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蒙医药防治传染病有效

《特色蒙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经验和研究》封面。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院长斯琴巴特尔等主编的《特色蒙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经验和研究》一书，于2021年9月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全面介绍了特色蒙医药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经验，尤其重点介绍了蒙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原则及传统用药，给蒙医药医务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以参考借鉴，同时也让广大农牧民了解传染病的危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流动人口增加，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进入21世纪，我国传染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有些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出现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等新型传染病，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相关宣传教育亦显现出严重不足。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早期发现和识别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及早发现和识别才能有效控制扩散和蔓延，遏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降低其带来的危害。

该书作者斯琴巴特尔认为，宣传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而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用蒙医药防治传染病方面的实用性科普著作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下，《特色蒙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经验和研究》一书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重大专项项目资助出版。在编写过程中，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及其他单位多名专家结合名老蒙医学家经验，参阅蒙医药古籍文献及现代文献资料，对30余种粘虫、疫毒引起的传染病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重点放在诊断要点、预防和治疗措施方面，力求具体、实用。此外，该书还对治疗肺系传染病的蒙药研究作了专题介绍，极具实用价值。

蒙医传染病学概念、任务及范围

蒙医传染病学是研究传染性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传播及其预防、诊治方法的学科。它的目的是通过阐明传染病的病因、传播条件、发展及演变，进行预防和诊治，以保障人类健康。

新中国成立以后，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迅速，民族医疗、卫生业的发展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消灭或控制了多种传染病。例如，天花等传染病基本已经被消灭，疟疾、布鲁氏菌病、伤寒、梅毒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使患病率、致死率显著下降。但因传染病的种类繁多，在短时间内完全控制其发生及传播是极为困难的。目前，不仅一些被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型传染病也不时暴发流行，这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故应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积极致力于传染病的防控方法及措施的研究与完善，有效预防、及时诊治，确保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蒙医传染病学发展简史

蒙医传染病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是蒙古族人民和医生们在长期防治传染病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为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同胞的健康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作出了贡献。蒙医传染病研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代医学家通过临床实践及研究，了解到传染病在病因、病理、临床表现等方面有共同特点，同时，其有自身独特规律。在不断累积临床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和诊治方法，形成了蒙医传染病学科。

蒙医传染病学科发展历程，可分为经验总结、经验理论化、理论系统化三个阶段。

12世纪以前，尚未发现关于蒙医传染病系统理论及诊治记录。但很早以前，蒙古族先民在和传染病斗争过程中，一直在观察传染病的起因、病理，并积累对传染病的预防、诊治经验。蒙古族人民生存的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等，常导致很多传染病的传播，特别是遇到自然灾害时瘟疫极易传播。根据历史记载，早在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45年现内蒙古和林县出现过瘟疫；东汉光武帝时期，公元46年有“匈奴地区连年旱蝗，草木尽枯，赤地千里，人畜疾疫伤者大半”的记载；唐朝时期，公元636年有现内蒙古巴林及察哈尔地区“瘟疫肆虐”等记录。古代蒙古族人民在与传染病斗争中对传染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并积累了以下简易防治方法。

保持环境卫生的习俗：灶灰、生活垃圾要扔到住宅东南方向几十米远的固定地点。男性和女性分别在住宅西南方和东南方如厕，忌讳在住宅西北方如厕，是因为北方地区风向多为西北风。

保持个人卫生的习俗：饭前和如厕后洗手，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专用的毛巾。出门则带着自用毛巾和碗筷、刀具等。

保持食品卫生的习俗：蒙古族在很早以前就有保持食品卫生的习俗。例如在对客人敬茶和食物的时候，忌讳用口气污染食物而用毛巾捂住口鼻。禁止跨越食品和碗筷，如果认为食物已被污染，则用火消毒等。

燃烧香料清洁住宅：燃烧檀香、云香、香、柏叶等香料，有清除异味、驱除蚊虫、清洁空气、提神醒脑等作用。

这些足以证明古代蒙古族对瘟病的传染性已经有初步的认识，并采取针对性预防的方法。

13世纪初到16世纪末期间，蒙医对传染病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对传染病预防、诊治经验更加丰富，虽然简易、朴素，但有了初步的理论指导。

20世纪中叶以来，蒙医温病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逻辑性强，发展成了独立的临床学科。该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普通热病和传染性热病两大方面。

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些地方流行瘟疫，蒙医医生和蒙药对防疫治疗、控制起了很大作用。实践证明，蒙医学对常见的多发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在2003年的非典防治中，蒙医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染病理论和药物，也成为该研究发展的总途径。如对肝病的临床研究，对手足口病的临床研究，对肠刺痛的临床试验研究，对清肝汤、红花清肝十三味丸、四味土木香散、清肝九味散等方剂的临床成果、药理、性能等研究，都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和寄生虫，对药物的耐药性正在上升，从而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蒙医防治传染病的理论和临床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蒙医学的传染病研究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需要继续挖掘，推动发展。

蒙古族自古以来都有隔离患者法，这些都在13世纪文献里有记载。那个年代对瘟疫和传染病的防治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对药物有了进一步认识和应用并有了组方。据历史记载，当时已识用牛黄。例如，《蒙古秘史》中记载：“布力格可汗、胡图格汗二人知晓'扎达’的用法。”后来明代所著的中医书中注解“扎达”为牛黄。牛黄有降热、解毒、镇静作用，至今也被用作降热，特别是降疫热、肝火的不可缺少的主要药材。草药方面有不少药被识用。当时大黄根部已被当作药材，并根据其降热及治希拉热、腑热的功效，大量用于治疗疫热。

16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随着蒙古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温病学与蒙医其他学科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有显著的提升，并吸收、借鉴了印度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的理念和经验。16世纪末期随着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兴起，《医经八支》《四部医典》等古印度医、藏医典籍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医的发展和理论系统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蒙医传染病学科不仅在发展中有了系统理论和疗法，更是在医疗典籍里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进一步了解到瘟热的传染性，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消毒、隔离等措施，根据病况使用内服、外戴、烟熏等制剂来预防，对天花采取鼻吸入方法来预防等。同时认识到了热病的内因是血和希拉（指人体吸收的热量），外缘为饮食、起居、气候因素。

将传染病病理发展过程分为未成熟热期、炽盛热期、热寒间期三个时期进行防治，提高了传染病急救和治疗水平。并且不仅掌握了传染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面的共同特点，而且掌握了独特表现和对症疗法，使治疗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蒙古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最终形成一门有着完善系统理论、丰富实践经验、较高医疗实用价值、逻辑性强的独立学科。（段国栋 席琳图雅）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