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法与中东断线，中东从未停止成为外交政策竞争、地缘政治谈判、商业和投资项目的舞台。不利的一面是，有国内动乱、宗教动乱和跨国安全威胁。在世界和本地区经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社会转型之际，审视本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和地缘政治趋势，并评估2030年前景，是时候了。
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过于多样化，无法用一种模式来描述，但可以肯定地说，改革的愿望正在席卷整个地区。随着商品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进行姗姗来迟的经济多样化改革计划。在资源贫乏的国家，债务、财政约束和无效的治理已经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和不信任，这是政客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政治让步来克服的。
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发展正在迅速变化，这使得企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需要更新分析和密切监测。社会结构也在迅速变化，对国家领导人和企图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的外国势力来说，预测和减轻公众对政策的反应要复杂得多。
由于地区大国集团竞相争夺主导地位，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其传统硬实力的机会正在减少，但商业、技术、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发展仍然是有吸引力的接触途径。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最新、准确、快速的信息和深刻的分析。
政治经济
中东政治经济的收入来源非常多样。虽然结构性经济问题普遍存在，但国际金融机构的学术文献和出版物却强烈强调分配、增长、自由市场发展和就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资源丰富国家和非资源丰富国家之间的区别。中东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海湾国家、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能源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这些州的收入主要来自自然资源的租金制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与采掘业完全融为一体，“阿拉伯社会契约”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区别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互动与经典的社会契约理论。
中东资源丰富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与以下因素有关:补贴、广泛的公共部门、慷慨的社会安全机制、严重依赖商品部门而损害其他部门的利益、甚至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青年失业率也在上升。但随着油价暴跌，欧佩克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萎缩，其中许多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已经开始实施改革，向无食利者、信息化、后工业化的经济体系转型。
这些举措要求政府瓦解根深蒂固的庇护体系和裙带关系网络，用新的经济模式取代它们。数十年来一直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中东石油国家，正面临着难以形成一种职业道德文化或法治体系，以吸引并确保非采掘行业的外国投资的安全。未来，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着眼于赋予中产阶级权力，建立制度化的法治，淡化宗教界的影响，并建立消除裙带关系的机制。
在过去十年中，该地区出现了有希望的事态发展。世界银行的排名显示，这些经济体，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得分显著提高。任何改革的关键都是领导素质、人员素质、经费素质。参考东欧后苏联时期的改革，我们知道决策者的水平、速度和适应性从领导和制度的角度都很重要。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协助这些经济体的私有化努力和自由市场改革。在许多领域，美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因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科技和知识成分，加上可转让的技术优势，附加值高于平均水平。
美国的技术援助项目和公司可以帮助引领这些经济体的非采掘业的发展。例如，美国商会已经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执行许多以实现这些目标的项目。医疗保健、教育、金融、建筑、可再生能源、零售、娱乐、旅游和奢侈品都是有增长潜力的行业。
另一方面，中东非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经济则描绘了未来十年的不同前景。摩洛哥、突尼斯、埃及、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的经济增长不是通过从自然资源中提取价值，而是通过直接征税来实现的。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劳动力丰富，资源有限”的国家，它们的增长路径与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同。自1980年代以来,私有化和私营部门发展在这些经济体中设置主题,然而,文献表明“经济自由化在缺乏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催生了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权精英捕获的大部分收益私有化,宏观经济增长,并增加贸易。”
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出现了腐败、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行政效率低下、债务增加和财政状况受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动荡和公众对政客缺乏信任的基础。最大的证据来自2010年代早期的阿拉伯之春，但这些不满仍在继续。最近在黎巴嫩，管理不善和公共行政效率低下导致8月4日贝鲁特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许多人丧生。
