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想起皇宫后院的三千佳丽，不知道是她们装点了金碧辉煌的殿堂，还是再也无须锦上添花的雕梁画栋使她们黯然神伤？当然人类的杰作不管怎样富丽堂皇，在一定程度上都无法拒绝生命的灵性。诗人题二十八字长留胜迹，寒山寺就再也没有倒下去的可能了。江上才人笔端的阁中帝子和先忧后乐的登楼抒怀同样让滕王阁和岳阳楼不朽。而眼前有景咏不得的李白不是黄鹤楼的气状让他感到心力不济，而完全由于崔颢题诗在上头。任何一帧人文景观精品要长期存续，并有可能熠熠生辉的话，都只能把它圈养在具有卓越自然心性的诗文里。
但人类的杰作不管什么时候都难以昂起头来望自然天成之项背的。那么，武夷山水会有必要用我们任何智慧的形式来点缀和裱褙吗？诚然，总有那么多临流吟诗登高作赋者，或仰天长啸，或俯首慨叹，他们还是给武夷山铺上了一层厚厚的人文雾障，据说留下了诗文三千，就像三千佳丽拥挤在后宫一样，把武夷山水包裹得严严实实，容不下你有更多的想象。我确信这批经年堆积起来的作品都是文人们真实感受的遗址，因而，都已成为武夷山水自然力幻化和延伸的见证。一般意义上说，内涵的丰富总会演绎出形式多样化的外延，而外延的生动往往又会反过来做为润育其实质的养分。但这一点对自然的回馈似乎无效，因为自然所需要的回报其实特别简单，那就是不对她有任何形式的伤害行为和伤害事实。那么，所有赞美和歌颂当然都无补于她的真实。
大多数人都是缘着历代文人们简单勾勒出的武夷山而认识这一片山水的。这一点似乎得感谢覆盖在武夷山之上的三千诗文的影响力。但任何企图表达自然的作品都不能达意万一，却总是先入为主地把我们领进盲人摸象一样的局部误区。我应该算是为数极少的幸运者之一，因为我不是被哪一篇诗文打动然后慕名而来的观光者，而是在仅仅知道武夷山这个感性的名字就投进她的怀抱里，成为山水的直接阅读者。我从随便的哪一页读起，全无规则地阅读，时而饕餮，时而细嚼。这一读就是二十年，使我从一个简单的读书人升华为一个纯粹的自然阅读者。
当然我也发现武夷山偶尔漏下的一点光，或者不经意溅起的一滴水凝结成的笔墨。这就是我所说的覆盖在山水之上的三千诗文，这些诗文从不同角度肢解着武夷山影子的碎片。从而使宁静的武夷山变得喧闹，使清晰的武夷山变得神秘，使纯色的武夷山变得斑斓。但每一篇诗文都不无例外地把武夷山圈定在写作者自身愿望的人文格局里。
郭沫若在1962年游历武夷山时，留下一首刻在大粒鹅卵石上歌咏九曲溪的诗，写道：“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无疑朱熹的《九曲棹歌》是表达武夷山最重要的诗作了。在这一著名的诗篇里，他写了十首七绝，第一首为总序，其余九首则分别歌咏了从一曲到九曲他认为最值得歌咏的地方。很像现代电影的手法，拉开序曲之后，故事就铿锵迭拓地前进着。在九曲溪，没有挂过朱熹目光的地方是不容易找出来的。他让自己的视角蘸上墨汁，于是朱氏的九曲就随这一阕棹歌铺张开来。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朱熹在表达山水并生生地把自然山水锻造成文化的时候，还加进了早已铸为文化的神话和美丽的传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读解棹歌的人带到离自然有相当距离的人文窄巷里了。不仅如此，因为他手书的这九折棹歌被后来的人深深地嵌进了九曲溪畔每一曲景观最旖旎的岩壁里，以至于那些“来观文公题刻”、玩味《九曲棹歌》的读书人越来越读不懂真正的九曲溪了。他们更热衷于“颂紫阳夫子神斧之章，慨然有感”，于是乎，武夷山的岩石肌体上又多了这些人附庸风雅的刀痕。而历代文人庚和朱熹原韵而咏唱的棹歌更是纷呈迭出，成为细菌一样寄生在武夷山水之上的另一道景观。
而最早揭开武夷山神秘面纱的诗文当属东晋文学家郭璞的《谶诗》：“黄岗降势走飞龙，郁郁苍苍气象雄……”。他在这首诗里所预言的武夷山人文走势，500多年后在九曲溪的下游一曲岸边缓缓地铺展开来。令人庆幸的是，它在后来浩如烟海的描述、赞颂、讴歌、抒怀武夷山的文学作品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要不然我们是否更早就被轰轰烈烈地带进了过滤镜下的武夷山呢？
自陶渊明、谢灵运开始，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自觉地进行了一场对个体生命方式的革命，也就是对书斋里的生命方式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他们把因长期浸泡在典籍养分里疲惫的目光洒向了自然山水，于是，来自自然的没有多少人文痕迹的山水诗诞生了。它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史从千余年来冥顽不化的人文作品时代进入了文人作品的相对干净时代。武夷山的诗文正是在这个薄雾轻纱的时代萌土的，所以还能相当程度地保持自然的心性。
