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任职时，工作十分清闲，而且身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老师，故而他时常有所体悟，也有很多空闲时间将这些体悟写出来细细与诸位弟弟分享。因此早年曾国藩家书大多具有篇幅长、内容多的特点。这封信就十分有代表性。信中曾国藩建议弟弟们去省城长沙求学，建议弟弟们多跟有大志向、大学问的人交朋友。他分别回答了诸位弟弟关于学问的困惑与疑问，就每个弟弟各自的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信中曾国藩对于“为学要诀”、“学问之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值得细细体味。
这封信中提到的昌黎、半山两先生分别是唐代和宋代的古文大家韩愈和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两大家。如果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就会发现，曾国藩会时常提到以韩愈、王安石等人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并对他们的文章十分推崇，这是为什么呢？
以韩愈、王安石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的骈（pián）文，主张恢复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先秦和汉代古文传统，在唐宋以后的文坛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清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即是受“唐宋八大家”影响而兴起的提倡古文的文学流派，而曾国藩虽不是安徽桐城人，但却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传承和发展者。推崇古文的他，在信中时常提到韩愈等古文宗师，并对他们的文章推崇备至，自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正月十五日那天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所发的家信。
四弟的信有三页，句句平稳，责备我对待别人不够宽恕，说得非常恰当。四弟说我每月写的信中只有些责备你们的空话，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有益于你们的消息，导致父亲大人看了我的信，怀疑你们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你们简直无地自容等等。这些话，做兄长的看了不免惭愧。我去年和九弟闲谈时曾经说过：“为人子的，如果让父母看见我的好，而觉得其他兄弟都比不上我，这便是不孝，不敬爱父母；如果让亲族乡里称赞我好，而觉得其他兄弟都不如我，这便是不悌（tì），（不敬爱兄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让父母心中有了贤良愚笨的分别，使亲族乡里口中有了贤良愚笨的分别，于是平时兄弟们对父母势必有讨好的念头，为了使自己得到好名声，而使其他兄弟得坏名声，在暗中盘算计划，以后兄弟间的嫌隙，便在这里埋下了。刘大爷、刘三爷，兄弟俩都想做好人，最后兄弟互相将对方看作仇敌，就是因为刘三爷在父母和亲戚乡邻那里得了好名声，而刘大爷得了坏名声的缘故。”今天四弟所责备我的，正是这个道理。我读了以后非常汗颜。但愿我们兄弟五个，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间相互原谅。哥哥因为弟弟得了坏名声而忧虑，弟弟因为哥哥得了好名声而高兴。哥哥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使弟弟得到好名声，这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使哥哥得到好名声，是弟弟的罪过。如果都这么想，那么兄弟间即便相处一万年，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嫌隙。
