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庭情结
父亲在德国留学的十多年里，孤身一人，思乡之情十分强烈，特别是在他结束学业不能回国的时候，尤其如此。每逢过年过节，他的思乡之情剧烈涌动，“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一直是父亲怀乡时的自诩，里面包含着这位游子深沉的孤独和寂寞。在怀念故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母亲，其次是远在万里的济南的那个家。前者出于血缘亲情，后者则出于理智和责任。
父亲幼时过继给他的叔父，从一个农村家庭来到一个城市家庭。自从他父亲把家产败坏干净之后，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小时候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所以，捡食落枣竟成了解决饥饿的办法，而从大大娘那里弄半个白面馒头就如得龙肝凤髓，为了抢吃一块白面饼子，竟被母亲一直追到水湾里去。
父亲对他母亲的怀念和悔恨可谓深刻长远。他六岁进城，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时母亲去世，期间没能好好看望过母亲，何谈孝敬！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只守着三分地过日子，其穷困可想而知。念大学时，虽然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家里一点，可是他什么事情也没做。后来回家奔丧，他竟然回忆不起母亲的面容。对此，父亲终生悔恨，无论如何不能释怀。
父亲很少谈到他的父亲，偶尔说起也只说他不怎么样。挥霍家产，赌博充大，无所事事等，恐怕也不过如此。但父亲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坏人。父亲觉得他身上有股侠气，并且也影响了父亲本人。父亲似乎是赞赏这种侠气的。这似乎是父亲对于他的父亲的唯一的肯定。
对济南的家，父亲有怎样的情结呢？按常理说，他应该有幸运、幸福、感激的心情，可是，事情正好相反。他在济南的家里长大，叔祖父给他慷慨的支持，严格要求他，又帮助他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可他对这个家始终觉得格格不入，甚至反感。之所以如此，叔祖母对父亲的态度是重要原因，此外，父母之命的婚姻也是原因之一。叔祖母对这个外来的侄子不感兴趣，不免在很多事情上怠慢他。一些事情乍看都是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使父亲对济南的家产生了“见外”的感情，“寄人篱下”是父亲对这种感觉的描述。他本来有自己的意中人，可偏偏要娶一位自己无意的女人为妻。
农村的家，距离越来越远了，城里的家，又如此格格不入。在旧中国，个人从旧式家庭里解放出来，背叛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故事很多，可是，父亲没有这个勇气，不满归不满，他没有走上和家庭决裂的道路。他走的是委曲求全、向家庭妥协的道路，他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最后。
父亲大学毕业，在济南当了一年中学教员，然后就去德国留学了。父亲孤零零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攻读枯燥无味的学问，饱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饥馑和各种危险、苦难。但即便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父亲还是有机会体味到几个家庭的温暖：章用家，他的女房东家，伯恩克家，迈耶家……甚至也有几个女孩使他心动。其中迈耶家的大姑娘伊姆加德对父亲表示了爱意。她经常帮父亲打论文稿子。他们曾经度过了一段热恋的时光。他们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他们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父亲真正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情。
年轻时期的伊姆加德
伊姆加德一边替父亲打字，一边劝父亲留下来。父亲怎么不想留下来与她共组家庭，共度幸福生活呢？当时，父亲还有可能应聘去英国教书，可以把伊姆加德带去在那里定居。可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父亲还是决定把这扇已经打开的爱情之门关起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留下来”和“回家”的难题。可以想见，做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啊！
父亲的这一决定当然可以誉为美谈，可以说是“至仁至义”。可是这个“仁”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继续上演悲剧的种子。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据说她因此终生未嫁。难道追求至仁至义，就一定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吗？而伊姆加德为了爱情就一定要孤独一生吗？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题目！不知世上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全的解答？
平静的十三年
父亲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我们还是住在济南。父亲按月往家里寄钱，暑假、寒假回来探亲。
1951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在历史上曾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
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来了一趟北京，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
我在北京学习，父亲在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元。在邮寄汇款单上总附有一个短信，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没有过，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
季承姐弟(后)大学时代与母亲(前右)的合影
1955年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
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依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
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缩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呢？于是，我们决定从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我们做得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次，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朋友问我：“你爸爸有没有照相机，能不能借用一下？”我知道父亲出访印度时买了一架照相机，就答应去借。我没有勇气也不想去父亲住处讨借，就打电话去问。父亲在电话里冷冷地说：“我的照相机不外借。”一句话说完就挂上了。这使我十分懊丧，也很难向朋友解释。
