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经济 ——村居纪事之九 文/郭志飞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定义，所谓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总称。其中生产是基础，交换是核心，消费是终点。中国古时候也有“经济”这个词汇，但是中国古代书里的“经济”，含义是“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现代“经济”词汇和概念是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过来的。梁启超1902年《论自由》就有“即日本所谓经济”的说法。日本人的“经济”是从欧洲引进的。经济包含些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经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个清晰自明的实体，对经济无须下定义。所以，西方经济学中一直没有一个“经济”的定义。没有定义，我们理解概念就显得有点模糊。尽管有点模糊，但是我们理解经济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经济可以理解为包含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等活动的总和，更直接而言也就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总和。研究经济的学问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划分越来越细，新的提法说法越来越多。可以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可能有多少种经济学说。但是经济关乎生存、生活、生产这些基本东西不会改变。
牙前塔从古代走来，经历过披荆斩棘开垦荒地的原生态时期，经历过辛勤劳作靠天吃法的自然经济时期，经历过家族壮大互相帮衬的自给自足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大集体时代。我回村劳动那几年，正是生产队鼎盛时期，那个时期的经济生活尽管有点尴尬，有点无奈，但是还是深刻的印记在脑海里。
工分出现在合作社时期。大家共同劳动，必须对劳动计量，工分就成为社员劳动量记值工具。合作社的工分直接延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
牙前塔生产队工分基本值是“个”，村民把“个”说成“gu”。这个“gu”应该是中古音。个，简化字之前写作“個”，也写作“箇”，意思是一节竹子，衍义为个体量词。“個”字是一个形声字，右半固字表音读，“个”读为“gu”是合理的。一个工分一般是一个劳力一天的劳动量。一个工分又分为十厘，强壮的可以挣一个二厘工分，弱一点的挣八厘、九厘。社员的工分如何确定？按照社会主义的定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工分应该是按照劳动量确定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工分量有两种方法确定，一种是评定，一种是领导定。评定的办法当时叫做“自报公议”，自己先说值多少，然后大家议论值不值，最后以大家所议确定。领导定比较简单，不需要开会，支书队长在不开会时候直接就可以确定某人的工分值。劳动力工分值确定之后，短时间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很像当时干部工人的工资，很少变动。工分有两种计量办法，一种是卡片制，一种是记工本制。卡片制使用一种手工制作的火柴盒大小的纸片片，上面写着数量，盖着生产队的红戳子。这种纸片片在生产队内部类似于法定货币，不能伪造，遗失不补。每天劳动之后，队长把应得的工分发给社员。月末，社员拿着卡片工分到队长或者会计那里登记，之后把卡片交回去。交回去的卡片工分再由队长发出去，如此循环使用。有的时候，也采用记工本办法，每一个社员有一个记工本本，每天由队长记载所得工分数，加盖队长私章。一月小结，年终总结。生产队工分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证明社员的劳动量。男壮劳力一天可以挣到一个二厘工分，一年最好的可以挣到400个工分。女劳力一天可以挣到8厘到一个工分，最好的一年可以挣到300个工分。那时候没有节假日的说法，生产队常年开工，社员有事可以请假，但是不出工就没有工分。另一个功能就是参与年终分配。生产队决算之后，就可以知道一个工分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钱，社员一年所得工分数乘以这个数，就是劳动一年得到的货币价值。这个货币价值参与生产队的分配。生产队的工分有一段时间称作“大寨工”。大寨工源于大寨大队，普遍推开是在学大寨运动兴起高潮时期。所谓“大寨工”，核心做法是“树立标兵自报公议”，标兵是生产队领导树立的，标兵的工分值是生产队确定的最高值，社员的工分值采取自报公议办法确定。在我们牙前塔生产队，大寨工也就是一个新名词，没有改变一直沿用的工分办法。现在回想，无论是生产队一直使用的工分办法，还是学大寨运动时期的“大寨工”，都没有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窘境。本质上说，都没有体现多劳多得的所谓“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我回村参加劳动第一件工种是赶牛车。赶牛车主要是给生产队社员家庭到孙家沟煤矿拉煤。牙前塔村到孙家沟煤矿十里路，十里路翻一座山，上坡五六里，下坡三四里。每天两趟，四十里路。煤矿是国营的，煤炭价格是确定的，每次装300斤，0.98元。煤拉回村里，送到社员家里。社员付给我买煤的钱，同时付给我0.5个工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分。在农村三年多时间，我的所有的工作量都和工分挂钩。赶牛车拉煤，一天可以得1个工分。参加其他劳动，如修地、挽草、打杂等可以得到1.1个工分。1975年后，我当上了专业队长、民兵连长，评定的工分值是1.2个工分，是生产队里最高的计日工分。那两年我可以得到380个左右工分，缓解了家里经济压力，算是我为家庭做得第一笔贡献。
