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黄河流动扬水站”说开去 文/郭育成 有朋友诧异，扬水站还能流动吗？怎么流动呢？很简单，把扬水站建在船上，船在水上漂流，扬水站自然就流动起来了嘛。为什么要建流动扬水站呢？因为保德县委县政府实施治理黄河工程以来，沿黄河滩，从铁匠铺至冯家川坝出万亩黄河滩涂地。这些地能用相邻的黄河水灌溉，就可成为肥沃的，旱涝保收的水浇地。要浇灌八十多里峡长的河滩地，至少得建十几个电灌站。当时的排灌站长张圣文是一位知识分子，工作积极能干，点落多，他设想出一个方案，把灌站建在船上，船随着需要灌溉的土地移动，抽水设备就可以在需要的地方提水浇地。这办法好极了，省财省物，效果好。关键是需要一只动力机械船。
一九六六年保德排灌站到内蒙包头买了一艘机械动力船。内设120马力和80马力的两台柴油机，80马力的用于启动行走，120马力的用于提水灌溉。这艘船当时价值12.6万元。那时的会计是张旺才先生，是他一手操作的。张先生现时健在。他说那个价钱相当于现在的176.4万元。怎么测算的呢？张先生说那会儿一个碗托壹角伍分钱，现在一个碗托2块钱，用这个比值计算，就是那个价。用碗托的价值计算货币的贬值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碗托的价格涨跌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国家没有控制，也没有计划经济的纠葛。不论用多少钱买这只船是合算的。用一台提水设备就可以把摆在80余里的峡长河畔上的万亩良田逐块灌溉。实在是科学的好办法。人的智慧是会产生无比大的效力的，说到这里我们知道从内蒙包头买来的机械动力船是用于浇地灌溉的，而不是航运上作托船用的。看到这只船的用途，管航运的县交通局副局长张承海和航管站站长刘合州为解决人力拉船而费力费时，不安全的弊端，想搞一只机械动力船，用于逆水行舟拖拉，以取代人力。他们为了省钱，就自己组织技术力量，制造机械动力船——拖轮。经过外请师傅，内培训人才，机动船终于制造成功了。这一创举在偏僻闭塞的保德小县是一件大事，在保府两县忻州地区引起轰动，县交通局袁副局长说，船造出来试航成功了。好多酸文人喜欢标新立异，纷纷涌来给船起名号，什么机驳船，机帆船，小火轮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他们连什么是机驳船和拖轮也分不清？硬说拖轮和机驳船是两种船，争得面红耳赤，还说张承海造的不是拖轮，包头买的才是拖轮。其实就是那种用柴油机带动的机动船，用于什么方面，在于人的使用。
说到这里，有读者朋友一定会说，你扯远了，主线是说的治理黄河，保护耕地，扩展良田，变旱地为水地的事，怎么扯到辩论机驳船和拖轮的无味的争议方面了。其实也未脱离主题。这里要说明的是，人的智慧怎么用，人人都有智慧，不同的是有大智慧，小智慧。看你把聪明才智用到哪里，用对了就起好作用，如张圣文把智慧用在流动扬水站上，就起了大作用。把智慧用到无味的争议上，就成了没用的智慧。
目的是要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前辈在改变贫困状态中做了些什么事。这是改变生产力的两大创举，说这些事，是为激发年轻人的意志和勇气。
包头买船是用于灌溉的；
张承海造船是解决航运的——拖轮。
治黄的功绩
五六十年代任县委书记的张金驹，看到黄河岸畔河滩地的产粮潜力，要把沿黄河一带的滩涂地扩展开保护好，建设成可以灌溉的水浇地，根本的办法是治理好黄河。50年代黄河是个脱缰的野马东奔西闯，肆意泛滥，50年代中期把康家滩的滩地全部淹没，村庄也被冲毁一半，大水在“窑院”夸墙边流动冲涮。“窑院”是康家滩村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是旧时财主家的两进平墩石窑大院，在山脚下的村子中心，院外是保德通往阳方口的公路。黄河已冲刷到“窑院”的跨墙。把康家滩冲惨了，半个村子成了黄河的河床，良田耕地全被黄河吞噬了，公路也冲断淹没了。那时候自府谷县五姑山脚下，到对面的保德县飞龙山崖畔，以至前湾子，友谊桥北侧，二郎庙脚下，全是黄漫漫、浪滔滔的黄河水，一片汪洋。
从阳方口运救灾粮的汽车行至郭家滩村，就不能前行了，只好把粮卸下，人背驴驮往东关粮站搬运。
这种惨状激发了张金驹治理黄河的决心。1958年以巨大的财力投入，修筑郭家滩村西的二寸崖大坝，顺着黄河修一条护村护地大坝。大坝建成后把黄河水送到西北面归槽顺流，把郭家滩二寸崖往西的滩涂地，康家滩村庄和滩地，东关四个生产大队的河滩地都保住了，从此不被黄河水涮。仅此一坝保住滩涂地一千多亩，最受益的康家滩村，达到人均水浇地半亩多，变成了保德县的富裕村，70年代初康家滩村每人分到小麦100斤，比东关市民供应的白面还多。
二寸崖大坝的作用和意义不仅于此，它对全县的示范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张金驹的经典之作，示范性工程。从坝址的选择，坝身摆放的方位的确定，都是最大发挥抗洪护地的效益的设计。笔者是当地人，也参加过二寸崖大坝的建设，对此坝最有感情，对它的作用也最有体验。
此坝建成以后，威力和效应逐步显示出来。几年的汛期发洪水，它发挥了强大的抗洪护地作用。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从铁匠铺至冯家川沿黄河畔的村庄纷纷仿效二寸崖大坝的建筑，修筑抗洪护地坝，全县在80里河滩长廊上，抗洪保村护地一万多亩，六七十年代，全县在产粮方面有顺口溜叫“灾平丰，一二三”。即灾年产量一千万斤，平年产量二千多万斤，丰年产量三千多万斤。七十年代，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抓的是两个纲，政治上抓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抓以粮为纲，农村工作就是抓多打粮，以粮食产量论成败。