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一次，我们的谈话终于涉及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很不忍心。我们决心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我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对家人的“冷漠”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潮兴起，我们季家也在发生着变化。
各方面的环境对父亲来说真是有生以来最好的。他不能辜负这种变化。父亲仍坚持清晨四时起床就开始工作的老习惯，成了朗润园里最早亮起的灯。他继续撰写《糖史》，恢复散文的写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日见其高。
我和姐姐两个一如既往按时于星期天来家探视，带来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从事家务劳作。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必然有一次聚会，多数情况下，依旧请父亲的秘书李诤夫妇参加。
父亲和我们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隔阂。我们和他可以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可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可内心里却隔着一堵墙。父亲对外人，不管是谁，一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对家里人，总有点冷若冰霜。对我们，包括孩子们的事，一律不管不问。我们觉得，父亲过分吝啬，还有些怪毛病。譬如，他不许姐姐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不同意买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不让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说衣服穿不坏洗坏了，其实有一层原因就是舍不得用水、花钱。父亲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等物品，他一律收到自己的屋里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大家品尝，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父亲爱书如命。他的书我们从不敢借阅，偶尔翻看也会遭到白眼。
父亲节电成癖，一家人在屋里谈天，他进去就把电灯和电视关掉，让大家不知所措。
父亲原来非常讨厌猫，后来就开始养起猫来。他发现，猫能够不加掩饰地和人亲近，不加掩饰地任意作为，跟猫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心态要舒服得多。有一只猫和他亲近，能够多多少少地减轻他感情上的孤独感。
父亲对猫的细心呵护，宽大纵容，使得这个小动物和父亲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可以在他的书稿上撒尿，可以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后来，父亲养猫的数量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竟达到八只。父亲对猫体贴入微，拨专款为它们买猪肝、牛肉。有一次，猫妈妈生了小猫没有奶水，父亲就要我买鲫鱼熬汤给它催奶，还让我买牛奶来喂小猫。我们对此都感到很不满意。父亲既然能和猫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亲人建立更深的感情呢？
叔祖母和母亲渐渐无力再支撑这个家了。我和姐姐决定请一位阿姨。父亲不同意请阿姨。后来才知道，他心里有更奇怪的想法，他认为我和姐姐想请阿姨是为了解脱我们自己，为了叔祖母和母亲，而不是为了他，所以他就不出工资。
1989年2月，叔祖母与世长辞。老祖去世后，季家没有了顶梁柱。不久，姐姐也生了重病。姐姐生病期间，父亲去看过她几次。第一次他是和秘书李诤一块去的。父亲问姐姐：“你用钱吗？”姐姐回答说：“我们有钱！”父亲就不再吱声，和李诤一起走了。姐姐生气地摔上门，李诤感到姐姐生父亲的气了，也觉得父亲似乎太吝啬了。第二次，是我陪父亲去的。他拿了一筒茶叶，让我买了几个广柑。姐姐已经病得十分严重，见到茶叶，忿忿地说：“你还是自己收着吧！”就不再理他。
姐姐终于走完了一生辛勤的道路，去世了。父亲从我的忙碌中已经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为姐姐送行，没有送花圈，只在我面前低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了。”
在我和姐姐之间，父亲是比较喜欢姐姐的，因为她比我聪明，也比我会关心他。虽然，姐姐对父亲的吝啬、自私，以及在家里的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很有意见，忍耐不住总想说，但还是克制住了。姐姐去世后，父亲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姐姐对他有意见后，就没有发表。当时李诤问我，要不要看看这篇文章，我说我不愿意看。姐姐不喜欢父亲写的关于我们家庭的散文，因为她觉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又于事无补，看了只会让人不愉快。
父子决裂的导火索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
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父亲遗弃了谁？事实上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
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春节前，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父亲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忙着去找他的君子兰，但没找着，就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父亲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顿时一楞，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
第二天是除夕，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后来，在李诤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对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排挤走了。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
季承与父亲季羡林
从此以后，经过了十三年的隔绝，我们父子才和解重逢，回归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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