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艺术家回忆录》
《文化娱乐》编辑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11月出版
我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年演员。但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也曾饱尝过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今天重温两个天地的两种感受，不仅对自己是个鞭策，对年轻的同行也会有所启示。
辛酸的往事
一九三二年我出生于上海。父母姓甚名谁，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失父母变成孤儿的，也不清楚。我只依稀记得生母是苏州人，为人家刺绣和浆洗衣服。八岁时我两次被卖。第一次卖到一个大户人家，可两天后我就偷着跑掉了。第二次卖到吕家，好象合该有缘，从此我就在这户新昌人家里留下了。养父是刻字的，养母从小当过童养媳，他们未生儿女，就领养了我和姐姐惠英。养父曾送我到幼稚园读过半年书，但终因家境不宽裕，我九岁时就和姐姐拜越剧男班老生盖月棠为师，开始学艺。那时所谓学艺，也就是师傅给一本大楷纸的抄本，上有《十八相送》等四只“肉子戏”。先由养父口授，边识字边背词。记得养母每次饭后就催我们背词：“瑞英惠英，好念经啦！”因为初学还蛮入门，不久，盖月棠等四位师傅组织自己徒弟联合“串红台”时我们也参加了。那天，有位靠二十岁的大师姐一听锣鼓响，吓得不敢上场，老师只好撩起门帘硬把她推到台上。我与姐姐人小不懂事，反而不怯场，所以我俩的《十八相送》演得还挺逗人喜欢。以后师傅们组成科班，我们就被正式录用，立下了“富贵在天，生死由命”的关书。从此，姐姐的小生，我的花旦，拼成了姐妹档，开始了边学边演的舞台生涯。
我十一岁那年养父病故。为帮助家里挑起生活重担，师傅介绍我们进了师叔周根财的戏班，辗转到杭嘉湖一带演出。养母为了求口饭吃，带着后来收养的我的另外两个兄妹也随班流徙。小妹吕东英八岁就上台跑龙套。那辰光度日之艰辛，真是一言难尽。有时水路班船儿开出，没地方演出，一天只开一顿饭。养母只好向人家讨一点饭来大家分着吃。由于经常睡的是庙台祠堂、茅棚柴房，潮湿得被子也渗水。几个月不洗澡更是常有的。有时一盆下妆水也要几个人洗。由于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姐妹们几乎都手脚生疮，还害“红眼睛”。有次我连着红眼十个月，化妆时常常眼睛也睁不开。有人说这小姑娘的眼睛再不治就要瞎掉啦！可当时一家人除了勉强吃口饭，每月只能领两个半人的月规钱（吕东英称半个)，只够买肥皂草纸，哪来余钱吃药啊！无奈我只好害着眼病熬唱“两头红”。养母见我痛苦，设法讨来一点明矾孢力水，让我用毛笔管套吹出蒸气熏眼睛，说这样又流鼻涕又流眼泪，能排除毒气。有一阵我得了疟疾，每天几乎都是发着烧上台演出。至于武打时长疮的手脚鲜血直淌、疼痛钻心的滋味，至今想来，也犹如寒天饮冰水，滴滴在心头。
生活的艰辛令人难忘，学艺的艰难更是记忆犹新。说实在的，当时的学戏，实际上也就是看戏、“偷”戏。因为害怕丢掉饭碗，那时连师傅也怕教会学生，许多角儿的拿手戏更不肯轻易传人。所以，为了偷看偷学一点东西，我们常常要挨骂受气遭白眼。记得有一次班里请来一位头肩花旦周凤琴，她也同养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俩同病相怜，相处甚好。有次她抄给我一套雪景赋子和一套讨饭赋子，不料此事被她养母发现，赋子被索还不算，我和她都为此挨了一顿骂。条件越是艰难，我们却越是珍惜各种学习机会。象《玉连环》、《书房会》等不少戏，我就是靠一次一次偷看才学会的。因我小时侯就长得胖呼呼的，又是平脚板，学飞腿、虎跳都有困难。但我坚持每天早起，先是靠着庙里廊柱练拿顶，再把拜垫竖起来练飞腿。靠着坚持苦练，硬是把虎跳、飞腿、前翘、扑虎等动作都学会了。