六七十年代保德县有耕地面积30万亩，黄河滩地一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十分之一。粮食可以产一千万斤。丰年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平年占全县的二分之一；灾年就全靠这些滩涂地了，所以人称眼睛珠子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建国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老百姓吃粮实行配给制，那时有句谚语叫“够不够三百六”。就是说每年秋收之后，给社员分配口粮标准是360斤，留足种籽饲料以后，余下的粮实就要卖给国家。六七十年代的政府强调给国家做贡献。我们还要支援亚非拉革命。所以就号召人们过紧日子，苦日子。那时全县有8万人口，能产下三千多万斤粮，再加上自留地的补充，社员群众的生活就可以达到温饱。有的生产队还可以给国家贡献余粮。可是这种年头很少。因为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的咒语限制。
改革开放后生产、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白面大米肉蛋禽奶放开享用。饿肚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同事王先生，颇有感触地说，我今年82岁了，适逢清明盛世，国家给的几千多养老金足够我过好日子了。
二寸崖大坝从上世纪1958年建筑，距现在已经60年了。如今巍然屹立，稳如泰山，黄河发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都可以把村庄田地护住，把洪水堵远。60年代以后的康家滩随着世事的变迁，在城镇化的大潮挟裹下，现在已成为保德县城的城中村，家家有楼房，多数人家有繁华闹市中的临街门面房，用部分房租就可以过如花似锦的奢华日子。全国人民有四个自信，康家滩村人说他们有五个自信，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他们的“城中村自信”。东关的四个生产大队，现在变为村子，庙梁村，娄圪凸村，马家洼村，后沟村，各村都在黄河滩上修起大楼，村民们都居住在现代化大楼里过着时尚的生活，郭家滩村的村民也同样享受上现代化城市的生活。这种不受黄河侵犯的地势的形成，造就了目前的城镇现状。可以夸张的说是“一坝定乾坤”。没有二寸崖大坝就不会有现在的地势。58年以来二代、三代的村民们不知道这是老县委书记张金驹的杰作。咱们有句谚语叫“吃水不忘淘井人”，后辈人们记住，张金驹就是我们的淘井人。
后人的方向
保德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支离破碎，千沟万塾，黄沙漫漫，土地贫瘠。有诗为证，“地在山上挂，水在沟里流。地无三尺平，出门路唯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路经保德后说此地不宜人居住。上世纪七十年代，忻州地区行政公暑副专员张全来保德调研，走了一路感叹道，怪不得，保德县打不下粮食。全县境内见不到一块可耕种的田地嘛。纯粹地说保德县就没有地嘛，张全同志调研细微，他的脖子上挂着高程仪，边走边测，保德县最高的地势是井油山，海拔1470米，最低是冯家川740米。全境地势东高西低，朱家川河，黄石崖沟，安家山河，石塘河，都是由东向西流入黄河。与全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成反向。人口是全国的万分之一。面积也是全国的万分之一。与全国有相同处，又有逆势处。对面府谷的地势，就与全国相一致。保德在发展方面，不及府谷顺利，同全国的步伐总是慢半拍。或者说跟不上全国的节奏。吃了不少亏。比如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武斗已经鸣金收兵偃旗息鼔了，保德反而掀起了高潮，赶走解放军，抢夺军火库，两派拉开阵势展开大战。逼得忻州核心小组派出强大的工宣队才弹压下去。又比如城镇化建设，保德献出仅有的5000亩水地，也称菜栏子地，供扩展城区使用，可是只修了一条孤零零的，几千米长的大街，又修了一个体育馆，正在搞的热火朝天方兴未艾。国家已将建设方向转向建设新农村方面去了。保德的城镇化建设只好告停。征下的良田只能闲置。毁了好多地，欠下好多债，县官吃力不讨好，悻悻弃官而去。传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葛尔丹路径保德，过后留下小诗一首曰：山高露石头，黄河往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老百姓说，保德县水土硬哩，一般人来了啃不下。