至于提到在家塾中读书的事，我也知道非常困难，我曾经和九弟面谈过很多次了。但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学校出外教书。我认为这样做是荒废时间，比在家塾读书更耽误事情。与其出外教书，还不如待在家塾里学习。如果说在家塾里没有好的的老师和朋友，那么除了家塾也是一样，家乡称得上是好老师、好朋友的人实在不多啊，这个情况我十分了解，还曾彻夜考虑过。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míng）先生，是哥哥我所中意，并认为是可以当老师的。衡阳的风俗，只有冬天那学期重要。自从五月之后，老师、弟子都是奉行旧事罢了。一起学习的人，都是庸碌鄙俗没有志向的人，又最喜欢讥讽人，他们取笑的方法不一样，总之离不开轻薄二字。四弟如果到衡阳去，他们必定会因为你是翰林学士的弟弟（却跑来他们这里求学）而嘲笑你，这些陋习十分可恶。乡间没有朋友可处，实在是人生第一大恨事，不仅对学业没有益处，并且大有害处，不好的习俗感染人，就如同谚语所说的“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xiù）”，慢慢就被同化了。为兄我曾经和九弟谈及此事，说衡阳那里没法读书，涟滨也没法读书，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损友”太多的缘故。
当下四弟的意思是一定要跟觉庵老师学习，那你千万要听哥哥我的嘱咐，但学名师的好处提高自己，不要受那些损友的影响而堕落。接到这封信，立即带厚二去觉庵老师那里学习。学费今年已准备好十挂铜钱，哥哥我肯定会在八月把这些寄付过去，这样不至于影响到家里的开销预算，不是不想多给一点，实在是做不到啊。我最忧虑的还是，你的同学没有志向而只知道玩，过了端午节以后，依旧懒散，不读书。怕弟弟和厚二也跟着学坏，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凡是跟着老师读书，一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方可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跟着觉庵老师学习，如果相处的来，明年仍然可以继续跟着他读书。如果一年换一个地方，那便是没有恒心，见异思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那就难了。——这上面说的，主要是回复四弟的来信。
六弟的信，是一篇绝妙的古文，刚健的文风很像韩愈，深拗（ào）的文字则像王安石。我认为古文，一定要有倔强不驯的气质，越曲折越有深意，所以在太史公司马迁之外，古文我最认可韩愈、王安石两位大家。我认为诗歌也应该卓尔不群，书法也一样。我时常这么认为，但却不轻易与外人谈论这种观点，近来与何子贞谈及，意见非常相合，偶尔谈一两句，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不知六弟天生如此妙笔生花的文采，过去时看到你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今天看了这封信，才知道弟弟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真让人高兴！真让人高兴！凡是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弟弟你都可以做到。
信中说我和诸位君子谈论学术，恐怕渐渐成了小团体，说得很对。但是弟弟尽可放心，哥哥我最怕别人标榜，常常韬光养晦，不轻易显摆，决不至于有所谓自立山头的嫌疑。你信中说四弟浮躁不虚心，也切中了四弟的毛病，四弟应把你的话当作对症的良药看待。
信中又有“荒废的久了，没有什么规矩”两句，这就不对了。作臣子晚辈的，只可以称颂赞美，决不可随意指责上级长辈的过错；对亲人应该以孝道对待，而不能在细节上妄发议论。哥哥我从前经常犯这种错误，但只是心里嘀咕，没有到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的程度。现在想起来，还有比这更不孝的事吗？我常跟阳牧以及九弟说到这事，以后希望能跟各个弟弟一起改正这个严重的错误。六弟你接到我这封信，立即到父亲大人那里磕头认罪，并代我一起磕头认罪。
信中又说你的牢骚，不是像小人那样热衷于此，而是志士仁人爱惜光阴的表现。我读到这里，不禁有些怅然；恨不得生两个翅膀飞到家里，好好劝慰老弟你一番，长谈几天才畅快。然而即使弟弟入了学，那些谣言又会说学院是看人情才让你们进的，众口铄（shuò）金，从哪里来辩解呢？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来的早晚，实在是前生注定的，虽说是爱惜光阴的念头很迫切，但也不必为了所谓的虚名而耿耿于怀。
来信说看了《〈礼记〉注疏》一本半，内容繁多，一片茫然，苦于没有什么收获，现在已经放弃了，不敢再读。目前在读《朱子纲目》，每天十多页等等。说到这里，我无比悔恨年轻时不曾在这些方面用功，如今虽然想教弟弟，好比瞎子想要引导别人摆脱迷途，想要不引导错，那实在太难了。然而我最喜欢冥思苦想，又有几位益友相互质问、证实，对于读书的道理，有几个难得的心得：