债务削减和财政约束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将是这些国家未来的首要问题。与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贷款机构进行谈判至关重要。美国还可以通过双边商业促进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渠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只要政治、社会和宗教发展得不到解决，宏观经济、金融和财政问题本身是不够的。
社会结构、政权合法性和宗教的作用
最近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改变了中东国家。在资源丰富、开始经济转型的国家，关键的社会挑战是让公众适应新的现实。
迄今为止，慷慨的政府补贴和福利制度一直是阿拉伯社会契约的基础。一旦被推翻——这是创造一个更自由、更有竞争力的社会的必要步骤——统治精英们就应该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威胁其合法性的替代权力中心的出现。随着改革实施,一些社会动荡的实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政策包,包括扩大社会参与政策发展,青年和妇女赋权,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安全部队,多样化的媒体环境、公共信息运动,防止另一个“阿拉伯之春”应该大有帮助。COVID-19危机为本地区提供了许多改革机会:在医疗保健、社会安全网、经济政策、执法等领域。
对于统治精英来说，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否则就有可能通过一场流行的、可能是暴力的起义，失去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或控制权。因此，精英阶层应尽量避免镇压抗议活动，避免引发另一场“阿拉伯之春”。相反，他们应该致力于逐步引入渐进式改革，以支持经济转型——同时不失去控制和引发暴力。虽然某些根深蒂固的精英可能会受损，但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开放的经济、更透明、对社会更敏感和更有效的治理将使受欢迎的社会和经济团体及其领导人受益。
在资源不丰富的国家，随着经济限制的增加，公众的不安和对政府的缺乏信任正在增加。在过去的两年里，埃及、黎巴嫩和其他许多国家经常发生抗议活动，抗议的原因是面包和鸡蛋等基本食品价格上涨、公共服务效率低下以及缺乏就业机会。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ah el-Sisi)辞职的抗议活动遭遇了严厉的执法镇压和对公民自由的侵犯。
同样，在黎巴嫩，针对数十年来公共管理效率低下和腐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Hezbollah)主导的宗派权力分享体系下盛行。来自各种宗教派别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表达他们对政府失败的不满。这一时刻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因为在黎巴嫩，各宗派团体在地理和文化上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很少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团结起来。随着最近的抗议浪潮，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基于宗教的身份认同的作用似乎正在失去吸引力。
此外，该地区的政治伊斯兰似乎正在分裂，伊斯兰运动变得越来越不强大，越来越地方化。阿拉伯晴雨表研究网络2019年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13年以来，该地区认为“非宗教”的人数从8%上升到13%。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增幅最大，18%的人自认为不信教。
过去，包括基地组织(Al Qaeda)和伊斯兰国(ISIS)在内的激进组织吸引了大量年轻人，但公民社会活动也在增长，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由于持续的(在一些地方是增加的)青年膨胀而导致的人口变化将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格局的变化。这一点，再加上全球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将使年轻人不那么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使他们对更好的治理和经济机会的需求增加。
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全球互联互通将在不同程度上加速当前社会规范的变化。当然，由于当地文化和宗教解释的差异，这些转变将因国而异——也门的演变将与黎巴嫩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很少有地方能够不受影响地区动态的全球力量的影响。目前占据社会空间的许多非国家行为者将被迫演变。经济相对较好的国家将看到更大的社会发展，而经济疲弱和崩溃的国家将继续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激进分子的作用。
社交媒体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和影响力正在增长。根据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于2020年1月发布的关于中东地区社交网络使用情况的2019年年度调查，一半的阿拉伯年轻人表示，他们每天都在Facebook上获取新闻，领先于电视和报纸等其他渠道。无论是为了组织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获取新闻，或是为了与世界联系，在中东青年的社会政治方面，使用社会媒体仍将是重要的。
在这十年中，社会媒体将越来越多地帮助年轻人围绕社会变革的理念进行动员。我们已经在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爆发的新一轮大规模公众抗议中看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不属于2011年爆发的第一波阿拉伯之春骚乱。但是，即使在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经济状况比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要好得多，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带头推行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享受社会自由化的民众会要求政治改革。
地缘政治
该地区的域外改革支持者，如美国、日本或欧盟，如果他们支持的举措取得成功，将改善其地缘政治地位。否则，如果一个进行改革的国家失败或失败，它的外国赞助人的地位可能会下降。例如，在俄罗斯，痛苦的后苏联经济改革与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关，在1996年违约、卢布贬值75%和严重衰退后，他们的声望暴跌。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在21世纪初上升，导致反西方情绪上升。
