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条（短篇小说）

阿布杜艾尼．库尔班尼亚孜     著

达吾提．阿迪力              译

25过头了，我还没有结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在远离县城的山村工作。我要结婚就必须调回城里，所以一有时间就写出调动申请往局里发。一直写到第十九封的时候，学校的会计带回了我的申请书。

“小弟，用这种东西调到城里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局里的垃圾篓都是这种申请书….”会计把手里的申请书递给我，很快就离开了。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围在我身边唠叨起来：

“艾孜买提，山里是不是太凉了？怎么到现在还听不到好消息？”

“哪儿的话呀，艾孜买提这个人啊，是在黄沙开花的时候才结婚。”

“他这个人对老婆过敏”

起初，我听到这种刺耳的玩笑觉得十分讨厌，但到后来就不那么在乎了。回到家里，父母和其他长辈的提问也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话题。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天天回旋在身边的许多女孩子如今没有一个自愿来找我。偶尔见一次面她们就说：“怎么样？下山了？”弄得我哭笑不得。

是的，她们绝对不会愿意为我离家上山工作的，所以我只好听天由命，想在山村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女孩儿凑合着结婚，但是出外盯梢，吹口哨唱歌一点也没有结果。我还请求几个同事做媒人给我打听打听，但是那些被选中的女孩家人表示不同意，说：“城里人爱打扮，娘娘腔，狡猾，总有一天会甩掉女儿跑回城里…”。

最后，我只好向几年前在我们班里一起上过学的女孩儿求爱，可她们几个都毫无表示或一无所答。

该发第二十封申请的时候，我把以往的申请内容形式上稍微改动了一下就寄过去了，如果有什么领导来我校检查工作，我就灯蛾般的回旋在他们身边，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们的面孔。小猫般地靠近他们，不断给自己充气加油，问问情况，听到好话、安慰或许诺的时候暗自高兴。但是时间一长，这些好话也听得乏味、刺耳、难听。有的时候局里上来检查的人员还刻意来问我：“不想调回城里吗？你有什么要求吗？”等等。起初我好像遇到什么救命恩人似的高兴，整夜不合眼睛的招待他们，后来认为我这种无名小卒也干不成啥事，所以这也罢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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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下车出站就碰到了伊斯买提，他的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甩掉的，看到他刚刚炬过油的既干净又发亮的乌发，一身干净的白色衬衫，刚刚烫过的裤子，擦得亮晶晶的新皮鞋，我一下子楞呆了，也许是因为我头上的皮帽子，身上的棉衣，短筒靴子明显的和他形成了对比。

“哎，你这个山里人，难道就没有见过人吗？” 他在我肩上拍手道。

“我…”听到他的话我才觉醒过来。我们俩互相握手问安后，他把我拉到一个商店里面，商店里的家电、电器应有尽有。

“海日古丽，你先看着店，我和朋友去喝茶”他对店里的妻子说到，然后要我放下提包行李。

我虽然跟着他，但是我的心思都留在他的店里。瞧他那刚刚学会行走的儿子，化妆适当、分发香味的漂亮和气的妻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过像今天一样的痛苦。我和伊斯买提是同班同学，分配工作的时候也同样分配到山村工作，但是他在山村就待了一年半，现在他工作在城市里，一下班就开自己的商店，有妻子，有儿子。可是我除了两个茶杯、水壶、保温瓶、饭锅、两个被褥子、一张床、一张旧桌子、一些教科书外一无所有。在上学的时候伊斯买提十分羡慕我，可当时的羡慕如今不一定有。

吃了晚饭后，伊斯买提为我点了一首歌，我在醉梦中享受歌曲的魅力时，跟我同龄的甚至比我小得多的男男女女翩翩起舞，我一边喝酒一边环视了四周，确定像我这身穿着不会有人跟我跳舞。

“伊斯买提朋友，你是怎么调过来的？”我突然问道。

“你这个傻瓜，你倒是真成了山里人了，这种事情是要有办法的。”他讥讽我说。我向伊斯买提问来问去，还真掌握了一些秘诀。下一次进城的时候，根据伊斯买提的指示带了两只火鸡给县长，并且顺便递出了我的申请书。县长是个和气豪爽的人，我们俩一边喝茶一边谈天谈地，他在我的申请书的一角上弯弯曲曲的写上了几个字：

《教育局：

请将该同志马上调到城里学校工作。

                               阿西木．库尔班》

我告别出门的时候，他不顾我不愿意就塞给了我50元钱。我想：这是领导的好意，领导的好意是上天的恩赐，批条上的白纸黑字是我调回城里的路子，现在我的道路畅通无阻了。所以，我将批条拿在手上跑到了局长家里。

过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一年过去了，仍是没有回音，我生气地把局里的领导整夜整夜的责骂、诅咒到天亮，还想向县长告状。但是又想到县长总有一天要升走的，我还落在局长手里，所以我就只好冷却下来。

我爸爸、爷爷都到县长那里同样得到了我的调动批条，结果也是同样没有任何答复。《局长的权力不可能比县长大吧？》我在问自己。县长倒是非常贴近老百姓的好人，难道他手下的人就……

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可是忍不下去了，就跟局长说：

“县长都批了，可是到现在，您……”

“是啊，县长就是要批条子，可事情要我们办呀”局长说。

听到此话，我又放弃了调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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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爷爷的病情严重，我们一家人都集中在一起。

“兄弟，您还在岩克尔（山坡）工作吗？”突然有人问道。

“是的，已经六年了。”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早知道我就给你想办法的”

我十分惊奇，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远亲。那天晚上听说他是为县长开车的，亲戚们的眼光都从爷爷转移到我身上。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把那位亲戚请到家里宰羊做客，告别的时候他给了我许下了可靠的诺言。

过了两个星期，我父亲买了一块地毯去看望了那个开车的亲戚。他告诉我父亲最近没有机会跟县长谈及此事，并且提供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最近县长要举办孙子的割礼，第二条信息是：县长有两支笔，用蓝墨水的批条可办可不办，用红墨水的批条是绝不可能不办。我们一家人为这一事绞尽了脑汁，到底要送羔羊还是地毯？到底怎么送进去等问题上考虑了许多。最后，把银行存折、我的姓名、地址以及因为距离远未能参加割礼的歉意塞进信封里面邮寄过去了。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一张批条，那上面除了红墨水这唯一不同之外，信的内容跟上几次的没有任何区别。

“哎，艾孜买提，你的紧急电话。”校长沙哑的声音没有让我全部读完批条内容，我很不乐意的走进了办公室。

“你现在办好手续，明天一清早就到教育局报道。”校长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似的从头到脚看了一边。我看了校长，又看手中的批条惊呆了片刻，越看批条越觉得眼珠增大，感觉到几年以来阻拦我调动的所有障碍仿佛都一下子扔进了火焰中，那个县长也在火焰中燃烧。

 

译自新疆和田地区《新玉文艺》杂志2004年第二期

作者地址：新疆策勒县达玛勾乡中学

译者：新疆和田地区《新玉文艺》杂志编辑部编辑

刊登在《西部文学》2008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