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或被称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或被称为“临时性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中革军委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道飞行会议”等。然而，长征途中，通道会议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召开时间和地点记载的会议，故此一度未入“正史”。
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发表《回顾长征》的文章中首次提到 "通道转兵"，讲了红军12月占领湖南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的通道转兵，而没讲会议，但是提到当时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直至1971年7月7日，邓颖超第3次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进行参观审察，看到长征主题的陈列部分时，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召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自此，才在后来的党史书籍中出现了“通道会议”。
长征途中，通道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首次聚集在一起召开的会议，也是中央红军经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亟需解决今后如何行动的重要会议。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首推“通道转兵”，即中央红军在湖南的通道县改变了行进方向，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向西），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史称“通道转兵”。除了“通道转兵”，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还有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威，第一次被中共高层在会议上挑战，此后不久即失去指挥权；二是此前长期未处于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会，提出了他的主张并被采纳，非同寻常。有了通道会议对指挥中央红军“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原定行动计划的改变，才有了后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
鉴于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团”中的博古（秦邦宪）、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博古、周恩来、李德（列席）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都没有留下关于通道会议的记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道县党史办经过考证，赞同12日召开通道会议。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长征时在通道县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举出三点理由：
第1: 11日随军委纵队（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在下乡的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纵队（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马龙的辰口村宿营。两纵队宿营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当天聚集开会；
第2: 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
第3: 中革军委于12日晚七时半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即执行通道会议的决定）。
以此推断通道会议召开时间是在12日。通道会议是在12日晚召开的，但“十二日十九时半”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令：《朱（德）对我军十二日西进的部署指示》，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也就是红军“转兵”的命令，表明召开通道会议早于12日当晚。
通道会议的开会地点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所在的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和中央纵队（第二纵队）的行程来看，芙蓉村的木林庵是最为可能的通道会议的开会地点。芙蓉时属绥宁县，但1951年才划入通道县，1959年刘帅首提“通道转兵”，1971年7月7日后，党史书籍中出现了“通道会议”，芙蓉木林庵会议就也可称为“通道会议”了。
当年《朱（德）对我军十二日西进的部署指示》的电文中，虽多处提及“牙屯堡”。在赖传珠日记记载红一军团一师1934年12月11日12时出发到达牙屯堡宿营与肖锋日记上看，明显是: 1934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牙屯堡给肖锋他们布置任务。有力地证明前锋纵队所在位置牙屯堡，当时肖锋时任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党总书记兼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属于中央军委纵队任职，因此，证明当时中央军委纵队尚未到过牙屯堡。肖锋日记载明13日周恩来在牙屯堡给他们一军团一师布置攻占黎平的战略任务。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通道会议是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对此，通道县党史办原主任姚奉彪认为是可能的，他认为，既然军委和中央两个纵队于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8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两个纵队会合后，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奉彪主任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回忆，是在一个城郊“像教堂，像学校”的地方召开的会议，据《靖州志》载："雍正年(年)知县邬潘捐俸设义学于临口(今属通道县辖)，乾隆年(年)知县董琰奉文准设义学处于罗岩里、石驿里、芙蓉里、半里(解放后均划归通道县辖)，均为训苗而设双木冲(今武阳镇双龙村辖)。为训瑶。每处义学教师束修每年可于县库领取膏火银两。各处书塾均新建有房屋间，置有学田亩不等作为办学基全延请明师，聚集一般贫寒生童就学"。芙蓉里(今通道县菁芜洲乡辖)义学书塾因人员和贫穷问题曾经多次迁移，民国初期迁至芙蓉古庙木林庵堂。后期又迁到多处(蒋家卜、上陈团、下陈团等村寨)办学。
绥宁县大事记[中华民国]：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李德等在芙蓉一座古庙召开会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进军，史称'转兵会议’。芙蓉木林庵这座房子就是这样引起红军战士后来回忆的当年开转兵会议房子的形象: 像学校，又像教堂。
通过芙蓉或芙蓉村附近的中央红军多人在日记里留下记录，除了时任中央军委要职的陆定一、张南生、伍云甫外，还有彭绍辉、陈伯钧等。
据《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随军委纵队（第一纵队）行军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记载：“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十二月十三日，自芙蓉出发，经芦[炉]溪到播阳所。”随中央纵队（第二纵队）行军的陆定一记载：“（十二月）十二日，野战军司令部到芙蓉。”“十三日，军委一二纵队在播扬所（播阳所）以北”。
彭绍辉长征日记里记录：1934年12月12日、晴，行军。部队7时即准备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我师也未动。朱、周、博、洛、毛等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此通过，我师才等到下午1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本地俗称二江口)渡浮桥，经底艮(即地连村)、职笑洲(即菁芜洲)，'红星纵队'在此宿营(补充说明：当时蒋家堡村、九龙桥村、芙蓉村三村统称'芙蓉'或'芙蓉乡'，距离菁芜洲和地连村很近)。
陈伯钧将军长征按照中央军委12月12日19时半'万万火急'电报部置：'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现]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的指示精神。
日记中记录: 12月13日、晴，行军。由麻阳塘经黄家堡、马家坝、双江口(今通道县新县城)、罗屋(今罗武村)、芙蓉到金殿，60里。本来8时许即出发，后因友军阻滞，遂将主力停止在黄家堡之线，造饭休息。后卫团则在麻阳塘、长安堡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前进。15时以后，敌人在长安堡与我后卫团接触。至20时许，我主力已通过双江口，进至罗屋附近，即闻从双江口附近传来枪声。是晚敌人一直尾追我至马家坝。次日2时许，抵达芙蓉，又耽误了两三个钟头，拂哓后才到金殿。
12月14日、晴，行军。由金殿经沪[炉]溪、么姑到张黄，约35里。我军准备尾随我十五师之后，经新厂向贵州前进。所以今日黄昏前后由金殿出发，当晚赶到张黄宿营。我先头团则在渡宿营，并向通道[方向]警戒。我八军团则在深渡。
1934年12月12日那天，中央红军前锋纵队红1军团1师宿营于牙屯堡，右翼有红1军团2师在县溪地域，15师还在由地连. 菁芜洲赶往县溪地域的路上，芙蓉左边的黄土[今叫皇都]有红三军团，作为后卫军的红5. 红8军团在临口. 流源. 马龙等一线，芙蓉地域在中间，给军委领导人在芙蓉木林庵开会提供了非常安全的保障。转兵会议后的第二天，伍云甫在长征日记上这样记录: "12月13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溪到播阳......" 所以确定芙蓉村木林庵是通道转兵会议会址。
更明显的是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长征日记写到：十三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炉]溪进入播阳所 (关键在这里，证明中央军委司令部电台没有去其它地方停留，直接从芙蓉去了播阳) 。
所以，县溪和牙屯堡不见有军委司令部电台进驻，自然不存在中央军委领导人在那里开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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