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任职时,工作十分清闲,而且身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老师,故而他时常有所体悟,也有很多空闲时间将这些体悟写出来细细与诸位弟弟分享。因此早年曾国藩家书大多具有篇幅长、内容多的特点。这封信就十分有代表性。信中曾国藩建议弟弟们去省城长沙求学,建议弟弟们多跟有大志向、大学问的人交朋友。他分别回答了诸位弟弟关于学问的困惑与疑问,就每个弟弟各自的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信中曾国藩对于“为学要诀”、“学问之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值得细细体味。
这封信中提到的昌黎、半山两先生分别是唐代和宋代的古文大家韩愈和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两大家。如果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就会发现,曾国藩会时常提到以韩愈、王安石等人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并对他们的文章十分推崇,这是为什么呢?
以韩愈、王安石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的骈(pián)文,主张恢复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先秦和汉代古文传统,在唐宋以后的文坛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清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即是受“唐宋八大家”影响而兴起的提倡古文的文学流派,而曾国藩虽不是安徽桐城人,但却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传承和发展者。推崇古文的他,在信中时常提到韩愈等古文宗师,并对他们的文章推崇备至,自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正月十五日那天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所发的家信。
四弟的信有三页,句句平稳,责备我对待别人不够宽恕,说得非常恰当。四弟说我每月写的信中只有些责备你们的空话,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有益于你们的消息,导致父亲大人看了我的信,怀疑你们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你们简直无地自容等等。这些话,做兄长的看了不免惭愧。我去年和九弟闲谈时曾经说过:“为人子的,如果让父母看见我的好,而觉得其他兄弟都比不上我,这便是不孝,不敬爱父母;如果让亲族乡里称赞我好,而觉得其他兄弟都不如我,这便是不悌(tì),(不敬爱兄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让父母心中有了贤良愚笨的分别,使亲族乡里口中有了贤良愚笨的分别,于是平时兄弟们对父母势必有讨好的念头,为了使自己得到好名声,而使其他兄弟得坏名声,在暗中盘算计划,以后兄弟间的嫌隙,便在这里埋下了。刘大爷、刘三爷,兄弟俩都想做好人,最后兄弟互相将对方看作仇敌,就是因为刘三爷在父母和亲戚乡邻那里得了好名声,而刘大爷得了坏名声的缘故。”今天四弟所责备我的,正是这个道理。我读了以后非常汗颜。但愿我们兄弟五个,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间相互原谅。哥哥因为弟弟得了坏名声而忧虑,弟弟因为哥哥得了好名声而高兴。哥哥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使弟弟得到好名声,这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使哥哥得到好名声,是弟弟的罪过。如果都这么想,那么兄弟间即便相处一万年,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嫌隙。
