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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生得猝不及防。
同时，也是个永恒之谜。
查看了很多资料，说法似乎都很一致。福建方面要一个越剧团，上海这边先给出了一个，对方不满意，不要。之后是对方提出的，抑或上海方面给出的选项，不得而知，总之就摊派到了芳华头上。
令人不解之处是文化部门领导找尹桂芳和徐天红谈话，前后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据说尹桂芳听见要求，一口答应，只提了一点，要给芳华配备好创作人员。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特别爽快，出来之后，徐天红茫然问尹桂芳：福州在哪里啊？我都没听说过。【摘自王艳霞《忆不尽，写不完》】
曾经有名尹迷想把这件事弄清楚，走访了很多人，写了篇文章，有些细节，这回再找，找不到了，另有一篇，曲笔就很多了。我怀疑是作者自己删的。反正大意就是福建方面因为迁去了很多江浙工厂，有实际需要，因而对此事相当重视，剧团是他们选的，不是上海决定的。
如果那么多人说法都较一致，我们可以认为，大概事情真是这样，尹桂芳听见提议就答应了。但是，如果上述回忆细节没有出问题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尹桂芳在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给芳华配备好创作人员。
创作人员包括方方面面：编剧、导演，还有作曲。
尹桂芳在上海没有实践过定腔定谱【起码没有全剧实行】，她到福建，《武则天》就采取了定腔定谱。这出戏是请连波从上海过去给她作曲的，虽然在上海他们也不在一个单位，但很明显身处两地，彼此沟通会变得非常困难，定腔定谱是最经济的做法了。
尹桂芳在上海从来没用过别家本子，就算《王十朋》自川剧移植来的，本子也重新写过，和川剧本框架极似，但唱词完全适合越剧，起码唱词改写力度是很大的。到了福建，除《武则天》、《盘妻索妻》，这时期原创本子数量明显减少，《红楼梦》、《金山战鼓》、《江姐》以及其他一些现代戏都是现成的本子。哪怕《盘妻索妻》，也是到处找剧本，最后尹从自己箱子里寻出来的手抄本，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再创作的。
所以你看，她在一听见剧团要外迁到“不知在哪里”的地方，似乎很随意散漫的一口答应，却又立刻那么清醒地了解到剧团到外地以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她的反射弧到底是太长呢还是精准……
我个人有些猜测。尹桂芳确实很随性，小编之前很多次都讲她“随性”，可能说得尹迷都不满了。可不管怎样，尹桂芳此时已经年届不惑，而且多年阅历丰富，人际交往广泛，眼界也很宽，象这样关系到一个团及家属一二百人的情况，说实话，这个半小时解决一切真是有点不合理。那么我就猜猜啦。
芳华外迁不是孤例，1956以后至少已经有十几个团外迁了，涉及范围之广几乎牵涉了所有上海民营越剧团，至多是还没出现她这样的重量级而已。她是否可能也已经做了最坏准备的预期？福建和上海两地的沟通不会是打一个电话就决定的，等到和她进行这场谈话时，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没有可选项。
据上海档案馆资料，北京越剧团成立前后：收到第一封北京函在1959年6月14日，“从上海越剧院调拨一个团给我们”；1959年7月28日上海文化局给出答复，三个团任选：合作、青年团、上越一团——除了青年团，另两个团的当家生旦就已列名；其后多次协商，于1960年3月3日，北京文化局致函中可见已确定上越一团；3月12日，指定了主要业务骨干。
上海越剧院原有范瑞娟、徐玉兰、陆锦花、丁赛君、陈少春、陈琦等6名当家小生，抽去了范瑞娟、陆锦花、陈琦3人；傅全香、王文娟、吕瑞英、金彩凤4名当家花旦，抽去傅全香1人；主要老生张桂凤、吴小楼2人，抽去吴小楼1人；中层老生钱妙花、郑忠梅、吴天芳、任棣华4人中抽去吴天芳、任棣华2人；主要老旦周宝奎、金艳芳2人中抽去金艳芳1人；主要小丑魏小云、竺菊香、沈红笑、冯筱侬、郑采君5人中抽去沈红笑、冯筱侬2人。