研究儒家经典，必须先钻研其中一种，不可泛泛的涉猎多种。读经以研究寻求义理为根本任务，考订其中的字词、器物，制度则是最后要考虑的。读经的诀窍在于一个“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这就叫“耐”。研读史书的方法，最巧妙的就是设身处地去体悟。每看一处，都好像身临其境在与当事人相处交流一般。没必要史书中的每个人都能记得，但只要记住一人，就好像跟他交往过一样熟悉他；没必要史书中的事情件件都知道，但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像曾经亲身经历过一般。研究经典，主要目的是究追其中的道理；研究史书，主要目的是弄清事情经过。可以说除了经史之外，我们读书人别无可学。
自西汉以来，热衷读书的儒生，大都致力于三种学问：一种是探寻义理的学问，一种是考订文字的学问，一种是写诗作赋的学问。过去的读书人往往偏重一门学问，而轻视其他两种学问。我个人认为，义理之学最重要。如果道理明白了，实践就有了重点，处理现实中的事情也有了明确的依据，写诗作赋的学问，目的在于发挥义理。考据之学，我没有太多关注。这三种途径，都以经史出发，但各有各的门径。我认为想要读好经、史之书，就应该重点研究义理，那样更有助于专心而不至于混乱。所以读经仔细钻一种经典，读史要专门研究，熟悉某一朝代的历史，读经、读史都要以寻求其中的道理为根本，这都是抓住重点的方法，明明白白，无可改变。如果说到经史以外，诸子百家的书的话，那简直是汗牛充栋，实在太多了。如果想读这些书，也应当重点读某一人或某一派的专集，而不应当东翻西翻，泛滥无归。比如读韩愈的《昌黎集》，那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除了这本书再没有其它的，这时就感觉天地间除了《昌黎集》以外，再没有其他书了。这一本集子没有读完，绝对不再读其它人的集子，这也是“专”的诀窍。六弟你千万要记住。
读经典、史书、文集，讲求义理之学，这是有志向的人绝对不可改变的学习方向。圣人重新活过来，也一定赞同我的话。然而，这些话也仅仅为立有大志向的人而说的。如果说到应付科举考试的学问，那就要多读《四书》里的文章，读考试范文，诗词文章，可以选择的方法很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分不高，必须要学习科举功名的学问。六弟你既然有大的志向，不追求科举的功名也可以，但要坚守“耐”字的诀窍。看你的来信说读《〈礼记〉疏》，似乎不能坚持，有耐心，那可要多多加油呀！
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分也不算低，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跟庸碌鄙俗之人相处，什么也没有学到，思路灵感都堵塞很久了。直到乙未年到了京城之后，才开始立志学习诗词、古文和书法，只可惜没有好的朋友。近年找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才知道有所谓经学和经济学，有所谓躬行实践的学问，才知道范仲淹、韩琦（qí）治理国家的学问可以学到，司马迁、韩愈的古文也可以学到，二程、朱熹的义理之学也可以学到。感慨之余，便想尽洗以往的过错，把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成为父母的孝子，弟弟们的导师。然而我身体太弱，时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会感到劳累。每次一想到，既然上天要限制我，让我不能冥思苦想，这也就是说上天不想要我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所以近日以来，我十分疏懒松散，计划今年若能谋得个外调出京的差事，或许能够还清之前的旧债，这样的话我就回家奉养双亲去了，不再贪恋于功名利禄。毕竟我只是略懂几个大字，断不敢为非作歹，犯下大错，也不再致力于追随先哲的脚步了。我现在把保重身体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之所以不再立大志主要还是害怕用心太过而伤神。弟弟们也要时时注意保重身体，千万要注意啊！
你来信又驳斥之前信中所说，说必须多学习多见闻，然后才能懂得书中义理，行之有效，见解非常正确。但哥哥我前一封信的意思是强调身体力行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子夏“贤贤易色”章的大义，我认为多学习多见闻并不重要，只有懂得书中义理才是有用的，这种说法可能过于偏激了。六弟信中的意思，认为多学习多见闻不就谈不上懂得义理，议论很精辟。但六弟要积极实践、身体力行才知道对不对，不能只跟我在口头上争是非。
来信又说四弟和季弟跟从觉庵老师学习，六弟、九弟仍然来京城学习，或者在城南肄业等等。作为兄长，我当然想和弟弟们共住京城，这种感情就好像孤独的大雁对雁群的渴求一样。自从九弟辛丑年的秋天想要回家，我百般挽留，九弟应该可以证明是不是这样。但到了去年秋天九弟下定决心南下回家，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听他自便。如果九弟今年再来，则一年之内，突然走了，突然又回来，不仅父亲不会答应，就是旁观者也会取笑我兄弟做事草率。并且两位弟弟一同前来，光路费就要花费八十两银子，现在这些盘缠实在难以准备出来。六弟说自己能够解决，我心里不是很相信。况且曹西垣（yuán）去年冬天到的京城，郭筠（yún）仙明年才能起程，眼下也没有信得过的人能结伴来京。
