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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 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
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保尔·柯察金说：“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我的一个世纪》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一位母亲的心路历程；一个上海女人一生爱恨情仇跌宕起伏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同志一腔热血一心为国的高尚乐章。
董竹君，生于1900年的上海，传说中事情最多的千年之交。
她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卖唱。后来嫁给革命党人夏之时，成为督军夫人。与夏之时离婚后，在上海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
1951年，她将“锦江两店”交给党和国家，扩为锦江饭店。她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就是董竹君，一个信念坚定、自尊自重、忍耐坚毅、独立自强的女性。她用尽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坚强和乐观。接下来，我们将以第一人称视角开始今天的阅读。
1
童年的家庭生活
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小时候名字叫“毛媛”，父母叫我“阿媛”。因为长得比较漂亮，人们唤我为“小西施”。
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
父亲本来姓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姓董，江苏南通县人。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性格和蔼，是一位克勤克俭的人。他的职业是拉黄包车。
母亲姓李，江苏吴县人，贫农家庭出身，姐弟三人。
母亲性格直爽，待人忠诚，但脾气急躁，一点儿也受不得别人的气。母亲生性勤俭，动作快，爱清洁。
虽然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母亲曾嫁人，育有一女。丈夫去世后，带着女儿到上海，遇到我父亲后，再次成婚。前夫女儿长大出嫁后，很少往来。
母亲生我以后，又生过一女孩、一男孩。由于生活的困窘，产后婴儿身体瘦弱，营养不足。
孩子没有奶水，有病没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因此我没有亲兄弟姐妹。
我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如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等。我们因贫寒经常吃素，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
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还是供我读书。
母亲识字不多，父亲也识字不多。不读书就没有出头之日，父母对这一点感受很深。
虽然我是女孩，但长相还不错。所以再苦，父母也很重视我的学习。父母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也有出头之日。
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保姆和父亲拉黄包车挣得。
父母虽然贫苦，但还是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按时交学费，让我安心念书。我读到九岁的时候，家里越来越穷。
母亲给人家做保姆，这家去做做，那家去做做，总是做不长，受不了别人的气。不久后，父亲也积劳成疾。
父亲病了许久，一直不见好转。迫于生计，母亲不得不去当呀、押呀、卖呀，可就是这么一个破家，又有什么好卖的呢？
▲董竹君
父亲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终于转变为严重的伤寒症。父亲的重病，就好像在我幼小天真的心灵上插进一把尖刀，从此我总是闷闷不乐。
父亲的伤寒病越发厉害了，母亲担心极了。虽然平时父母两人因为没钱买菜，没钱办这办那，经常发生口角，但她极疼爱父亲。
怕父亲真的去世，我们母女可能讨饭去。更何况我除了吃饭，还要读书哩！
记得有一天，母亲叫我去一处人家替她借钱，母亲对我说：“实在没有办法了！”
老实说，这种有钱人家，我们是不相往来的。
我们这个亲戚家里比较有钱，但是我父母性情比较傲，平常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这次没办法了，只好向他们开口。
我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人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砰”一下就把门关上了，根本没让我进去，连他是什么人我也不晓得。
于是我就一路哭着回来，一来担心父亲的的病，二来怕母亲骂我。
回家后，母亲也没有骂我，但母亲的叹息声如今犹在耳畔。
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们这样苦？我的父母都是最善良的人，可是偏偏穷苦到这种地步？”
从此，这些苦难的场景经常在我的头脑里呈现，我就闷闷不乐，也不爱多说话了。
那时我人虽小，但心里总是纳闷，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穷苦呢？”
后来，我才有些明白，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朝腐败到极点，列强妄图吞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
所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煤矿工人、人力车夫……他们生活毫无保障，只有拼命干活才能勉强度日。
2
家庭的重任
父亲大病以后，因为没有钱调补身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拉车了。家里生活开支只好再尽量节省。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怕痛，不肯缠。
母亲侧头看我一眼说：“将来长大没有人要你的。”父亲在旁就对母亲说：“何必一定要把脚缠小挨疼呢？没人要，我养她一辈子！”
听了父亲的话，我很高兴，猜想，这下再也不会给我缠了。这次缠脚的经过使我初次感觉到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受苦，除了受穷之外，还有更多的苦恼。
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改朝换代，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意识和习俗太深了。
尤其是妇女受种种旧礼教的束缚，“三从四德”等枷锁套在她们的脖子上，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
家庭情况更加穷困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那时，我才十二岁。
▲董竹君
1912年，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我学唱京戏。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要我学唱京戏呢？
我心里就怀疑：也许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我有点害怕，总感觉这不是件好事情，因此，我怎么也不肯学唱京戏。但是，母亲一定叫我去学，也不讲明原因，我磨磨唧唧还是不肯。
隔了些日子，父亲也和我讲了，他说：“阿媛，你要晓得，京戏还是要学的，我们家里这样苦，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高利贷借来的。你去学京戏，学会了，把你送到堂子里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三年。你晓得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说：“并不是叫你一辈子在堂子里面，你是去卖唱的，不是卖身，你年龄还小，卖身爸爸和妈妈都是舍不得的。阿媛，难道你愿意看我这么瘦，家里这么苦？去到那里，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只是卖卖唱。我想了很久很久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好走。”
这番话说的有情有理，我终于明白了，叫我停止读书去唱京戏是有原因的和目的的。可是想前想后，我就大哭起来。
我那时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
记得在一个阴沉沉的冬日，整个上午父亲垂头丧气，母亲只是做活，家里气氛寂静，像要出什么事了，我很担心……临近黄昏，忽然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他们把我打扮好，我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给父亲、母亲磕了头。听着父母的交代，我只点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在那一刹那，只是想：唉！为了孝，我才答应去的。
这时我才十三岁，民国二年（1913年）冬末春初。
到了堂子，她们给我起名字。我心想管你的，随便你叫我什么名字都可以，反正做满三年，我就走。她们最后决定还是让我顶替已经嫁了人的杨兰春的名字。
我被定了姓名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卖唱做生意了。唱一曲一元钱，第一天晚上，我就接到许多邀请。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别的姑娘只有三两个邀请，我却有很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哑了。
我经常累得要死，而且到深夜才睡，心想：那些有钱的人，大吃大喝，还要听唱、玩乐……不管别人的死活。
而我们这些姑娘，当着这些人的面，装出笑容，苦水往肚里咽？唉，好在只押三年，还有个熬出头的日子。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董竹君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和贫苦的生活环境，读到了董竹君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堂子里卖唱。她如何在堂子里自保，又如何逃出去？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母亲要给董竹君裹小脚，痛苦的过程终因父亲的一句“大不了我养她一辈子”而结束。
父爱如山，关键时刻总能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成长的路上，父亲的哪句话或哪件事让你幸福许久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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