青年小生、青年花旦中也各抽去了三分之一。最终，随一团学习的青年学员中也去了12人，占全部青年学员的一半，超过原定比例。由于上海越剧院原有的乐队、编剧、剧务、舞美、灯光等人员都是统一使用，越剧院也妥为考虑，在不影响剧院自身演出的情况下，各抽调了一些业务骨干随团前往。
1960年4月成行。
——摘自《档案春秋》杂志，主办单位上海市档案馆
这是《杨宗保》，假想一下《信陵君》吧
《信陵君》是她在福建演的第一个戏
有剧照，没找到……理解常规操作
另外还有一个猜测。这个时候，芳华已经转为集体所有制，与其他三个越剧团一起划归黄浦区下属。实际上这个剧团属性对尹极高傲的心性会有一定打击——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芳华一直在上海，80后改名黄浦越剧团，现在有没有还不好说了。关键在于尹桂芳当时懂不懂？我觉得……就算她不懂，也会有朋友跟她提点些。她不是50年刚回来的时候了，而是浸淫大时代十年之久，每一个运动她都亲身感受到了，即便一时还有想不到，她身边从来不缺人，有更敏锐的和她透个音，再没有接收不到之虞。换言之，芳华在上海的前途并不甚光明，尹桂芳会否生出往外闯一闯破局的想法？云华当年便是如此闯出去破局的，就那个时间点来讲，高剑琳的西安越剧团看起来也不错的，已进过怀仁堂和政协礼堂演出。福州毕竟是省会，地位是有的。从外迁情况来看，凡能迁到省会的剧团都不太无名——尹树春的春光团到甘肃兰州。除了上越一团，56后外调的18个越剧团就这仨去了省会地方。
芳华在上海是集体所有制，到了福州，就变成市属的福州市国营越剧团。当然，她如何保留下“芳华”这个名称，另一个谜。
评弹的情况也可以参考一下。当时国营就俩，上海和南京省团，苏州团是集体制，很多人选择去非苏语土壤的后者，不去苏州。
为怕“夜长梦多”，整个准备到出发的时间，一共只有十天。芳华连最后的出票板都没有来得及拿下来，且放出离开的日子和实际离开的日子相差一天，但无数戏迷依然得到了消息，这个情况每篇相关文章里都有，我就不再复赘。整个上海越剧界的大佬，似乎也全都赶到相送。
尹桂芳在WG后有过一次讲话，非常长，现在好象搜不到了，有篇文章里提到过这回事，当时她口述有人记，文章给她自己看过点头的，大会上面她读了一小部分，后面由李青君代她读完。【我记不清哪篇文章讲的这么仔细了，但我连谁帮她读都记住了，这什么奇怪的记性……】1978年《上海戏剧》里选取过一部分，但删节很多。
这篇自述文章里提到一个情况，其他地方很少提。她说离开上海把芳华的十几万元存款全都上交了，但也有人说她是到了福建后，认为已经是国家团了，所以就把钱上交给福建方面了。因为那篇自述我现在找不到了，所以想核对细节如今办不到。【习惯性操作：我没存。】
但她在离开上海之前似乎把房子也卖掉了，不知是否当时普遍情况。就我所知，为了让剧团同意外迁，当时和剧团都有谈一些条件，比如保证剧团每年一次回娘家演出；演员的户口仍旧放在上海，退休以后回上海；再有提倡男女合演之后，外迁剧团也不例外，回江浙沪招生，男学员关系也仍然挂在原地。当然，仅限1956年后响应号召外迁的剧团。
其他剧团具体情形不得而知，貌似高剑琳留在西安了，尹树春去世太早。但芳华剧团确实有一半的老人，她们后来回到了上海。有些没回来的，可能家庭已经在福州生根了，大面茅胜奎应该就留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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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很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最先碰上的当然是越剧在他乡的水土不服。——主要那边的水土打心眼里还不想喂你：
买票看戏的人稀稀落落，两天一过就要求换戏，还有，在福州的票价几近腰斩……即便几近腰斩，她的最高票价（陆角）仍旧要比整个福建省的戏剧演出最高价高出一角，等于刚来就有点强宾压主的架势。彼时福建第一条出省铁路鹰厦铁路全线通车都未久，可想而知，她给行业内带来的震撼、压力和其他……
越剧的表现形式和演唱方法，和福建人民多年来的欣赏习惯也完全不同。中国绝大多数戏剧生长于农村，福建的戏剧也很典型，锣鼓为主，大嗓门争先，初听越剧完全不习惯。【越剧也出生在农村，可往城市里跑得飞快，尚未定型之前就跑到城市里了……越剧后来主要特色，可以说是为城市量身定做。】
工资降低，生活水准降低，消费价格却比上海高，成本上涨，日常环境恶劣，很快剧团内演职员出现入不敷出现象，尹桂芳只能不断以自己积蓄来贴补有困难的伙伴；剧团两天换一戏，布景的损耗加剧；旧戏全演完了，新戏还没能来得及准备好。
