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怪我认不出她来了。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苍苍胖得有些臃肿的老太太，而且，矮小得像只水桶。原来那么年轻漂亮的小秋，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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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桑葚
文/肖复兴
我们大院后院的夹道，有两棵桑葚树，一棵结白桑葚，一棵结紫桑葚。
有这样宽敞夹道的四合院，在老北京，都是讲究的，为的是遮挡北京冬天寒冷的北风。在夹道里，种了这两棵桑葚树，为的是主人家能够从后窗看风景。夹道拐角处，盖了一间小房。那间小房没有窗户，最初只是主人存放杂物的仓房，也是进入夹道的门房。
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新搬进来一户史姓人家，那时大院已经没有房子可租，便在这间小仓房前后各开了一扇窗，让史家住了进来。
史家的男人是个工人，女人没有工作，日子过得紧巴。史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女儿小秋，人长得漂亮，小巧玲珑，当时正在幼儿师范学校上二年级。我们大院的房东老两口，没有孩子，心眼儿不错，就是看见小秋长得楚楚可怜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年，小秋从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区幼儿园当老师，史家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
那一年桑葚熟了的时候，我和九子嘴馋，到后院摘桑葚吃。我和九子从房顶跳到夹道里，脚刚落地，听见史家后窗传来说话声，除了小秋，还有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大院好多人家的窗户糊的是窗户纸，我和九子用手指蘸蘸唾沫就洇湿了窗户纸，轻而易举捅出一个小窟窿。往里面望去，看到小秋和一个男的正搂抱在一起，在她家的床上打滚，那男的双手抱着小秋的脸，像啃猪蹄子似的不住地往脸上啃。男女这样亲热的情景，以往只是在电影里见过，真人真景的，第一次见到，看得我有些不知所措。九子更是兴奋，脚下乱蹦，踢翻了花盆，惊动了小秋和那个男的。我们赶紧爬上房逃跑，桑葚也没有吃成。
第二年，小秋就和那男的结了婚。那男的姓洪，在区体委工作。尽管史家两口子都不乐意，小秋还是义无反顾地跟了那男的。小秋目的很明确，结婚之后，她就可以搬到小洪家住，再不用和她的父母在一张床上睡了。史家老两口不乐意的理由很充分，小洪是个离婚的，还带着一个三岁多的孩子。他就是每天到幼儿园接送孩子时认识了漂亮的小秋。那时候，小秋已经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肚子开始显山显水。木已成舟，史家只好顺水推舟。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小秋肚里的孩子生下来，还没长到两岁，小秋就和小洪离了婚。离婚的原因，说下大天来，史家老两口也不信。说是小秋又看中了也是来幼儿园接送孩子的另一个有家的男人。就因为那男人比我有钱，家里住着楼房。这是小洪说的话，谁也无法证实真伪。
最后，小秋带着两岁的孩子，跟着人家住进了楼房。史家老两口不得不信了，觉得脸面上有点儿过不去，在大院里见到街坊们的面，总是耷拉下脑袋，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小秋再次离婚，在我们大院里，曾经是一个新闻。那个年月里，离婚是件大事，一个女人离过两次婚，更是大事。谁也弄不清小秋这一次离婚是为了什么。据说，离婚是男的提出的，具体原因，版本不一，有说是因为小秋再也没有怀孕，无法给人家生孩子；也有说小秋再一次移情别恋，又看上一个比丈夫更有钱也更有宽敞住房的男人。前者，属于小秋的身体原因；后者，属于小秋的思想原因了。大院好多人看不大起小秋这样说离婚就离婚的女人，觉得她把婚姻太当儿戏，特别是觉得她是靠身体换男人，换房子，换金钱，不是一般正经女人的本分。
但是，这一次，人们的猜测和判断都是错误的。小秋是带着孩子回到我们大院，和她的父母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史家那张床上不仅睡着他们一家三口大人，还多了一个孩子。如果小秋真的是为了房子，为了金钱而换男人的话，她并没有找好下家接着她。而且，真的是为了房子和金钱，她应该在离婚的时候要下住的房子来。我们大院里那些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人们，也拿不准小秋了。这个小秋，不是一般的女人呢。
小秋带着孩子回来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都停课了，但是，幼儿园还在办，家长们闹革命，每天把孩子还都要得送到幼儿园里来。小秋每天照旧很忙。这时候，她的孩子五岁，她上班把孩子也带到幼儿园，一举两得。
小秋才二十五六，年龄不大，文化大革命再乱，没耽误男女搞对象这些事情。好心的街坊，也曾经帮助小秋介绍过对象。只是，没有成功。对于再婚，小秋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她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没有想借再婚搬走，到一个宽敞的地方住。眼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她的注意力放在怎么样把现在的住房扩大一点儿上。趁着文化大革命的乱劲儿，房东整天挨批斗，自顾不暇，小秋请来幼儿园里的几个工人，拿着电锯，把夹道里一棵桑葚树锯掉，把自家的房子往里扩展，一间变成了两间。
有意思的是，夹道本来是两棵桑葚树，一棵被她锯掉了，另一棵没两年也死了。具体什么时候死的，谁也不清楚了。那年月里，死个人都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仅我们大院里，因为批斗而死就好几个人呢，谁还会留意人们从来不去的后夹道里的一棵桑葚树！死了也就死了，不过是一棵树。