至于提到在家塾中读书的事,我也知道非常困难,我曾经和九弟面谈过很多次了。但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学校出外教书。我认为这样做是荒废时间,比在家塾读书更耽误事情。与其出外教书,还不如待在家塾里学习。如果说在家塾里没有好的的老师和朋友,那么除了家塾也是一样,家乡称得上是好老师、好朋友的人实在不多啊,这个情况我十分了解,还曾彻夜考虑过。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míng)先生,是哥哥我所中意,并认为是可以当老师的。衡阳的风俗,只有冬天那学期重要。自从五月之后,老师、弟子都是奉行旧事罢了。一起学习的人,都是庸碌鄙俗没有志向的人,又最喜欢讥讽人,他们取笑的方法不一样,总之离不开轻薄二字。四弟如果到衡阳去,他们必定会因为你是翰林学士的弟弟(却跑来他们这里求学)而嘲笑你,这些陋习十分可恶。乡间没有朋友可处,实在是人生第一大恨事,不仅对学业没有益处,并且大有害处,不好的习俗感染人,就如同谚语所说的“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xiù)”,慢慢就被同化了。为兄我曾经和九弟谈及此事,说衡阳那里没法读书,涟滨也没法读书,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损友”太多的缘故。
当下四弟的意思是一定要跟觉庵老师学习,那你千万要听哥哥我的嘱咐,但学名师的好处提高自己,不要受那些损友的影响而堕落。接到这封信,立即带厚二去觉庵老师那里学习。学费今年已准备好十挂铜钱,哥哥我肯定会在八月把这些寄付过去,这样不至于影响到家里的开销预算,不是不想多给一点,实在是做不到啊。我最忧虑的还是,你的同学没有志向而只知道玩,过了端午节以后,依旧懒散,不读书。怕弟弟和厚二也跟着学坏,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凡是跟着老师读书,一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方可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跟着觉庵老师学习,如果相处的来,明年仍然可以继续跟着他读书。如果一年换一个地方,那便是没有恒心,见异思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那就难了。——这上面说的,主要是回复四弟的来信。
六弟的信,是一篇绝妙的古文,刚健的文风很像韩愈,深拗(ào)的文字则像王安石。我认为古文,一定要有倔强不驯的气质,越曲折越有深意,所以在太史公司马迁之外,古文我最认可韩愈、王安石两位大家。我认为诗歌也应该卓尔不群,书法也一样。我时常这么认为,但却不轻易与外人谈论这种观点,近来与何子贞谈及,意见非常相合,偶尔谈一两句,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不知六弟天生如此妙笔生花的文采,过去时看到你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今天看了这封信,才知道弟弟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真让人高兴!真让人高兴!凡是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弟弟你都可以做到。
信中说我和诸位君子谈论学术,恐怕渐渐成了小团体,说得很对。但是弟弟尽可放心,哥哥我最怕别人标榜,常常韬光养晦,不轻易显摆,决不至于有所谓自立山头的嫌疑。你信中说四弟浮躁不虚心,也切中了四弟的毛病,四弟应把你的话当作对症的良药看待。
信中又有“荒废的久了,没有什么规矩”两句,这就不对了。作臣子晚辈的,只可以称颂赞美,决不可随意指责上级长辈的过错;对亲人应该以孝道对待,而不能在细节上妄发议论。哥哥我从前经常犯这种错误,但只是心里嘀咕,没有到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的程度。现在想起来,还有比这更不孝的事吗?我常跟阳牧以及九弟说到这事,以后希望能跟各个弟弟一起改正这个严重的错误。六弟你接到我这封信,立即到父亲大人那里磕头认罪,并代我一起磕头认罪。
信中又说你的牢骚,不是像小人那样热衷于此,而是志士仁人爱惜光阴的表现。我读到这里,不禁有些怅然;恨不得生两个翅膀飞到家里,好好劝慰老弟你一番,长谈几天才畅快。然而即使弟弟入了学,那些谣言又会说学院是看人情才让你们进的,众口铄(shuò)金,从哪里来辩解呢?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来的早晚,实在是前生注定的,虽说是爱惜光阴的念头很迫切,但也不必为了所谓的虚名而耿耿于怀。
