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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在波士顿寻找朗费罗

《红屋顶》(布上油画)黄阿忠


在波士顿小住,有天午后,路过查尔斯河北岸的一处街角,几十棵高大斑斓的树让我驻足,阳光把树和叶都照成金黄。河边马路上车来车往,而草地上七八处长椅竟都空着,只有一个老人在草地边遛狗。踩着秋风黄叶往前走,前面是湛蓝的天。过了好些天,才知道那个街角叫朗费罗公园。1836年,朗费罗在附近的哈佛任教,或许闲暇漫步于此,看到金黄大地之上的湛蓝,遂想到“我向空中射出一支箭”,而“很久很久以后我在一棵橡树上找到了那支箭”(杨德豫译句),他找到那支箭的橡树是哪一棵呢?在拍下的照片上,我把每棵大树都看了一下,仿佛都中过友情之箭。诗人心中充满热爱,读者则总有遐想的自由。

    

查尔斯河上还有一座朗费罗桥,建于1910年,连接波士顿和剑桥区,汽车轻轨两用,中央桥墩有四座堡形建筑,波士顿人戏称“盐和胡椒瓶桥”,看来调侃建筑设计的风习早已有之,设计师们真是枉费心机。称其为朗费罗桥,是因为朗费罗曾有诗写过查尔斯河上的桥,人们把这座后建的桥称为朗费罗桥,而诗人已过世二三十年了。这座桥连接波士顿核心地带,让过往人们时时念着诗人的大名。

    

既然有朗费罗公园和朗费罗桥,那么朗费罗长眠在哪儿?

    

沿查尔斯河往上游走,有一幽静之地,林木茂盛,铁栅围绕,这是奥本山公墓,美国最有名的“园林式公墓”,然游人极少。我在秋天路过,到开春告别,大约在此盘桓九次,偶有园工点头致意,有四次没遇见任何人,却无一丝阴郁悲凉:阳光灿烂,几千棵树活着,鸟鸣阵阵,松鼠在墓碑间游戏,晒太阳。

    

墓主以十九世纪为多,巨树下,草地上,卧碑立碑,高大庄严或古朴无华,设计风格各异,几乎都是艺术品。不同宗教背景的逝者比邻而眠,又有家族墓园,看年代已延续百年,而那些风雨二百年的雕像,仍然像是在注视波士顿。参差错落,星罗棋布,安息于此者达三四万,那么,究竟哪一座埋着诗人?

    

我于寻墓之事,颇多犹豫。访墓的经历,失望失落与意外,经历不可谓不多。兵火、盗掘与焚尸扬灰,许多名人墓,也不过就是个“原址”或“衣冠塚”,灵魂与尸骸俱无,能存半片残碑一株老树,已属万幸。城市的繁荣发展,也令先人难得安眠。从巴黎蒙帕拉斯大厦,俯瞰蒙帕拉斯公墓,密密匝匝,莫泊桑和波德莱尔长眠于斯,被称为巴黎最丑这座大厦的影子遮蔽了阳光,好在他们不写了。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成了热门旅游点,文化名人休想再远离尘嚣。果戈理契诃夫和一群他们不喜欢的讽刺对象埋在一起,20世纪的施虐者和被虐者共处同一墓园,这是由不得他们做主的事,如朗费罗所歌“灵魂睡去就如同死去一般”(《人生颂》);死了,也就无所谓了。有所谓的,是伴随读书而来的好奇心。

    

相比而言,苦寻不如偶遇。十几年前有一日,在圣彼得堡等车,俄罗斯地陪见大巴不来,好心带我们去马路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园消磨点时间,一大半人不情不愿,仿佛有忌讳,怕看坟墓。我见古树参天,径直先进,见老树下沉重的墓碑和雕像,结结巴巴地拼出“陀-斯-妥-耶-夫-斯-基”,惊喜大呼,招呼同团老师进来拜谒,然后又结结巴巴一一拼出“尼姆斯基·柯萨科夫”、“鲁宾斯坦”……后来才知道,我竟是全团唯一一个学过俄文的人,——被迫学过五年,仍是文盲。去年我把这段难堪经历说给蓝英年先生听,他倒不讥笑我,说,那得我带你去。是的,他的《寻墓记》,依的是读书的趣味,靠的精通俄文的本钱。