到了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小秋的孩子五岁多了，说话还不利落。小秋和史家老两口是不是早就注意到了，人们就不清楚了。起初，人们只是觉得孩子可能不爱讲话，随史家老两口，都是扎嘴的葫芦。后来，人们发现，孩子说话很困难，而且，躲着人，常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特别是史家扩展出一间新房子，孩子就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新房里。现在，人们都懂得了，孩子这是得了自闭症。那时候，谁懂得呀！
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住在大院的时候，见到小秋这个孩子，已经十三岁了。那时候，孩子的病已经好多了，起码说话利落多了，而且，愿意和孩子们一起玩了。我见到了小秋，还是独身一人。算一算，她三十出头，一个女人的好年华，还没有过去，而且，她人长得漂亮，这样年龄的女人，属于风韵犹存，汁水饱满，有一种成熟的美。可是，她还是一个人。听街坊们说，也有男的喜欢她，愿意和她结婚，可是，她不愿意，她怕结了婚，到了一个新家，儿子本来就有病，无法适应，再受委屈。
我和她见面只是打个招呼，从来没有和她正面说过话。可能是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总觉得偷窥过她的隐私，心里有些羞愧吧。因此，我无法知道小秋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猜想，恋爱和结婚，无法改变一个女人，真正能够改变一个女人的，只能是她有了孩子之后。女人的心，才会变得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另一个生命——孩子的了。
我家搬离大院的时候，小秋一家早我一些天也搬走了。那时候，小秋已经当上了幼儿园的园长，幼儿园职工宿舍，分给她两间。看着小秋牵着孩子的小手，离开我们大院的时候，我想如果不是家里住房狭窄，不想和父母在一张床上睡，她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把自己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那么，她也就不会生下这样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她的命运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了政策之后，房东把史家曾经住过的小仓房和扩展出的那一间房子，都拆除掉，把那棵早就枯死掉了的老桑葚树也连根挖除。在夹道里，又种上了两棵桑葚。有老街坊笑房东多余，但是，谁都有怀旧的梦，这院子毕竟属于他，后夹道那两棵桑葚树，也是他的得意之作，疏枝横斜的影子，曾经摇曳在他家的后窗。
自从小秋一家搬走后，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她了。谁想到，命运竟然安排我们还非得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不可。是十年前，我在写《蓝调城南》一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像一个胡同串子一样，常常游走在城南那一片熟悉的老胡同里。那个细雪飘飞的冬天，我在南芦草园，正在向一位老街坊请教这条老胡同的历史，一个穿着驼色呢大衣的女人站在我的身后，一直就那么站着，我以为她也在注意倾听老街坊的讲述。等老街坊讲述完毕，她依然站在那里没有走，我望了望她，发现她也望着我，我觉得有些奇怪。她笑着问我：还认识我吗？我抱歉地摇摇头。她依然笑着对我说：我可认出你了！
不能怪我认不出她来了。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苍苍胖得有些臃肿的老太太，而且，矮小得像只水桶。那件呢大衣也不大合身，紧紧地箍在身上，似乎有随时被绷裂的可能。原来那么年轻漂亮的小秋，哪里去了呢？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白发斑斑的老太太了呢？
她高兴地对我说：这些天在报纸上总看你写城南老胡同的文章，知道你总在这些胡同里转悠，我还想呢，没准儿哪天在胡同里能碰上你。真巧，今天就碰上了你。老远就看见你和那个街坊说话，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我忙问她的情况，问她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告诉我，孩子挺好的，病早就治好了，没事了，结了婚，自己办了个公司，弄计算机的。现在，跟他爸爸住在一起呢。他爸爸给他看公司的大门。
我问她孩子的爸爸怎么样了？其实，是想问她和孩子的爸爸是不是重归旧好？
她明白我的意思，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你说可能吗？孩子病的那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吭哧瘪肚的管，他连问过一声都没有。
我说：那也是，不过，孩子跟他爸爸在一起，把你一个人撇在一边，这孩子的心也够可以的呀！
她摇摇头：他爸爸现在一个人，又有病。是我让他去照顾他爸的！
我和小秋一起走出南芦草园。她要去两广路，坐公交车回家。我送她一直到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你还记得咱们大院夹道里那两棵桑葚树吗？
我说怎么能不记得！她笑了说：你当然记得，你和九子没少从我家房顶跳进夹道，偷摘桑葚吃，也没少趴我家的后窗户！这话说得我脸红。她接着说；听说后来房东又补种了两棵桑葚树，这事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但你知道吗？后种的那两棵树结的都是紫桑葚。咱大院老街坊说，房东当时挺纳闷，说买桑葚树苗的时候，明明说好一棵结白桑葚，一棵结紫桑葚的。你说怪不怪！说着，她呵呵大笑起来，声音挺大，惊动了旁边等车的人，不住地瞅我们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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