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洞见Neo
这世间只有一种人的人生会开挂，就是一次又一次将困难和失意踩在脚下的人。
1939年11月4日，一位百岁老人在抗战的千里转移中沉沉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百年，他活得太累了。
他出生的时候英吉利的坚船利炮刚刚震碎国门，他离世的时候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大半个中华；
他一生历尽中国最后五个皇帝，见证民国六任总统；
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这些缔造历史的人物，在他们的背后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
他，就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他的一生不断“开挂”，可最终也未能逃避失败的命运；但是他却屡败屡战，活成了一个国家的良心，长成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人生之路上我们总逃避不了失败的考验，有的人会将失败踩在脚下继续前行，可有些人却因为一次失意变得畏手畏脚，庸碌无为。
人生若觉太失意，请君看看马相伯。
01
1851年，江苏丹阳，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独自一人徒步东行。
他将波涛滚滚的长江水抛在了身后，迎面而来的是一望无际的星辰大海。
史家说：“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这个人正是马相伯。
马相伯出身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这一次远行的目的地是距离丹阳数百公里外的上海，他要去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求学。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总角之年的孩童在孤独的旅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跋涉。
每一次大学开学，我们看过太多已经成年的年轻人，全家老少齐上阵，临了还要泪水涟涟、依依惜别的场景。
是我们越活越娇弱了吗？
我想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答案：
拖垮我们的永远不是孱弱的身体，而是越来越贫瘠的精神。
此后，马相伯相继升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他天赋卓绝，更重要的是勤奋勉励，等到学业有成，已经成为一名学贯中西、通晓八国外语的优秀博士，30岁那年还成为了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
看到这里作为盛世和平下的青年一辈是不是有些汗颜？
我们总是强调个性、自由，一进入大学就忘乎所以，以为象牙塔里的我们是“天之骄子”，却忘记了“业精于勤荒于嬉”。
近些年的媒体报道中，大学生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原因很多，但是总和一个字密不可分——“懒”。
青年的怠惰，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惩罚。
而青年一代的怠惰，则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
02
1876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年。
这一年，洋务运动在华夏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一天早上，两个消瘦却挺拔的身影，从圣依纳爵教堂的大门走了出来。
“二哥，我们走吧！”
说话的这个人叫马建忠，他是马相伯的弟弟。
马相伯点点头，叹了一口气，但是目光却愈发地坚定起来。
教会神父、公学校长，受洋人庇护……这样的身份在晚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但是，在收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马相伯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去。
对于他的这次离开，众说纷纭，但是结合他日后的履历，有一种说法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作为神父，他能够募集善款，救助百姓，可他能救10个人、100个人，甚至是1000个人，却救不了这四万万的中国人。
“白骨千里”，“一望平芜”。
这是后代史学家对于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后，乱世中华的描述。
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一名知识分子，当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正值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马相伯踌躅满志，正如当初那位从丹阳走出的少年一样，无惧艰险，勇敢地迈进了中国近代史上波云诡谲的政治和外交的舞台。
这是属于一个人的良知和勇气，也是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星火和希望。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圣依纳爵堂）
03
马相伯是幸运的，以他在科学和语言上的才华，在晚清的中华大地上出其右者寥寥无几。
所以，他深受李鸿章的赏识，不仅聘请他作为幕僚；马相伯还成了李鸿章的哲学讲师。
但是马相伯又是不幸的，在那个日薄西山的帝国黄昏，无论他个人能力如何得鹤立鸡群，也不足以挽救一座支离破碎的大厦。
因为教会学校的背景，马相伯在清廷备受猜忌，终生不得加官予爵；
1886年，马相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赴美借款筹建海军，没想到表现太过优异，借款数额巨大，竟然被朝廷怀疑卖国求荣，只好无功而返，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耻辱刻骨铭心，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因此“遗臭万年”，却不知道谈判席上坐着的还有马相伯的身影。
因为历史的缘故，谈判桌上的具体细节已经很难复现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关条约》最终“将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
同李鸿章一样，因为《马关条约》的签订，马相伯也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此后四年，他屡屡向朝廷上奏，恳请实行科学兴国的强国之策，但是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0年，马相伯满怀着悲愤与失望之情，挂冠而去。
在他的身后，是洋务运动的一片断壁残垣，以及一个帝国夕阳西下的最后余晖。
我们这个国家从来不缺少清醒的头脑、甘于奉献的勇气，但是当这一切和权利正面交锋，往往会败得体无完肤、没有招架之力。
也许，这正是一个国家沉沦的根源所在。
04
54岁，妻儿在海难中丧生；
56岁，母亲过世；
59岁，三弟马建忠积劳成疾，不治而亡；
60岁，辞官归隐。
亲人的离去，理想的破灭，不过是刹那之间，对于这位花甲老人来说实在太过残酷了一些。
在我们看来，面对这样的遭遇，一个老人的后半生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折腾”的想法了吧。
但是，属于马相伯真正的使命，在他耳顺之后来到了。
一日，晨光熹微，马相伯还未睡醒。
一个中年男子，早早地在他家门口等候，中年男子的身后还跟着24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这个中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名垂史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
不过，这时候的蔡元培还只是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的校长。
前段时间他得知马相伯隐居于土山湾的孤儿院中，便慕名而来，向马相伯求教拉丁文。
马相伯教授了一段时间，便示意蔡元培可带一些青年学子过来一并学习。
蔡元培自然是喜出望外，他早就有这个念头，没想到马相伯看出了他的心思，先行提出。
其实，早在蔡元培上门求学之前，马相伯便有了“教育兴国”的念头。
洋务运动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马相伯虽是伤痕累累，但是也让他明白这个国家早已病入膏肓。
唯有寻根溯源，打开民智，才能彻底地将中国人从愚昧无知中唤醒。
而打开民智最好的方法就是“办教育”，蔡元培和一众学生的到来，让马相伯对“教育兴国”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吱呀”一声，马相伯家的木门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缓缓打开。
在蔡元培的带领下，一众学子鱼贯而入，他们的名字是：
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胡敦复……
谁也没有料想到，100多年前的那个普通的早晨，两扇木门轻轻打开，拉开却是一个国家奋勇前进的序幕。