当然，我们那时学戏就为吃饭。记得养母就曾对我说：“好好学，学勿好再卖脱侬！”这话对我刺激很深，为此我常常暗自叮咛：千万不能做回汤豆腐千。另外，外界对我也有压力。其中有两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一是当过我们排戏师傅的金老先生，他老来贫病交加，穷困潦倒，惨死之后竟露尸街头无人过问。最后还是戏班的大衣师傅和盔头师傅弄来一张席子，把他包裹埋葬了。那惨状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另一件事是我十一岁时有次被点唱《十二月花名》，因我没学过这段唱，就改唱《四季调》。可地痞流氓故意刁难，我接连唱了六七段，他们仍坚持要点《十二月花名》。我一气，把雨伞（道具〉往肩上一扛，转身就下场。这下可得罪了这帮老爷，一批和平军闯到后台大吵大骂，甩镜子，砸包头箱，还拔出手枪进行恫吓。这场风波后因老板出面赔礼道歉算是解决了，但这场差辱却使我永生难忘。总之，旧社会学艺遍地荆棘，它使我懂得，要在舞台上站住脚混口饭吃，非得多学几套本领不可。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头几年辗转在小剧场。那时演的还是“路头戏”，可长可短。要对方多唱一会，就说声“弯来”﹔催其快刹车，就说声“马来”。一九四七年我进云华剧团，给竺水招、徐天红、戚雅仙她们做小花旦。这时，袁雪芬倡导的越剧改革已全面开花。我在这里开始第一次按剧本做戏，觉得十分新鲜。几位老师大姐对我也十分放手。有次戚雅仙嗓子失润，竺水招鼓励我一夜间把戏背熟，第二天就顶上了角色。第一场上去有些胆怯，如有节戏我需从梯上走下来，两脚都发抖。但戏结束时竺水招给了我热情的肯定，当晚带我住到她家，第二天早上又为我进一步说戏。戚雅仙当时还常把服装借给我穿，记得她总是大方地说：“你自己拿好了。”她俩待人诚恳，我当时称她们为“恩娘”和“阿姨”。直到现在我见到戚雅仙，仍然习惯沿用当年亲切的老称呼。
幸福的回忆
全国解放后，我好比幼苗获得了阳光和春风。在党的培育下，我从一个只晓得演戏为吃饭的无知孩子成长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一九四九年，我参加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等为台柱的东山越艺社，艺术上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一九五一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决定吸收东山越艺社。我与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兴高采烈。当时只知道进院后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进步可以更快。我的养母在生活上虽待我不错，但在经济方面，在我的政治要求方面都严加控制，不给我一点自由。后来由于党组织的帮助，我终于解脱了羁绊，于七月份首先入了院。我清楚地记得，正是秘书长伊兵同志循循善诱，启发我既要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又要分清是非，不迁就落后。他还给我讲文武两支革命队伍的道理，使我第一次受到演戏为人民，演戏为工农兵的启蒙教育，第一次听到我们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从此，我开始过革命的集体生活。当时我才十九岁，思想既单纯又幼稚。在每周一次的班组民主生活会上，我们小青年甚至会为了一些生活小事争论得面红耳赤。我还记得有次组织上安排我们体格检查，因为来了个男医生，大家怕难为情，怎么也不肯脱衣服。后来辅导员凌映同志带头解开衣裳先检查，然后招呼大家跟上。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格检查。党为了使我们迅速成长，组织我们正规开课。音乐课是从识简谱开始；文化课我是从三年级识字课本学起，不但学语文、算术，还学历史、地理、政治常识。我当时学习有一股饿牛钻进菜园的憨劲，所以各科考试常常名列前茅。一九五六年出国回来后，我又利用假日到藤家振老师处进修文学。