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是个情感怪物。春果与张祥高小同班二年，日日接触，天天见面，一室上课。潜移默化中，春果知他是邻大队的初小生，考上高小的。初小有四个年级，大多农村初级小学都为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四个年级的学生，一同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没有学桌，只有“学凳”，学凳是自带的。高高矮矮，参差不齐，学生个头也是参差不齐，年龄差异不小。有的四年级学生已十四岁，有的一年级才六七岁。大家挤在一起，乱哄哄的，如一趟刚出栏的小鸭。上第一节课，老师要使出浑身解数，调整位置，一个年级坐在一起。一至四年级的语文算术，都是一个老师讲授，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四个年级挨次儿讲下去。轮到讲那个年级，其他三个年级，不得讲话。因为没有学桌，老师也不要求写作业，但布置自己看书自学。简陋而嘈杂的课堂教室，当然影响学习。特别是一二年级，年龄小，不懂事，每节课就那么十几分钟，半生不熟，完全是夹生饭，难以下咽，难以消化。到了三四年级似才还过魂来，回首过去的岁月，不知不觉二三年的学习时间倏忽已过。摔着个三四年级的书，仿佛真的使最可珍贵的风华少年，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春果从一年级走来，直到四年级，一年一阶梯式的爬升，是未留级的幸运儿。回首同学间留级的还不少，踏足踏地徘徊不前。后来上了高小，春果好像到了另个世界。教室虽是草苫土墙，毕竟高高大大的，有好几排，单五年级，六年级，就各有两个班，上下课的信号也很规范，校工总是准确无误地手拿摇铃，一边走一边摇，直到各班级上课走进课堂，下课走出教室。不像初小，没有铃，树上挂一铁板。到时敲它两下，或者哨子一吹，下课了事。春果上一年级时，还时兴老师临饭。临到那家，先一天告知，第二天一早，要将老师请到家里，吃早饭。有老师的到来，早饭总要恭维一些，除了白米粥，好些的人家，先一天用头盆发个酵，涨个饼。没有饼的，至少得弄个咸蛋掏掏，顺节令，炒个盐霜黄豆，或炒个蚕豆什么的。总之，老师临饭，好长时间才临一回，家家都会尽力而为。倒不是怕老师给学生穿小鞋，纯粹的是因为农民淳朴，大方。宁可吃点亏，不能怠慢客人，何况老师。老师是公办的，是公家的人，他不同于后来的代课、民办教师。户口都是城里定量的，粮食按计划供应，公家每月发工资给他。临饭，完全是全校老师、校长仅此一人，限于时间、房子，一人单独起伙，一天三顿有困难，所以，在学生中临饭，也是上边黙认的，说是临时举措，实质春果在读初小期间，一直临着。上面开口子，原则上要求老师要交钱和粮票的，老师虽然照规定办，到了那家，钱是一分不少，粮票也是足斤足两，可没有那家收老师钱粮的，农家的话：不就是一顿饭，多双筷子多个碗吗。谁还能在这上面发财？上了高小，情况大变。路远的学生，上学跑路，吃饭成了大问题。春果家到学校有七里路，一天二十八里路，风里雨里，雪里霜里，是碗瓦瓷刳不掉一步的。为了不影响学习，春果每天早上带饭。妈妈总是弄个小粥桶子，锅底捞起厚厚的粥，趁米还没有全部伸懒腰，就盛进粥桶里，为的是吃时熬饥些。不过有时也有用两个鸡蛋或两块饼当中饭的。实在困难，一块豆饼，水一湿，锅堂里一烧。到时啃啃。
同学张祥的家到学校，比春果还要远些。中午也是带饭的学生之一。都是来自农村，乡村僻壤之地。学校虽在农村，在不小的庄子上，住户集中，有街上商业下派的代销点，还有做豆腐，做大酵病的小作坊。穷极生智。张祥脑子活，知道把握时间，从家里一次带点黄豆和小麦，就能经常喝到奶样的豆浆和香味冲天的大酵饼。一年四季，对于高小生来说，最难熬的是冬季。可怜身上衣正单，肚内无食颤津津。家里带的饭粥，到了中午冰汤食冷，甚至有时上面还结有薄薄的冻。就只能学林海雪原中的人物，啃硬如铁的饭团。人真奇怪，艰难困厄的环境下，往往能爆发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教室里，四处漏风，本来就很冷，何况嗷嗷待哺，早上几碗稀粥，早已无影无踪，肚子唱起了空城计。饥饿不可抗拒，那冰块似的茶饭，吃起来如狼似虎。虽边吃边抖。但饭碗一撂，几个同学不分男女，在教室里炸麻油。炸麻油的游戏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靠墙站着，用力挤冲压对方，自己出力，对方也出力，以此来暖自己的身子。有老师家烧炭炉子，张祥嘴甜，跑去几句好话一说，在炉子上热一下。不过张祥每次总是带着春果，让她先来，有一次还悄悄地把一块不小的饼，塞进春果的粥桶里。待到春果发觉已迟，又不好退还给他，只能连粥带饼一起吃了，那顿饭，那块饼，对春果来说，还是心存感激的，少女的心，记下了这份情，什么也不说，如未发生一样。天不知，地不知，只有张祥、春果知。春果看得出，当时张祥的表情，既高兴舒坦，又好似完成了一件神秘圣洁的任务。多少年后，两人唠嗑，还提及此事。（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乔永星，江苏盐城人，1949年生于上海。1966年盐城中学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数载。性格开朗，爱好文学，经常写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具有较浓厚的地方乡土气息。自娱自乐之余，常与串场晚晴群友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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