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高指示
1964年2月23日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春节指示在内部传达以后,盐城中学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下,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课堂上提倡启发式,提问、板演多了,老师课堂上发小纸条的“突然袭击”少了。最大的改革是在代数、平面三角、解析几何试卷中均设置了附加题,卷面分也从满分100,变成了120分。我在高二下学期的代数期中考试中就考过120分。南京的南师附中教改力度更大。1965年下半年,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万恒德,专门进驻南师附中几个月,蹲点学习,并随时将经验反馈。转眼到了1966年4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各个班级都在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虽然我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无多少了解,但还是在橱窗里贴了不少大字报。不过大多数人只是应付而已,莘莘学子们仍处在波澜不惊的阶段,照旧以埋头复习功课为主。记得我当时写的大字报是批评校领导没有把学校的碎砖瓦收集、堆好,没有将大操场上的几块大石碑移走——此文与 “文革”绝无关系。 盐城中学原是一座大庙,后被烧毁,自然瓦砾遍地了。几块石碑是功德碑,刻的是诸多“廪膳生员”们的捐款。没多久,学校将我们高三年级分成文、理两大科,重新编班。原来的六个平行班被编成了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在理科二班。分班虽然比往年迟了些日子,高三的各位把关老师还是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地上起了复习迎考课。虽然不像现在高挂倒计时牌,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大家迟睡早起,但也进入了状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接受国家挑选。秩序如常: 到了下午第四节课,老师就让班干部带我们到操场进行体育活动。晚上9:30,扫地结束,立即关灯,让大家回宿舍就寝。唯一的感觉就是吃不饱,肚子早饿了,回宿舍后有人泡炒面,有人从茶瓶倒出自己“焖”出来的稀粥,9:50,一律上床。一场龙卷风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1966年3月3日夜,盐城北门闸一线刮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民房倒塌上千间,砸死砸伤了不少人。听说河里的小船被旋上了岸,洋河北岸磷肥厂的小锅炉被龙卷风从河北卷到了河南。街上有许多抬担架的人,棺材铺的生意也兴隆起来,县医院(今三院)人满为患,只好腾出部分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作简易病房。那时的学生家国情怀很浓烈,为国为民的觉悟很高,看到农民受灾,心如刀绞,许多学生到校长室去请求下乡救灾,那怕抬担架也行,我们急得不行,邵沛校长就是不批,闹得个别人在背后骂校长 “没良心”,这也成了邵校长后来挨批斗时的一大罪状——见死不救,铁石心肠。现在看来真是幼稚。原来,学校领导早已为我们作了安排。三月中旬,我们将进行一次教改的实验,全体高三毕业生全部去葛武公社学习董加耕,与当地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一个月,以便彻底地改造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这场龙卷风也是一场政治龙卷风的前奏曲。因为文革的滔天巨浪已从暗流涌动到即将汹涌澎湃,神州大地即将面临一场浩劫。我不相信宿命,但以后的政治龙卷风确实改变了千百万大中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命运,国家从此陷入了动乱的深渊,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数学生如同浪花中的一滴水也被搅得跌宕起伏,忽而波峰忽而浪谷,最后终于跌入了谷底。