最早隐居武夷山的文人逸士是南朝的顾野王，他深植自然的感受力没有让自己愚昧地去超越自然，仅仅铺陈“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水事实。而同一时期来到这里的是江淹，他奇特的心生命在创造“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两个成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不经意就把武夷山的山水特质精辟成“碧水丹山”，让后来的科学家们很容易找到了揭示这一地质现象的钥匙。明代行者徐霞客在岭南一座规模不大的小山丘发现了这种奇异的地貌，很有才气地把它命名为丹霞山。他后来几次到武夷山，惊讶于这里丹霞地貌的规模、完整和特色，就不知怎么形容和描绘了。
到了唐朝，李商隐背着一箩筐的意象，悄无声息地走进武夷山。在真山水面前，也像他的前人一样，江郎才尽了，胡乱写了几首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悄无声息的诗，然后同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相比之下，宋代似乎就热闹多了。聪明的范仲淹把文字贴在一座很普通的楼上，让这座名楼不朽了。而在武夷山留下的就仅仅是目光了，他不会像用一篇奇文严严实实地包裹岳阳楼一样涵盖武夷山水。他想象着坐在九曲溪畔，感受着比往常更早经过身旁的自东南来的春天，很有韵味地泯着武夷岩茶，做悠闲状。然后不无小心翼翼地用诗句轻轻抚摸一下武夷山水孕育出的岩茶，全然没有了登斯楼也的浩荡气概，全然不敢惊动这一片宁静而安详的山水。无独有偶，苏东坡把泡有明月和大江的酒一饮而尽后，也浸泡在武夷岩茶的氛围之中，让承载着武夷山水韵味的叶片荡涤一胸豪气。而柳永小时候在故乡随便写下几句“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之后，就草草收拾行囊踏上了歌楼酒肆之路，偶尔酒醒“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只能“望故乡渺淼”了。不同的是李纲，做过不小的官，回到武夷山小住，不忘写下大量的诗词，写不好又回来再写，于是他的一叠厚厚的诗稿就铺在武夷山了。
宋南渡后，武夷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谪居、隐居这里的文人不胜枚举。陆游、辛弃疾等都没有荣幸留下原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佳作，但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武夷山不是任何“作品”所能够超越的，似乎不留下文墨就愧对武夷山水的养育一样。于是，不时都有这样那样的汉字组合掉落在武夷山上，日积月累，武夷山渐渐就被这些厚厚的诗文覆盖起来了。特别是能通天理的理学家们更是跃跃欲试，杨时、胡安国、刘屏山、刘勉之、朱熹、蔡元定等都叠起了几本诗稿。明清以降，文人们更是纷至沓来，在山山水水之间都踩出了些许文字的星沫。当然还不包括现在钱越来越多而文化越来越少的“大人们”写下的相当于“×××到此一游”之类的文字。
现在，我坐在案前，我宽阔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形状各异但内容极难分出差别的关于武夷山的“大作”，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千诗文，除了几本极为珍贵的人文资料外，多为今人所作、所编、所抄、所砌（窃）。它的总重量准够压死瘦弱的我，也足以让任何一个心脏强壮的人气喘吁吁。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几乎没有历史的可怜的美国总能轻装上路，而背负五千年灿烂的我们却举步维艰。武夷山是否也应该卸下些许沉重了呢？
朱熹的《九曲棹歌》中有：“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之句。那么，我也想问问，沉甸甸地覆盖在武夷山水之上的诗文三千到底又为谁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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