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海德格尔传入中国，“人生在世”这个被中国百姓用到烂俗的词，就摇身一变成了哲学。因为这位德国哲人说过类似的话——“人在世界之中”。 我预测，也许不会很久，附带一个近几年声名狼藉的热词，也会被哲学家重新赋予意义。这个词就是“到此一游”。 人生在世，不管他的生命来自上帝的给予，还是自然的馈赠，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租赁期，时限一到，上帝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拿走。这意味着人，无论是活得气宇轩昂还是低回婉转，他终究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他的所谓“在世存在”，也终究不过是为原本沉寂的世界点缀一点生意，“到此一游”罢了。 人被给予这个世界，他获得的意义，可能也就在这“到此”之后的“一游”之中吧。这是一个让人扼腕也让人慨叹的过程。所谓结婚生子，所谓种种的宏图或事业，无非都是要为这永难重复的“一游”，留下一点什么有意义的痕迹。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这类似于孔子站在河川之畔的感叹。河里的泳者总认为自己在认真游泳，但更有智慧的人说，其实是有一种暗流在推你前行。这暗流，也许就是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在哲学上被称为必然性。或者更残酷的讲法，就是必死性。人面对这一结局，总会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被动。 但是，人是一种有记忆的生物。无论是必然或必死，他都渴望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以对时间平铺直叙的无聊运动形成一种阻滞或抗拒。这种抗拒，造成了渴望永生与生命速朽之间的永恒矛盾。 过去雪莱讲过：“于是那时间的湍流，一变而化为水晶的卷轴。”这所谓的“卷轴”状的水晶，大概就是一种挽留时间或生命的方式。它作为一种“人生在世”的印迹，似乎阻滞了“到此一游”的平滑运动，可以将生命传递到实然的生命终结之后的区域。 从这点看，人的一切劳绩，似乎都是包含着永生的野心的。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一切劳绩的价值，似乎都是在尽可能长地挽留生命。 2013年5月，南京一个叫丁锦昊的少年，因在埃及神庙的画壁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受到国人的强烈谴责。他要做什么？不是试图要为他处于“一游”状态的生命留下一点可以嵌入后人记忆的印迹吗？或者，他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有5000余年历史的浮雕的上面，不是试图通过挤进历史，让自己短暂但还未知终局的生命借助历史获得一种更稳靠的永续保证？ 当然，一个孩子，他应该是还没有这种深邃的历史意识的。但此后的一个发现，却解决了这个让人疑惑的问题。有人认为，以壁画的高度，这个孩子是不可能自己将名字刻进壁画的，肯定是有他的父母或亲属在下面托举。这样，意思也就来了：按照中国父母对孩子无所不与的特性，他们不但倾其所有给予孩子种种在世的满足，而且也希望孩子通过挤入历史而获得永生。 于是，托举着孩子在埃及神庙的画壁上留下印迹，也就成了一幅帮助孩子征服时间从而获得不朽的可歌可泣的画面。这一画面具有雕塑的品质，是中国人亲子之爱与永生渴望共铸的肖像。 在世界诸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活得那么清醒。无论老孔，还是庄孟，都不拿一个超越性的神界自我欺骗，都知道人从生到死只存在一个极短的距离。同时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富有历史感，并通过将生命镌刻于历史而使生之哀感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或抚慰。 正是因此，不仅丁锦昊在家人的帮助下，跑到遥远的埃及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更有无数的先人为这一潜隐的动机率先垂范—— 殷商时期，一个叫妇好的女性，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青铜器上。自此以降，西周彝器、秦皇刻石，汉代碑赞，魏晋铭文，唐宋题壁诗，明清绘画题款，无一不体现出诸色人等你推我搡要挤进历史并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冲动。 这种靠挤进历史挽留生命的狂潮，存在于种种人工的作品，更寄托于自然山川。登临中国的任何一座名山，都会看到将自己的印迹刻进石头的人。这些“到此一游”的过客，无不试图以山石的坚固或青山的永在，作为自己虽死犹生的明证。于是，中国的名山，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一座座被形形色色的过客改造过的纪念碑。人们将这种寄托着人之永生野心的名山，称为人文景观。 有朝一日，中华民族强大到统治世界的时刻，相信这种与永生野心相关的种种印迹，肯定会随着国人远行的脚步朝更远的空间弥漫。阿尔庇斯山、乞力马扎罗山、比利牛斯山等等，也许都会被改造成刻石遍布的泰山或庐山。 当然，在国人这种青史留名、寄迹名山的永生狂潮中，也有格调或品位之别。像苏东坡，在庐山西林寺的墙壁中题诗一首，被人视为瑰宝。像丁锦昊，或者历史上才思有限的芸芸众生，也只能留下一句蹩脚的“到此一游”以慰平生。 每个人都渴望不朽，但真正进入不朽者行列的却廖若晨星。每想至此，总是让人深感遗憾的事情。
来源/思考者iThink作者/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 界面图/《鼓浪屿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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