来信说看了《〈礼记〉注疏》一本半,内容繁多,一片茫然,苦于没有什么收获,现在已经放弃了,不敢再读。目前在读《朱子纲目》,每天十多页等等。说到这里,我无比悔恨年轻时不曾在这些方面用功,如今虽然想教弟弟,好比瞎子想要引导别人摆脱迷途,想要不引导错,那实在太难了。然而我最喜欢冥思苦想,又有几位益友相互质问、证实,对于读书的道理,有几个难得的心得:
研究儒家经典,必须先钻研其中一种,不可泛泛的涉猎多种。读经以研究寻求义理为根本任务,考订其中的字词、器物,制度则是最后要考虑的。读经的诀窍在于一个“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这就叫“耐”。研读史书的方法,最巧妙的就是设身处地去体悟。每看一处,都好像身临其境在与当事人相处交流一般。没必要史书中的每个人都能记得,但只要记住一人,就好像跟他交往过一样熟悉他;没必要史书中的事情件件都知道,但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像曾经亲身经历过一般。研究经典,主要目的是究追其中的道理;研究史书,主要目的是弄清事情经过。可以说除了经史之外,我们读书人别无可学。
自西汉以来,热衷读书的儒生,大都致力于三种学问:一种是探寻义理的学问,一种是考订文字的学问,一种是写诗作赋的学问。过去的读书人往往偏重一门学问,而轻视其他两种学问。我个人认为,义理之学最重要。如果道理明白了,实践就有了重点,处理现实中的事情也有了明确的依据,写诗作赋的学问,目的在于发挥义理。考据之学,我没有太多关注。这三种途径,都以经史出发,但各有各的门径。我认为想要读好经、史之书,就应该重点研究义理,那样更有助于专心而不至于混乱。所以读经仔细钻一种经典,读史要专门研究,熟悉某一朝代的历史,读经、读史都要以寻求其中的道理为根本,这都是抓住重点的方法,明明白白,无可改变。如果说到经史以外,诸子百家的书的话,那简直是汗牛充栋,实在太多了。如果想读这些书,也应当重点读某一人或某一派的专集,而不应当东翻西翻,泛滥无归。比如读韩愈的《昌黎集》,那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除了这本书再没有其它的,这时就感觉天地间除了《昌黎集》以外,再没有其他书了。这一本集子没有读完,绝对不再读其它人的集子,这也是“专”的诀窍。六弟你千万要记住。
读经典、史书、文集,讲求义理之学,这是有志向的人绝对不可改变的学习方向。圣人重新活过来,也一定赞同我的话。然而,这些话也仅仅为立有大志向的人而说的。如果说到应付科举考试的学问,那就要多读《四书》里的文章,读考试范文,诗词文章,可以选择的方法很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分不高,必须要学习科举功名的学问。六弟你既然有大的志向,不追求科举的功名也可以,但要坚守“耐”字的诀窍。看你的来信说读《〈礼记〉疏》,似乎不能坚持,有耐心,那可要多多加油呀!
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分也不算低,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跟庸碌鄙俗之人相处,什么也没有学到,思路灵感都堵塞很久了。直到乙未年到了京城之后,才开始立志学习诗词、古文和书法,只可惜没有好的朋友。近年找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才知道有所谓经学和经济学,有所谓躬行实践的学问,才知道范仲淹、韩琦(qí)治理国家的学问可以学到,司马迁、韩愈的古文也可以学到,二程、朱熹的义理之学也可以学到。感慨之余,便想尽洗以往的过错,把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成为父母的孝子,弟弟们的导师。然而我身体太弱,时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会感到劳累。每次一想到,既然上天要限制我,让我不能冥思苦想,这也就是说上天不想要我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所以近日以来,我十分疏懒松散,计划今年若能谋得个外调出京的差事,或许能够还清之前的旧债,这样的话我就回家奉养双亲去了,不再贪恋于功名利禄。毕竟我只是略懂几个大字,断不敢为非作歹,犯下大错,也不再致力于追随先哲的脚步了。我现在把保重身体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之所以不再立大志主要还是害怕用心太过而伤神。弟弟们也要时时注意保重身体,千万要注意啊!