只有在城南学习，还比较实际。我打算等到二月送二十两银子到金竺（zhú）虔（qián）家去，以供六弟、九弟在省城长沙读书之用。竺虔二月就会起程南归，四月初这笔银子应该就能收到了。弟弟们接到这封信，立即出发到省城读书。我在省城中的好友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都在别处的书院讲学。贺蔗（zhè）农、俞岱（dài）青、陈尧农、陈庆覃（tán）各位先生则都是官场中人，不能把精力用在学术上。只说有个姓丁的贤士（名叫叙忠，号秩（zhì）臣，来自长沙的廪（lǐn）贡生），学问做的很扎实，为人也忠厚老实。我虽然未曾见过他，但非常确定他可以做你们的老师。凡是与我关系不错的人，都极力赞他的学问、品行。弟弟们到了省城，在城南安顿好以后，一定要立即去拜见丁先生，拜师求学。一个人啊，一定要有个老师教才行，此外，教朋友也一定要慎之又慎。昌黎先生说：“品行端正的人没有主动跟我交往的，也一定要主动的和他们交往。品行败坏的人即使不讨厌我、嫌弃我，我也一定要远离他们！”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可以说都与交往朋友的贤能、好坏息息相关，所以交友这件事不能不谨慎啊！
来信把进京读书视为上策，把在城南读书列为下策。我并不是不想取上策，实在是九弟来去太匆忙，不好写信向父亲大人禀告。不仅九弟前后行为矛盾，就是我向父亲的报告也是前后矛盾的。而且眼下旅费难以凑齐，六弟说自己可以想办法，也是吃过苦的人想当然所说的话。如果今年我能得到一个好差事，那么两弟今年冬天和朱啸山一同过来就最好不过了。目前暂且先按下策来吧。假如六弟你不同意，我们再写信商议也行。以上是简要回复六弟你的来信的问题。
九弟的信，写家里的事情很详细，可惜话说得太短。我的信常常写得太长，以后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尧阶他如果有什么大事要办，弟弟你们派一个人跟着他去，帮他几天。牧云接到我的长信，怎么没有回信呢？是不是嫌我的话太直了？扶乩（jī）的事，完全不可信。九弟要立志读书，就不要想这些事了。季弟一切都要听诸位哥哥的话。这次信差走得很急，不能够闲抄日记给你们看，容我以后再告诉你们罢。
冯树堂听说弟弟将要到省城去，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了两个朋友，弟弟你最后留心，去拜访一下。
曾国藩亲笔
在上面这封长信中，曾国藩分别谈及了处理家庭关系、交往朋友和做学问的道理。关于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曾国藩强调兄弟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维护、劝勉，不可在父母面争宠、讨好，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而使兄弟间产生嫌隙。在交往朋友上曾国藩则强调要多交良友，多与有大志向、大学问的人交朋友，而少与庸鄙无志的人为伴，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xiù），亦与之化矣”，正是这个道理。
古人论学，向来有“博”与“约”两条路径，所谓“博”重在“广泛的学习”所谓“约”，重在“深入的研究，细细的体悟”，“博观而约取”自然是理想的状态了，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把博与约两方面都兼顾到。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更加倾向于“约”而非“博”。曾国藩主张为学贵在专一，重在有耐心。立足于一点，持之以恒，方能成就大学问。在曾国藩看来，世间学问根本的方法和道理都是相通的，我们如果能够抓住学问的根本，深入研究，一定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而他所谓学问的根本点，则在经学与史学。关于经学，曾国藩指出，要有穷追不舍的精神，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研究史学，曾国藩则指出要尽量与古人立于同一境界，设身处地去体悟。他的观点对于现代人做学问未必完全适用。但这种观点向我们揭示出，经学和史学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去寻找自己所关注学问的根本点，找到解决问题的那把钥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