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里有好几位与我一样，对敦煌藏经洞的故事很有兴趣。曾经问过止庵，他说有兴趣的，可惜是看了余秋雨的《道士塔》之后才知道的。也曾经问过藏书家韦力：你收集藏经洞的古遗物吗？他回答有，并且还是五米之长卷，而非指甲盖大小的残片。我的敦煌情思，有一部分来自我的经历，曾经在与敦煌的地理环境相差不多的青海德令哈待过两个寒暑，两地共同之处即“熇燥，寒肃，苍垠，邈远”，或用岑参诗喻之，“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相对于历史好奇者，对于敦煌藏经洞（亦称石室）有兴趣，出了研究成果的不乏刘半农、向达、王重民这样的学者；也有张大千、常书鸿、谢稚柳等等好多艺术家。前者侧重石室经卷，后者侧重洞窟壁画。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的前言，沉郁古茂，情文兼至，令人心驰神往。
“一九四二年秋，余自重庆北游敦煌，观于石室，居此凡一载。敦煌石室，肇始于苻秦时沙门乐僔，其后率相营建，以迄于宋。伽蓝灵胜，彩笔纷华，可谓盛矣。然而数百年来，谈绘事者，低徊于宋元楮素之间，半幅盈尺，一山一水，咨嗟赏叹，已争讶其希珍。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信同乎寻梦。此千壁丹青，千百年来，寝声掩燿，往哲云迈，阒其衰乎！石室在敦煌城南，中经四十里，冲风成阵，茎草不滋，黄沙弥望，广漠几千。既居久，无所取乐，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沙风如虎，半日曝野，面色成焦墨，引以为笑乐。岁月忽忽，回首已七年前事，彩壁灵岩，凝想犹昨，每与朋好谈西北往事，因成此记，年来鬓犹未斑，而思力先竭，不胜追忆，脱略谬误，殊不免耳。”
读过情辞俱胜的这段话，我多少可以理解止庵所谓的“可惜”。
敦煌如艺术圣地，艺术家如朝拜者，他们追求艺术的诚挚虽然感人，但尚不足以感天动地。谢稚柳只不过在荒漠中待了一年，面孔连吹带晒黑黝黝了一层而已；“常联十余骑驰骋于其间”，难比“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阵势。张大千的敦煌艺术之旅，留下的却是毁誉参半的评论，当年即有傅斯年等指出：“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有人说坏，有人说好，世之常情。常书鸿与张大千是同行，张大千离开敦煌之时正是常书鸿初来乍到之时，常书鸿很感激张大千临别所赠“寻蘑菇路线图”，因为“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蘑菇更是难以发现，因此，各人如有发现都尽力不让他人知晓，以保障自己的来源。”
我前面所说感天动地者，常书鸿也；不胜唏嘘者，常书鸿夫人陈芝秀也。我同情和理解背叛常书鸿和孩子的陈芝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常陈都是“自私之人”，我不认为常书鸿的“艺术至上”是多么高尚的挡箭牌。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在法国里昂出生的。1927年，我的爸爸常书鸿从家乡只身去往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我母亲陈芝秀也到了里昂陪伴父亲，于是1931年有了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时候从落后的中国到号称艺术之都的法国，近乎一步登天。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这个三口艺术之家也许就在法国扎根一辈子亦说不定，当然赶上“二战”法国投降，又是好几年的动荡。真如张爱玲所云“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容得下的前提是“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然而常书鸿一次偶然的闲逛，于巴黎纳塞河边旧书摊看到一本《敦煌图录》，立即被敦煌的神秘和敦煌的艺术搞得心神不属，就此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更是直接颠覆了陈芝秀的人生轨迹。
敦煌的魅力使得常书鸿存心要离开巴黎，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发来电报，聘请常书鸿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1936年秋，常书鸿把陈芝秀和常沙娜留在巴黎只身前往北平。常书鸿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他在回忆录中称“我要尽快去敦煌！”接下来的回忆，就真假难辨了。常书鸿称“1937年7月7日那天，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有人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全都一惊，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
事实上，“七七事变”是7月7日夜间发生冲突，8日凌晨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守军进攻（开炮），所以7月7日白天没有炮声。另外，北海公园距卢沟桥约五十里，什么样的炮声能传如此远？
战争爆发之时，陈芝秀常沙娜母女正在返国的轮船上，本欲在北平与常书鸿团聚，这下不成了，常书鸿已去了南京，最终全家在上海团聚，六岁的常沙娜第一次踏上母国之地。一家人在一起，才像一家人，陈芝秀追随丈夫到了巴黎，又为了追随丈夫从巴黎回到中国，然后一路迁徒，直至1939年在昆明才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看看1939年常书鸿画的恬静的画，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影，我甚至想，如果时间凝固在1939年，如果常书鸿不坚持做他的“敦煌梦”，算了，算了，“如果”等于痴人说梦。1939年以后的几年，逃难时断时续，是相对平静的几年，钱锺书《围城》的时代背景也是这苟安的岁月。
1941年7月，常书鸿的第二个孩子常嘉陵出生，三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一女一儿，幸福之家。常书鸿的周围聚集着吴作人、吕斯百、徐悲鸿这样一流的画家，艺术氛围堪比巴黎沙龙。谁能想到呢，常沙娜说：“就在我家经历了千辛万苦，生活终于稳定下来的时候，爸爸又在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陈芝秀激烈反对常书鸿：“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西北去啊？在巴黎你是讲过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吗？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千辛万苦到了这里，才安定下来，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要成长了，你怎么又想走！还折腾？不同意！”
胳膊拗不过大腿，1943年晚秋陈芝秀带着两个孩子还是跟着常书鸿去了敦煌，路途之艰苦，可想而知。我想起五十年代初，母亲带着我和姐姐随父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有冲水马桶的小洋楼搬进了用公共茅房的小四合院（西房），父亲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可是母亲没能活到五十岁。
接下来的剧情谁料得到？1945年4月，陈芝秀借口去兰州看病，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总务赵主任私奔，并于兰州登报声明与常书鸿离婚。
陈芝秀的背叛，无可转圜，可是上天对她的报应未免过于残忍，别忘了，犯错的女人总归也是弱势的一方。陈芝秀与姓赵的结婚后没几年全国解放，姓赵的被关进监狱，病死狱中。陈芝秀生活无着，只好改嫁给一个穷工人，并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活贫困，陈芝秀只能在街道给人家洗洗衣服勉强度日。1962年，常沙娜通过“同情妈妈”的大伯伯见到了陈芝秀，常沙娜没有眼泪也没有一句话，陈芝秀也没有眼泪只是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常沙娜自此背着父亲给陈芝秀寄钱，一直寄到1979年，这年八九月间陈芝秀心脏病猝死。
常书鸿1994年6月辞世，享年九十岁，他的骨灰安葬在望得见敦煌莫高窟的沙丘上，离那个开始于纳塞河畔的敦煌梦，整整过去了六十年。
十二岁的常沙娜在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惊呼“千佛洞的天好蓝呀！”一旁的常书鸿问陈芝秀：“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
本文刊于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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