你来信又驳斥之前信中所说,说必须多学习多见闻,然后才能懂得书中义理,行之有效,见解非常正确。但哥哥我前一封信的意思是强调身体力行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子夏“贤贤易色”章的大义,我认为多学习多见闻并不重要,只有懂得书中义理才是有用的,这种说法可能过于偏激了。六弟信中的意思,认为多学习多见闻不就谈不上懂得义理,议论很精辟。但六弟要积极实践、身体力行才知道对不对,不能只跟我在口头上争是非。
来信又说四弟和季弟跟从觉庵老师学习,六弟、九弟仍然来京城学习,或者在城南肄业等等。作为兄长,我当然想和弟弟们共住京城,这种感情就好像孤独的大雁对雁群的渴求一样。自从九弟辛丑年的秋天想要回家,我百般挽留,九弟应该可以证明是不是这样。但到了去年秋天九弟下定决心南下回家,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听他自便。如果九弟今年再来,则一年之内,突然走了,突然又回来,不仅父亲不会答应,就是旁观者也会取笑我兄弟做事草率。并且两位弟弟一同前来,光路费就要花费八十两银子,现在这些盘缠实在难以准备出来。六弟说自己能够解决,我心里不是很相信。况且曹西垣(yuán)去年冬天到的京城,郭筠(yún)仙明年才能起程,眼下也没有信得过的人能结伴来京。
只有在城南学习,还比较实际。我打算等到二月送二十两银子到金竺(zhú)虔(qián)家去,以供六弟、九弟在省城长沙读书之用。竺虔二月就会起程南归,四月初这笔银子应该就能收到了。弟弟们接到这封信,立即出发到省城读书。我在省城中的好友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都在别处的书院讲学。贺蔗(zhè)农、俞岱(dài)青、陈尧农、陈庆覃(tán)各位先生则都是官场中人,不能把精力用在学术上。只说有个姓丁的贤士(名叫叙忠,号秩(zhì)臣,来自长沙的廪(lǐn)贡生),学问做的很扎实,为人也忠厚老实。我虽然未曾见过他,但非常确定他可以做你们的老师。凡是与我关系不错的人,都极力赞他的学问、品行。弟弟们到了省城,在城南安顿好以后,一定要立即去拜见丁先生,拜师求学。一个人啊,一定要有个老师教才行,此外,教朋友也一定要慎之又慎。昌黎先生说:“品行端正的人没有主动跟我交往的,也一定要主动的和他们交往。品行败坏的人即使不讨厌我、嫌弃我,我也一定要远离他们!”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可以说都与交往朋友的贤能、好坏息息相关,所以交友这件事不能不谨慎啊!
来信把进京读书视为上策,把在城南读书列为下策。我并不是不想取上策,实在是九弟来去太匆忙,不好写信向父亲大人禀告。不仅九弟前后行为矛盾,就是我向父亲的报告也是前后矛盾的。而且眼下旅费难以凑齐,六弟说自己可以想办法,也是吃过苦的人想当然所说的话。如果今年我能得到一个好差事,那么两弟今年冬天和朱啸山一同过来就最好不过了。目前暂且先按下策来吧。假如六弟你不同意,我们再写信商议也行。以上是简要回复六弟你的来信的问题。
九弟的信,写家里的事情很详细,可惜话说得太短。我的信常常写得太长,以后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尧阶他如果有什么大事要办,弟弟你们派一个人跟着他去,帮他几天。牧云接到我的长信,怎么没有回信呢?是不是嫌我的话太直了?扶乩(jī)的事,完全不可信。九弟要立志读书,就不要想这些事了。季弟一切都要听诸位哥哥的话。这次信差走得很急,不能够闲抄日记给你们看,容我以后再告诉你们罢。
冯树堂听说弟弟将要到省城去,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了两个朋友,弟弟你最后留心,去拜访一下。
曾国藩亲笔
在上面这封长信中,曾国藩分别谈及了处理家庭关系、交往朋友和做学问的道理。关于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曾国藩强调兄弟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维护、劝勉,不可在父母面争宠、讨好,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而使兄弟间产生嫌隙。在交往朋友上曾国藩则强调要多交良友,多与有大志向、大学问的人交朋友,而少与庸鄙无志的人为伴,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xiù),亦与之化矣”,正是这个道理。
古人论学,向来有“博”与“约”两条路径,所谓“博”重在“广泛的学习”所谓“约”,重在“深入的研究,细细的体悟”,“博观而约取”自然是理想的状态了,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把博与约两方面都兼顾到。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更加倾向于“约”而非“博”。曾国藩主张为学贵在专一,重在有耐心。立足于一点,持之以恒,方能成就大学问。在曾国藩看来,世间学问根本的方法和道理都是相通的,我们如果能够抓住学问的根本,深入研究,一定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而他所谓学问的根本点,则在经学与史学。关于经学,曾国藩指出,要有穷追不舍的精神,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研究史学,曾国藩则指出要尽量与古人立于同一境界,设身处地去体悟。他的观点对于现代人做学问未必完全适用。但这种观点向我们揭示出,经学和史学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去寻找自己所关注学问的根本点,找到解决问题的那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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