此外，该地区“9/11”和“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动荡和冲突的程度是巨大的，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减弱。今天的区域断层线是复杂的，似乎无法按照任何单一的维度进行分类。未来10年，压力只会增加，伴随着冲突、冲突，甚至可能是偶尔的小规模甚至地区性战争。除了国家的断层线，我们不应该忽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以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其他逊尼派(包括沙拉菲派和主流教派)之间重要的宗派和宗派内部摩擦。
核心的区域断层线之一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敌意。只有强硬派停止在德黑兰掌权，伊朗和西方国家才能改善关系。然而，即使有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或世俗政权掌权，与沙特阿拉伯以及与利雅得结盟的逊尼派的地缘政治和宗教竞争仍将继续。波斯-阿拉伯的竞争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裂痕也没有显示出结束的迹象。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将继续有增无减。随着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扮演关键决策角色，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in Salman)可能登上王位，这场冲突可能会升级。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地区大国是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AKP)和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下，土耳其正在大中东政治中走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它标榜自己是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运动的领袖，并在波斯湾和马什雷克(Mashreq)宣示自己的力量。安卡拉也试图扩大其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例如，在地中海东部，土耳其正试图在争夺海上油气资源勘探和生产权的竞赛中，夺取对埃及、以色列和希腊的战略影响力。为此，我们看到它在利比亚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军事作用，并与俄罗斯等全球大国展开了复杂的接触。
巴勒斯坦问题也将长期恶化。过去15年来，阿拉伯支持者对巴勒斯坦事业失去了兴趣，因为哈马斯领导下的加沙地带和巴解组织领导下的约旦河西岸无法作为一个单一的巴勒斯坦实体发挥作用。马哈茂德·阿巴斯主席是当今最年长的阿拉伯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约旦河西岸陷入了腐败和管理不善，而加沙则被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占领，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
哈马斯深陷高压和虐待行为的泥潭，已经失去了加沙地带大部分居民的支持。当这些机会在戴维营二号和塔巴出现时，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寻求最终解决与以色列的冲突的机会，而今天，他们被土耳其和伊朗等外部力量武器化，以表明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化似乎将继续下去，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之间最近达成的和解协议就是明证。这可能是由多种安全利益共同推动的，比如对伊朗威胁的普遍看法，或者对安卡拉在中东的宏伟计划的联合抵抗。到目前为止，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以及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前景- -这是53年的现实- -并没有严重破坏阿拉伯- -以色列关系。除非立即大规模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地区，或者未来的冲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否则除非美国改变对阿以关系正常化的支持，否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破坏这一进程。
因此，除了潜在的伊朗核威胁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袭击，以色列的未来似乎是安全的。后者可能造成重大平民伤亡，但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存在，而潜在的伊朗核攻击将造成不可持续的伤亡人数。然而，由于以色列的二次打击核能力和大国的反对，这样的攻击不太可能发生。
华盛顿和未来展望
美国似乎正在恢复其海上平衡者的传统角色，但尚不清楚它是否会将中东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随着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增长，它可能会发现，与一边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另一边是土耳其和伊朗保持舒适的关系越来越困难。中国似乎仍在该地区寻找出路。但重要的是要考虑美国是否真的想要维持在该地区的存在。
鉴于该地区资源丰富的国家面临的巨大转变，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其努力集中在引领自由市场发展和鼓励对这些国家的非采掘部门投资方面。这一政策需要精心设计软实力的执行，并避免涉及微妙的政权更迭或军事干预的战略，考虑到过去20年这些战略的代价是多么昂贵和无效。
由于入主白宫的是乔·拜登，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可能会试图重启伊朗核协议，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撇清关系。从长远来看，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崛起和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扩大，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地缘经济作用将继续下降。北京可能不太善于在中东成功地下一盘地缘政治棋局，因为它不具备美国享有的那种几十年来外交、经济和军事介入的优势。
中东的未来依然动荡不安，但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该地区的统治者必须做好准备，以适应人口结构、更自由的社会价值观、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驱动力以及大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拒绝接受变革的地区统治者的命运。这并不令人羡慕。
艾丽尔·科恩，博士是国际知名的能源政策专家，包括俄罗斯/欧亚大陆，东欧和中欧以及中东。
来自New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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