我们所说的保德穷山恶水的自然生态状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然面貌 。在那种困难的时刻，是张金驹担任着县委书记。他以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去改变这种贫困状况。在干部中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普通农民的作风带领群众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经常和老百姓滚战在一起，修地打坝，植树造林，没有半点机关干部的架子，一九六四年他到省里参加省委的三级干部会议，到迎泽宾馆报道，进门时被门卫挡在门外，不让他进去。
其时恰逢时任五寨县委书记的袁步森走来。袁步森是保德袁家庄村人与张金驹是同乡，也是“同榜进士”。他留着大背头，戴着眼镜，穿一身兰毕几中山装，制服熨贴，裤缝笔直，脚蹬三接头皮鞋，熠熠呈亮。门卫挡驾一幕，原原本本，真真切切映入他的眼帘。顿时火冒三丈，大喝道：这是保德县委书记，你不让他进去开会，是何道理！怕得门卫小鬼连连认错，道歉不迭：“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是老农民走错门子了”。此事本来是一宗误会小事，但当时成了省城的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山西日报》资深记者，后来成为总编辑的唐纪宇，深入保德采访张金驹艰苦奋斗，带领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感人事迹。《山西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张金驹艰苦朴素的模范事迹。这是后话。
谈到这里，还有一句流行语也须提一下，“张金驹好书记，要粮要物要救济”。这是一句在保德县民众中流传很广的话。这句话究竟是说好还是说坏？只能从张金驹的表现中说开去，也只能用他的行动回应。
首先可以肯定，说这句话的人没有恶意，完全是说的事实真相。张金驹不怕丢了官帽，向领导要粮要物要救济。因为他的心里装着劳苦大众，他是真正的老百姓的父母官。改变贫困的十年九旱的状态拼着命去干，一时难以改变的贫困状况，也要积极面对，为老百姓有饭吃提着官帽也要去争。
省里开会，张金驹去找省委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他汇报了保德遭旱灾，缺粮情况，省长卫恒当时未表态。略显犹疑，稍有不悦。张金驹窘的脸红脖子粗，一时尴尬无语。陶鲁笳认识张金驹，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好干部，拍着他的肩膀说：“金驹是个好同志，不要担心，组织是相信你的，粮食是会给你的”。那时，社会风气正派，官场风气良好，讲究实事求是，不喜欢浮夸，领导爱听真话，不爱听假话。由于张金驹实事求是地工作，不浮夸，不怕丢官，处处为群众着想，59年至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保德县没有饿死过人，而一些产粮县正是饿死过几千人。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历史名人郑板桥作州县吏时体贴民间疾苦，写下出自心田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用这首诗反映张金驹爱民亲民的心理是再恰当不过了。
要粮要物要救济的背后，是大规模的改变贫困面貌。改变童山秃岭的自然状态的生产热朝。首先是大搞植树造林，长年林场专业队搞，春秋两季全民总动员遍地植树，现在的高地堎，腰庄梁，朱家川两岸，梅花沟两旁的红油沙坡，贺家山，井油山地段，荞灌草葳蕤，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全国造林模范张矦拉，王加友等都是同张金驹一起苦干出来的。
建设基本农田是抓好以粮为纲的根本措施。沟里扎沟打坝，建设稳产高产的肥沃的沟坝地，现在巍然屹立的梅花沟水库，就是那时全民总动员包括机关干部学生教师大干出来的。由于洪水冲涮泥沙大，水库变成泥库，泥库变为沟坝地，增添了良田。这也是沟坝地形成的过程。山坡上修梯田里低外高，保持水土，水土保持在我，们这里十分重要。山坡上能长庄稼的表土，遇到下雨，洪水冲涮，都流到黄河里去了，形成沙梁薄地，这是产量低的致命原因。水土保持工作是我们这一带的根本任务，植树造林扎沟打坝修梯田是最有效的措施。这样的工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大抓特抓，而且也显出丰硕的成果。
1958年暖泉公社治山治水保持水土工程，受到国务院嘉奖。后来由于农民进城的潮流，致使农村成为空壳子，没人种地，把这些成果毁了。目前新冠肺炎的袭击，使国家的顶层设计者，感到了农业的危机，即将出现。粮食的重要性，也摆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上了。五六十年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向，将要被摆正。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毛主席定下的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强大的农业，就不会有发达的工业。工业的发展都是在强大的农业支持下展开的，所以农业的基础地位任何时候不能动摇，这就是我们的前进方向。
2020年9月1日草拟
作者简介
郭育成，原山西省保德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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