还有未曾在料中的现实困境。从她到福州的这一年起，将有未来三年的艰难时期，福州比上海更甚。如果连最基层生理需求都需用尽全力的情形下，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想到精神需求？这是一个长期的困境，是根本无法用艺术、业务能力去衡量去解决的客观问题。
无措之际，接到了市委下达的命令，派芳华到前线慰问演出。
这让几乎陷于绝境的剧团也如释重负。部队演出三个月，她们日演小戏，夜上大戏，没有舞台，就在空地上演，战士们坐在地上看。深入连队、班排，专门送戏到伙房、病房。还有生活上的帮助，给战士们洗衣服、缝衣服，偶有空闲，赶着排新戏。
这个时期，就表面来看，她和竺水招又一次极为相似了。人还在万千斑澜的灯光之下，却似已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两人做的事情也差不多，致力于融进时代融进环境，处处带头，以身作则，在前线慰问演出，付出艰辛的劳动，遇到任何情况不叫一声苦。茅胜奎说：她不叫苦，我们也不叫苦，她是家长，我们都看她。
她以她最朴素的本真、最诚挚的热情，最专一的决心，把这条她此时无法预知的路走下去。她做的完美无缺，也得到相应嘉奖，多次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标兵和雷锋式团长，1960年5月6日，她入党了。她裹挟在时代的潮流里，这一次，没有脱节了。
1960年文代会上，她还做了一件看来似乎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在大会上公开申请降薪。民营时期尹桂芳的薪水当然很高，此时已归福州市，起初仍超过500元，这是一份超额工资，决对不行的，所以要降薪。——竺和她也一样的，最后两人似乎都降到了只有290元左右。更多意义上而言，她们都通过这件事表现一种明确姿态：可以吃苦，准备好了吃苦，爱国，爱党，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国家共同进退。
这一系列意味着，她确实在zz上有所成长。或许还说明了，她在来的时候，确实是想明白了的，真的因为在上海已经封路了，她想再上一层楼，就两条路，一是低头进上越，二是带着剧团往外闯一闯。她选择了后者，但所遇到的困难远超想象，如此复杂纷繁的环境，没有人可以一眼看到头，因而她必然也产生过困惑和动摇。不过，她没有动摇的余地，她本来选择了一条很艰难的路，就得有跋涉下去的决心。
就好像，演娱乐片的永远拿不了奥斯卡，你想要有个质的蜕变，那就必须浴火重生。她这条路已经走得晚了，东山是第一个走的，最早表现了忠诚和热情，玉兰是第二个走的，她们经历两年血雨战火洗礼，没有人的蜕变重生是不痛苦的。
可现实那么纷繁复杂，不断的困难，解决不了，无法解决。就算再如何坚定，也不可避免受到环境影响。
尹桂芳是“家长”，她可能更多考虑到剧团的整体生存，但其他人不是家长，没有必要为团体负责。此时剧团生存之难，和在上海时形成绝大反差，不仅在团体，还在个人，剧团内部波澜横生，最大一次打击来自于副团长徐天红。
她俩一直是最好的朋友。每次尹桂芳相邀，徐天红就义无反顾跟着她。徐天红前往福建就不大情愿，但相信尹的判断，还是跟来了，此时在重压之下病倒。
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适应福州的生活，她也看不到越剧适合福建土壤的任何希望，艰苦的生活她也忍受不了，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补过衣服。住院期间，她写信求助于上海市领导，得到了方便之门。福州方面努力挽留她，尹桂芳也苦苦劝留，但徐天红决心已下，不再回头。
徐天红的离开震动了剧团，本来有些人心里就有意见，来前来后都有大不愿，此时却非人人有路可回。震动之余，难免生怨，外忧内患，尹桂芳也不得不心生彷徨，这时候她听见了一个新的消息。
有必要再次说明：尹福建这段，难免揣想。相关材料太少，有是有的啦，但她都象个完整“英雄”，生下来就72道金光那种……因而更多层面上来说，我只是在寻找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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