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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静澜
昨天，我们读到了董竹君出狱后的艰苦生活，艰难的岁月里她也曾想过自杀，但看到孩子，她又熬了过来。柳暗花明，遇上了李崇高先生，愿意借钱给她。她打算经营川菜馆，一切会如她所愿，蒸蒸日上吗？接下来，我们将以第一人称视角开始今天的阅读。
1
锦江的光鲜亮丽
锦江迎来“开门红”。开业那天，顾客拥挤得水泄不通，店门两旁、马路中心都挤满了顾客。店内过道、厕所两旁，无处不添加座位。连杜月笙、黄金荣以及当时的南京政要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
▲董竹君（左一）摄于锦江饭店
锦江的盛况，也引来了不少效仿者。锦江对面的空地新建了店铺房屋，人们就在对面房屋争先恐后地开设餐馆，他们相互竞争锦江座满退出的顾客。这一片区成为菜馆之街，夜晚热闹非凡，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冷清和行人稀少了。
这时，友人们很为我担心，而我认为店多对生意只有好处。各有各的经营方法，我并不担心营业额会下降。
锦江仍拥挤不堪，我因资金短少和房子问题，只好暂缓扩充店面。杜月笙是常客，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但他每次到锦江，也得排很长时间的队伍才能就座。
有一次，他发火了，对招待员说：“生意这样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你去告诉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叫房东想办法。”
我仔细想了想：在上海这样复杂而恶劣的社会里，完全不和他们打交道是不行的。要想长期维持下去，应付不好这些恶势力，也是后患无穷。
再说杜月笙，说到底也是善意，怎么好拒绝呢？细细想想，由他协助租房，扩充营业有利无害。于是，我就接受了他的帮助。
研究过后，我决定向后弄发展。我把后弄房屋先租下来，不过与后弄房屋连接必须搭天桥，这是违背当时法工部要求的。有钱也摆不平的一个大难题，我只得厚着脸皮，又去找了杜月笙。
▲ 杜月笙
他的态度颇为和蔼。在他的支持下，法工部给锦江发临时特许营业执照。这事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扩张后，顾客依然拥挤，全天满座，订座至少需要提前三天才能订到。
通过“天桥”和租房扩充营业这些事，人们认为我“神通广大”，社会上开始议论纷纷。这么一来，反而增加了我的知名度。
上海滩就是这样。人们误以为你是有靠山的，便不敢随便轻视你了，反而能以接近你为荣。这是旧社会，尤其是上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之一。多么可笑又可鄙！
抗日战争前的上海，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没有舒适恰当的联络地点，一般的社会人士也无适宜的喝茶、谈心、商讨事情以及休息之处。
鉴于此，我决定开设分店。为了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我特意邀请了杨虎的太太田淑君投资。于是1936年1月28日，名为“锦江茶室”的分店开张了。
▲董竹君与锦江茶室
两店的设计装修、布置、用具的式样等，我都力求优美实用，娇妍不一，各具风格。店内各项事物，我都亲力亲为。
当时，大家公认锦江两店是布置幽雅、安静舒适、菜点精美、服务周到、打破陈规旧俗、有独特意境的餐馆茶室。
锦江逐步蜚声中外，国内各界知名人士，无不来过锦江。世界著名演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外国著名人物，也曾是锦江的座上客。
2
磨难中发展
但锦江两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锦江开办之初，好多天没有拿到营业执照，后来托律师刘良帮忙才拿到。
锦江开张刚刚一星期，领班厨师带头不守店规，贪污浪费，不听劝告，任意而为。这使我苦恼了。怪不得人人说厨师难对付，果然如此。
纠结很久，我忍痛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惩前毖后，先将锦江稳定下来。然后在工友刘青云的协助下，暗自筹备了两三天，第四天晚上，忽然宣布将领班带来的那一班人全部辞退。
第二天清早，另一班厨师来上班了，并且工艺比前者更高明。从此，在人事上再没发生过什么大纠纷，因而锦江的内部局面稳定下来。
开业之初，顾客惹是生非，时有发生。但不管是哪里的顾客，我都严格遵守店规，绝不引狼入室，危害锦江的前途。
不管是谁的保镖，为谁做事，在谁的保护之下，破坏店规的，我都走上前去，疾言厉色痛责一顿。一次，杨虎的保镖在店内闹事，我也照样斥责。杨虎闻声下楼，当面指责保镖，并当场向我道歉。
从此，没有人再到锦江惹是生非了。我再三叮嘱员工，切勿因胜而骄；今后凡是三教九流的小喽啰来店，仍然要以礼相待；有时候，也请他们喝酒招待招待；处上海社会，必须用心理战术来对待一切人与事。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许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我很反感这种论调，自己鼓励自己不灰心，一定要办好锦江，为妇女争口气。
后来锦江地位巩固，社会舆论改变了，承认妇女是有才能、有智慧、能办事业的。当时，到过锦江的顾客无不交口称赞，尤其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他一直说敬佩我，却引起了一场可笑的诬蔑。
有天下午，我正在锦江茶室，忽然收到刘湛恩夫人的一封信。信里说：“我要去出席参政会议，我负责的职业学校想请你担任董事，如同意，请于今晚到会商谈。”
虽然我没有见过她，不过她作为妇女界进步人士，要前往参政，为此，我有协助此校的义务。于是，我回信说：“我愿意担任董事协助，你放心去吧。但我感冒发烧了，今晚的会无法参加。”
第二天，参加会议的几位友人告诉我，刘湛恩夫人在会议上说我和日本人有关系。我和她素未谋面，这种诬蔑，如晴天霹雳。
抗战开始，上海情势大变，人们趁机钻空子发财。抗战第二年，上海成为孤岛，市面也出现畸形繁荣景象。许多房东和律师、法官勾结起来，明说要房客迁居，其实是想敲竹杠。
锦江房东对锦江也不放松，他们找了律师，我也托律师刘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良律师吹嘘我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连唬带吓，吓退了他们。对付这帮人，也只能如此。
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人们对我开锦江是又敬又疑的，因而在经济上很难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加上自己又是一个不愿意走歪门邪道迎合权贵的人，所以，锦江唯一的出路只有刻苦经营，自力更生。
每次扩充，我都是大胆先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兑现。这种做法，引起店内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的担心，唯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亏本退票，就要失信关门。
在这问题上，大家总是缺乏信心，我则不言语。不断扩充，生意照样日益兴旺，终于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所以打出的支票从未退过。
当时，社会封建思想意识浓厚。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女子经营事业，处处受限，我常常为此痛心疾首。
至于有些中外人士愿意投资开设分店，那也是在锦江出名后，锦上添花而已。但说到底，任何事情，首先要依靠自己努力去争取，才可能有所建树。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变后，又进攻上海。国民党飞机不知何故，在大世界十字路中心交通指挥亭那里误投了两枚炸弹，伤亡一千多人。锦江房屋震动受损，所幸没被炸毁。
当时，炸弹再稍微偏西南一点点，锦江就店毁人亡了。我站在十字路口，悲愤交加，暗想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所给予人民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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