这群此时约莫不过20岁左右的青年，也不会想到，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成为一个国家手执火炬的引路人。
而马相伯便是这群引路人中，走在最前头的那一个。
20世纪初的上海土山湾
05
“慨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
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
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这是马相伯六十岁时便写下的遗嘱。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决绝，加上蔡元培等人的出现，一所中国教育史上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应运而生，它就是“震旦大学”。
“震旦”取“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由此可见，马相伯对这所大学充满了无限期待。
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1903年3月1日，中西合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学生达100余人，有不少还是从云川甘陕等偏远之地赶来的学子。
震旦大学旧照
但是，马相伯的办学之路命途多舛。
虽然震旦大学是他捐资兴建，但是因为教学理念的不同，尤其是他为了维护学生的思想独立和信仰自由，同学校管理层中的“洋教官”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短短两年的时间，便被夺去了校长之位。
很多学生为马相伯鸣不平，不惜罢课退学。
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被清廷打压、被国民误解、被骂“卖国贼”……如此种种未曾流过一滴眼泪。
此时却被学生的义举，感动得老泪纵横。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即使家无余财，马相伯还是决心另起炉灶，建立一所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的新型大学。
于是，在严复、熊季廉、袁观澜等一众社会名流的帮助下，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
复旦大学老校门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是《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的名句，既有“复我震旦”之意，又蕴含“复兴中华”的愿景。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之本，求材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洋务运动时期，马相伯游历诸国时许下的愿望，终于在65岁那一年实现了。
前半生为这个国家的现在鞠躬尽瘁，后半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呕心沥血。
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宿命。
1941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合影照
06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因为马相伯德高望重，孙中山登门拜访，延请他担任南京市（临时首都）的首任市长，此时他已72岁。
本以为早年的从政经历，会让他心灰意冷，没想到这位古稀老人竟然欣然应允。
原来，马相伯从来没有忘记当初“兴国安邦”的理想，为了这个国家的新生他义不容辞。
1912年，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赴京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在蔡元培的邀请下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此后，人们总能看见一位老人在各个政府部门奔忙，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伏案工作的忙碌背影。
我们常说：“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这句话放在马相伯身上恰如其分。
他用满腔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生的国家，可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
对于马相伯来说，无疑是冬日里当头浇下的一盆冰水，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
他大骂着帝国的皇帝，再次从政坛隐退。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一个短命的王朝在不久后轰然倒塌。
不过，即便处江湖之远，马相伯仍不忘忧国忧民。
无论是蔡元培、于右任等学生来请教，还是各地的学术演讲、学校建设，只要需要他，他都会挺身而出。
1925年，辅仁大学成立，马相伯亲自参与了规划和建设。
他给辅仁大学的寄语是：“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否还会坚持心中的理想，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
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
一个人从来不会被环境压垮，能够摧毁你的只有堕落和沉沦的内心。
1931年9月于右任与恩师马相伯合影
07
1931年，马相伯已经91岁，而且年老多病，原本以为坎坷了一生，总算可以安享晚年了。
但是，松花江畔的一声枪响，打碎了老人晚年的设想，也震碎了刚刚拼凑起来四分五裂的国门。
1932年11月起，马相伯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
因为毕生的积蓄已经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他便走上街头义卖：一个字30、一副对联50，一共筹集善款10万元，全部捐献给了东北的抗日义勇军。
后来，更是全家出动，买了医疗用品，在后方办起了医院。
除此之外，他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抗日先锋”、“救国领袖”。
1939年4月6日，马相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当中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全国各地都召开了遥祝大会，可他自己却说：
“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最后，还将大家送给他的寿礼全部捐献出来，用于犒劳前线英勇作战的将士。
国人尊其：“人类之瑞，国家之光。”
人生百年，马相伯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终成一个国家的良心，一个民族的脊梁。
10月20日，湘北大捷的消息传来，马相伯心情激动，兴奋不已。
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能等到抗战的胜利，没有看到祖国的崛起，“兴国安邦”的愿望在11月4日客死他乡。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如果在马相伯的墓志铭上，提上一首诗，没有什么比陆放翁的《示儿》更贴切的了。
一百年，这一路走来，他的每一步都是负重前行。
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人活得太累太累。
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
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为国为民，这也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标准姿态。
08
知名教师张雪峰有一段授课实录用7个“开挂”，总结了马相伯的一生：
一生活了一百岁，生于屈辱，死于屈辱。
12岁，独自一人，徒步走到上海去求学。
学贯中西，精通八国语言。
60岁，捐献千亩良田，教育兴国。
63岁建震旦学院，65岁建复旦公学。
72岁，出任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
91岁，一字30、一副对联50，为抗战筹得10万白银。
今天，我们常常以“成功论英雄”，纵观马相伯的一生，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度过的。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今天，“英雄”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更别说面对失败，重整旗鼓，一次又一次地向它发起挑战了。
如今我们回望百年前的那位世纪老人，是否能够得到一点点启示：
或许你不能担负多大使命，
那么当人生失意的时候，
也不要轻言放弃。
挺起胸膛，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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