此的司令部。在这期间可能会出现收不到电报或者译电延误的情况。另有历史学家认为，以斯大林的风格，如果接到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命令，会立刻提出抗议，不会以电报延误为由进行推脱，因而推测西南方面军的通讯确实出了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句，在1919年年底，波兰国防部下属的密码破译局已经能够通过红军的通讯联系初步判断敌人的动向。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密码破译局虽然没能完全破译红军的通讯，但破译能力进一步提高，对红军行动的精确了解程度也在提高。这是波军能够在华沙战胜红军的原因之一。这个密码破译局后来在二战爆发前夕破译了纳粹德国的恩尼格玛电报加密系统，为盟军破译纳粹德国电文、最后取得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言归正传，斯大林的风格还真如历史学家们所总结的那样，宁可直接抗议，也不搞“电报延误”这个小动作。8月14日加米涅夫的电报到来之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的两名，叶戈罗夫和别尔津在重重压力之下，还是在表示服从的回电上签名，这就说明加米涅夫的命令已经生效。拒不签名的斯大林第二天就被电召回莫斯科解释原因去了。
因此，可以认为，西南方面军虽然不愿意在进攻利沃夫的紧要关头放弃进攻，但是它的主要领导人还是服从了加米涅夫的命令。只要第一骑兵集团军最晚在8月16日前赶到卢布林，西方面军至少不会败得那么难看。
但是就有人不服从加米涅夫的命令。不用说，这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红色骑兵司令员谢苗·布琼尼同志。
加米涅夫和叶戈罗夫、斯大林之争仅限于共革军委和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在8月14日叶戈罗夫忍痛交出了第一骑兵集团军后，布琼尼才得到放弃进攻利沃夫、转向卢布林进攻的命令。他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因为他认为只需要两到三天就可以攻占利沃夫，到时候再北上不迟。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15日，8月17日和8月19日连续三次致电第一骑兵集团军，令其北上，遇到了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强烈反对。布琼尼质问图哈切夫斯基，他的电文缺少必要的西方面军其他军委委员的联署，合法性是否有问题？伏罗希洛夫甚至致电共革军委，质询做出放弃攻打利沃夫的意图。
利沃夫对于红军来说，确实太有吸引力了。它是有着至少八百年历史的城市，波兰属性很重。奥匈帝国占领时期，利沃夫是加利西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苏波战争时期的波军将领西科尔斯基、索森柯夫斯基以及毕苏斯基于1908年在这里创建了波兰独立运动组织。攻下它，对于红色骑兵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和布琼尼不愿放弃对利沃夫的进攻，确有严重的私心。他们根本不把华沙战役放在自己的战略视野之内，也不愿意承认现有的战略局面。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这里有大量的波军士兵据守。在后来，布琼尼为自己的抗命辩解说，如果放弃对利沃夫的进攻北上，那么容易被利沃夫的波军蹑踪而至，造成巨大的麻烦。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再说，红色骑兵在利沃夫城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胜利在望之际轻言放弃确实对士气有严重的负面影响。8月19日，红色骑兵打到距离利沃夫城只有三到五公里的地方时，第四骑兵师师长利图诺夫阵亡了。此人从顿河起兵开始就跟随布琼尼，是他最欣赏的一员爱将。利图诺夫的阵亡几乎立刻对整个红色骑兵的士气产生了巨大打击。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当中描述了士兵们听到利图诺夫阵亡消息之后的反应：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利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和文中的保尔差不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8月9日作为补充兵员加入第一骑兵集团军。8月19日，利图诺夫阵亡的当天，奥斯特洛夫斯基也负了重伤，被转移到了后方的野战医院。
所以，他的书中没有写到，在8月20日，在上级沉重的压力下，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满含着怎样的失望、愤怒和遗憾，服从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放弃了几乎就要到手的利沃夫，向西北180公里外的卢布林攻击前进。
而一切已经太晚。
波兰军队像是一片越来越大的乌云，悄无声息地盖在这支部队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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