龙卷风过去后不久,三月中旬旬初的一天,清晨六点多,我们高三年级的六个班级四百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每人背个大背包,一律步行(少数同学家里有自行车,但不准带)。高三(1)班的体育委员当旗手,扛着校旗走在最前面,双行纵列前进,沿着盐龙公路,宛如一条长龙缓缓蠕动。早饭时,每人发了两个大卷子,一个当早餐,一个当路粮,因为董伙在盐城县的西南角,靠近兴化的大邹,离盐城有七十多里地呢。出了盐城,过了龙冈,然后到了泾口,过了一条大河后,就进入了郭猛地界。这时腿也酸了,脚也疼了,肚子也饿了。但那时的学生就是结实、顽强,娇娇滴滴的学生极少,除了过小木桥时,少数城里的女生需人搀扶外,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大家背着沉重的背包,嘻嘻哈哈地谈笑着,欣赏着郊外早春的美景。麦苗返青了,远望田畴碧绿,近看河边的芦笋红红白白,像极了美人的手指。河边的柳树绽开了米粒般的幼芽在风中摇曳,小燕子在头顶掠过,轻盈地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受惊的鸭子飞速向前游去,静静的河面上激起了洁白的浪花。风车吱吱呀呀地转着,蚕豆苗绿油油的一片,不知是谁讲起了几年前在此拍摄外景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有人立即哼起了片中的主题曲“九九艳阳天”,许多人应和起来,走着唱着,唱着走着,立马觉得这片土地神圣起来。离开了校园这座围城,顿觉轻松愉快。中午啃过干馒头后,一直往西往南,经过了秦南的商侍大队,北蒋公社的江窑大队,董伙终于遥遥在望了。原来说好董加耕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路上就设想过这个热烈的场面:董加耕肯定是卷着裤腿,蹬着草鞋,一把抢过校长肩上的背包,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那简直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啊。期待中的场景终于没有出现,直到进了村,才有几个大小队干部来迎接我们。后来知道,当时董加耕去东海买牛了。我们集合点名以后不久,就被分配到董伙村的各家各户。每个小组驻一户人家。女生集中住,校长老师另外住。此地村庄称“伙”。村西北不远,有个村名叫“石家伙”,我们听成“失了火”,不由一惊,怎么会有这个怪地名?董伙是个大庄子,地处盐都县的西南,东边是大冈,西边是尚庄,北面是北蒋,南面不远就是兴化的大邹。一个庄子被分成了六个生产队。庄子南面,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上有小木桥,直通河南的打谷场。靠河边的三间队房被改成了知青点,有六个南京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就住在那里。董加耕的家在庄子东头河南的舍上,弟兄二人合住一起,哥哥家在西边,董加耕家住东边,三间土坯草房,一个矮趴趴的小锅屋。那时候董加耕的母亲还健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善良的苏北大妈。我们这个小组的十几个男生被分在董伙村西头小桥北的一户人家,户主姓甚名谁早忘了,反正肯定是贫下中农。两间土坯草屋,没有象样的家具,也没有厨房,简易的土灶就安在主屋的客堂里,俗称连房灶,冬春尚可,夏天很热的。灶边赫然支着一口大风箱,让人以为是打铁的。房东家有四口人,青年夫妻二人,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小男孩,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家住盐城街上的同学出于好奇,出去逛逛了,我们呢,老家与此一模一样,毫无新鲜感可言。我家也是贫农,心里想我们早已与贫下中农“同”了十几年了。吃饭是由食堂的工人装在大木桶内抬来,照例是分而食之。晚上,学校将预先买好的稻草送来,在房东家的堂屋泥地上铺下,大家戏称之为“金丝被”。可惜地上有霉味,小虫子受了惊吓,亦爬到铺上来,特别是房东家的咸菜坛子发出阵阵酸臭味,让人当受不起。有诗为证: “金丝作被地为床,户牖透来明月光;异味虫豸浑不惧,志在五洲四大洋”。念着诗,很快就闻不到臭味了。早上起身后,又轮流值日将稻草捆好,并将堂屋打扫干净。董伙地处里下河地区,虽与我的家乡建湖相隔百里,但自然条件一模一样,全是清一色的老沤田,只长一季水稻。我们“三同”的主要内容是“同劳动”。那时是春耕时节,农活并不多,一是到老沤田里拉犁,二是挖排水沟修小渠,三是到麦田里理墒沟。拉犁活重,我们又不会,就安排我们挖小渠,铲墒沟,整理水系。后来干得最多的活是让我们挖棉花格子。那时候才试行沤田回旱,让长棉花等经济作物。我们每人一把大锹,在放掉水的干田内挖墒沟。这是力气活,如同上河工。早上每人三两稀粥早变成尿液排光了,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改造世界观,每个人都忍着饥饿,你争我赶的挖个不停。这种沤田泥巴粘乎乎,潮叽叽的,沾在锹上挥之不去,太费劲了。唯一的收获是,比学校里更容易饿,吃起饭来格外狼吞虎咽。心里想,这种常识我们早就知道,难道一定要来“三同”?【作者简介】徐杰凡,原名徐杰范,男,汉族,1948年11月生,江苏建湖人。1966年盐城中学高中毕业,遭遇文革,回乡劳动。后读师范,从教三十余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后,重拾旧时爱好,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篇。2016年与人合编《建湖县水利志》,为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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