    

可是,现在没有人带我这个全文盲去找朗费罗。

    

站在奥本山公墓的华盛顿塔上北望,蜿蜒几十里,红叶如焰,秋色醉人,林间隐约见民宅;从东往南,可见波士顿天际线,哈佛纪念堂直到汉考克大厦;往下,成百上千的墓碑散落林中,如生命记忆安详地种在自然中,这才有点明白秋白临难前环视而曰“此地甚好”的超脱。于是越发想找到诗人的归宿,如果不找,那就成了为耽恋秋色而在此消磨的闲人,对不起读过的诗。19世纪,美国尚未有后来那样繁荣强大,但哈佛大学已在附近办得有声有色,也许是不想离学校太远,也许为春花秋色,有不少哈佛教授长眠于此。但这个公墓没有级别限制,只要付得起墓穴钱,想埋哪儿都可以,且入土即长眠,不会被征被迁。故看那墓碑年代,在中国,或已具备“考古价值”了。如同波士顿民宅,美国人不讲风水,背阴朝阳,高下自便,墓的朝向没有讲究;依山而葬,更不可能整齐划一,这也就避免墓葬密密麻麻产生的视觉冲击。但我仍无法找到朗费罗墓,一筹莫展。立在鸟瞰奥本山公墓全景的华盛顿塔上,想,姑且把这一大片秋色当成诗人的长眠之地,让他的歌荡漾吧。

    

第五次去奥本山公墓,在管理处买到一份示意图,在家人帮助下,从索引中查到朗费罗墓的坐标,大喜。第六次入园寻找,这回不用东张西望地拼读墓碑了,但竟然无法从标注的坐标位置找到朗费罗,——距离和方位都没错,蹲在地上,一一辨识,结结巴巴地拼音,把碑上的生卒年看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坐标怎么会出错?

    

失意回家,想其中蹊跷:这近一平方公里的墓园,示意图只有两个巴掌大,这标出“22号”的位置,附近十几座石碑皆为19世纪人物,我虽文盲,基本拼音不至于大错。次晨想起,奥本山公墓山丘起伏,这个略图没有标高,坐标位置大致在这里,但“22号”很可能在并行的高地上,而那个近在咫尺的陡坡要从另外一条路才能上去。

    

我就这样找到了朗费罗。当我立在他墓前时,才惊讶地发现这条路我先前走过!晚上,把先前在奥本山公墓拍的几百张照片一一过目,终于发现:我其实在第二次就拍到过朗费罗的墓。我现在更深切地理解了文盲的可怜,不幸的是他同时还有好奇心;然而,“奔七”之年还能为几句诗而激动,难道不值得庆幸么?曾有青年诗人自嘲,诗人无非是写了几句聪明话的人。我想,这可不容易,如果人生在世,都能说出一两句聪明美丽的话,世界将长久光明,恶魔该会羞愧的吧。诗人的墓前没有鲜花,但有为了几句诗而来的人,证明那些诗,藏在读者心间。

    

冬日,最后一次到奥本山公墓去,根据示意图想找一位百年前收藏家的墓,想看看她的墓碑会不会很特别,未得。日落之前,寒风彻骨,树丛中一点红,一女士出现在眼前,她的红发在枯黄的林间如一团火。可能彼此都有些意外,点头微笑而别。我应当原路退回,当我退回高坡上,远远看到她伫立在朗费罗墓前,凝望不去。那一团火的发式像是点燃的一支烛。她立在那里,想的是哪一句呢?

    

把寻找朗费罗的经历告诉一位诗人,回信嘱我“写下来”,于是就写下来了。


                   二月十八日


本文刊于2017年3月15日《文汇报 笔会》

原题“人们为几句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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