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组织上还请朱传茗、方传芸等几位传字辈昆曲老师教我们身段表演，我学习了昆曲《游园惊梦》、《思凡》、《扈三娘》这三个戏的片断。另外，五十年代那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上北京演出或开会，几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邓大姐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育。与此同时，艺术上学习观摩和实践的机会也大大增多。这一切都使我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许多前辈演员的关心扶植，也是我得以成长的重要条件。我一向敬羡袁雪芬老师的表演艺术，处处以她为师。她也默认了我这个未经拜师仪式的学生，常常给我耐心诱导。记得我与她合排的第一只戏是《相思树》，其中有一节传书托书，她的大段表演，把人物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我饰的凤姑却未能与之很好呼应，为此她多次给我讲解演员创造角色一定要从人物出发，从刻划内心着手的道理。以后在《梁祝》、《西厢记》、《白蛇传》等排演中，她更是经常向我提出各种诱发性的问题，启示我在表演艺术上沿着正确的路子入门开窍。如排《梁祝》“草桥结拜”时她突然问我：“两个男子向长亭走来，你这个贴身丫头该如何反应?是先照管好小姐还是先顾自己?”排《西厢记》“赖婚”时她又提问我：“你看到我头上戴着什么颜色的花?”……总之，她常常用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提问，来启发我在舞台上真想真看真做，启发我深一层地琢磨人物关系，深一层地进入规定情景。
范瑞娟作为享有盛誉的著名演员，从“东山”起就乐于扶植青年成长，多年来给了我许多热情辅导和帮助。她曾经带我同台演出了《宝莲灯》、《忠王李秀成》、《打金枝》、《踏伞》等许多剧目。为了扩大青年演员的影响，有一次她还在我主演《穆桂英挂帅》前破例先演开锣小戏《唐知县审诰命》。这种支持提携青年的热情和精神，令人敬佩难忘。我扮演的红娘、小青、银心等角色，则受到傅全香大姐的热心传授。我开始扮演红娘时，前半场唱腔就是“傅派”的基础。“拷红”中批评老夫人“三不是”那节白口，为了做到吐字清晰，口劲有力，她曾不厌其烦给我反复辅导。在我成长道路上，张桂凤大姐可说是又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在“东山”我患病期间以及当我养母为阻挠我进步而设置种种困难时，她都曾给过我热情的照顾和难忘的帮助。在艺术上她对我一向严而又严，丝毫不留情面。在《打金枝》、《二堂放》、《穆桂英挂帅》、《金山战鼓》、《辕门贵夫》、《百花衣》等许多戏里，她都以自己的创造给我身教言传，带我帮我督促我。《打金枝》中她演唐皇，金枝与唐皇有段撒娇争论的戏，为了要求我准确掌握分寸，以达到表演上配合默契，她不知责令我“重来”过多少遍。“拷红”一场，对我唱念时语气的轻重缓急，节奏的快慢紧松，情绪的起伏跌宕，她更是要我扣到角色内心的里三层，不行就重来，不对就批评。有几次排演这场戏，我双膝都跪出了乌青块，有时反复重来仍不行，我急得眼泪都滚下来。然而每次同她配戏，我都得到教益。徐玉兰大姐在舞台上激情充沛，经验丰富，对我启发帮助也很大。记得在二团时我与陈少眷合排《辕门责夫》、《天山雪莲》等戏，她都亲自到排练场看戏辅导。如果说今天我在演唱上有一点可取之处，那么，这里不但凝结着我自己的汗水，同时也渗透着前辈艺术家包括编导音美各方面同志的心血。
我从自己走过的道路深深体会到，青年一代的成长离不开党的抚育、前辈的培植。我相信，有党的领导，有老中青的同心协力，我们的越剧事业一定会不断前进。
PS：本文几乎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早一篇主动回忆起竺水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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