决算是生产队一件大事情。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结果如何，公社、生产队领导，普通社员都眼巴巴的等着决算。生产队根据决算才能知道一年的盈亏情况，社员根据决算才能知道一年劳动挣了多少，赔了多少，分多少红，窟窿有多大。
按照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公社与生产队的关系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础就是以队为基本核算和分配的单元。1975年秋冬，我参与过一次决算。大概程序是这样的：
第一步核定生产队的总收入、总支出、纯收入。总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牧业收入、副业收入、其他收入。这些类别以货币计量成为生产队的总收入。各种农作物的价值是国家固化的，比如玉米、高粱的核算价值是0.08元，糜子、谷子的价值是0.096元，红薯土豆按照5比1的比例换算为粮食作物进行核算。牙前塔生产队基本没有牧业收入，生产队有四、五群羊，每年十月初一杀几只分给社员，属于福利性的分配，一般不计入牧业收入。牛是耕畜，不能宰杀。残疾牛、老牛不能服役，生产队也不能自己宰杀，必须卖到食品公司（1973年我曾经被生产队派出给桥头“食品站”送去一头瘸腿牛）。卖到食品公司所得很少，而且几年也遇不上一回，所以很少计入收入。生产队没有用材林，只有数量很少的几颗花果树。花果树的果实大多自然消耗，很少作为商品卖出去。牙前塔生产队几乎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农业生产队，没有副业，也没有其他收入。把体现在账面上收入数字归结回来就是总收入。一个生产年度生产队的总支出包括生产资料支出、生产队办公支出以及各种摊派税收杂项支出。各种支出以货币计量成为总支出。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就是这一年度生产队的纯收入。
第二步核实社员的工分数量。社员工分日清月结，核实工分本来不是难事。但是实际上还是挺费事的。有几种例外情况核定起来颇费周折。第一种情况是生产队派出去的公差，生产队要给记工分。比如县里公社修公路、修电站、农田建设项目等，这些工程都要生产队派出民工。民工在工程项目劳动，生产队还要给他们记工分。第二种情况是各种“员”的工分。那些年公社有“八大员”之说，如线务员、话务员、水利员、农业员、农技员、农机员、炊事员、民办教员等。有时候还不仅八大员，九大员、十大员甚至更多员。这些员和所谓的“补贴干部”（类似员，但是身份似乎比员高些。），工作、劳动不在生产队，但是生产队还需要给他们记工分。以上这两类人年末时用人单位会开一个纸条子。纸条子拿回生产队记工分。第三种情况是手艺匠人的工分。大部分时间，手艺匠人是不允许自己出外做营生的，但是在稍微开明时期，遇到稍微开明的领导，还是有少量的手艺匠人自己出外揽营生的。手艺匠人虽然出外做营生，但是离不开生产队，因为你的口粮、你家人的口粮都在生产队。手艺匠人及家人要得到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就要交回“挂钩款”。手艺匠人按照生产队核定的天数和货币数量交回“挂钩款”，生产队给记上工分。挂钩款数额没有一定，我1974年到1975年到县城的七年制学校作为代教教过一年多书，曾经收到生产队一个带有惩罚性的类似通牒的纸条子，要我按照手艺匠人的标准，按照离开生产队的日期每天交回6元人民币的挂钩款。我做代课教员，一个月挣的18元人民币。18元人民币还要在黑市上买高价红面黄面果腹。肚子也填不饱，那里还可以拿出每天6元的挂钩款？第四种情况是优抚工和报酬工。优抚工就是给优抚对象的优待工分。优抚对象就是军烈属、五保户。这部分人因为身份生产队要给记工分参与分配。报酬工就是生产队干部的补助。生产队干部一般不脱产，参加劳动记得是劳动工分，领导管理工作再加一份报酬工。报酬工的数量从支书开始依次递减。最高120个报酬工，最少50个报酬工。记报酬工的干部有支书、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会计、保管、出纳等，大大小小算下来，大概有20人之多。这四种情况的工分拢回来，真还是一件既费事又费时的事情。生产队社员劳动的工分加上以上四种工分，最后核定为生产队的全部工分数量。
第三步决算出结果，决算最后出三个数字。第一个，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得到纯收入。第二个，纯收入除以工分总数，得出分红值。第三个，以家庭计，家庭全体成员一年之中获得的工分总量乘以生产队核定的分红值就是这个家庭这一年的总收入。家庭总收入参加生产队的分配。
第四步分配。生产队一年所得的分配头绪繁杂。首先是集体部分。集体部分分两类，一类是实物，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一类是货币部分，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农业税及其他税，公社摊派款等。其次是社员部分。社员部分主要是从秋天开始分给社员家庭的各种粮食。分给社员的各种粮食油料副食品按照国家定价换算成货币价值。一个家庭一年所得工分按照分红值换算成的货币价值减去这个家庭分配所得的各种粮食油料副食品货币价值，最后成为这个家庭这一年的纯收入。农民用这个纯收入购买煤油、盐碱、布匹、棉花等生存必需品。牙前塔生产大队在当时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条件较好，在全公社属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大队。上世纪七十年代，牙前塔大队分红值最好时为0.4元，0.3元、0.2元、0.1元的情况也有。以一家五口人算，夫妻出满勤可得工分550个，以0.4元分红值计算，可得220元。五口人分的原粮1500斤左右，值180元，实际分红可以得到40元人民币。一家五口人一年之中的点灯烧炭、盐碱调货、布匹棉花、孩子上学课本纸张铅笔等等所有支出就在这40元之中统筹安排。这是一个健全的家庭。如果分红值不到0.4元而是0.3元，这个家庭不仅分不到40元，还要亏欠生产队25元。如果老弱病残天灾横祸，其艰难可想而知。不同的生产队，不同的年景，分配的结果不同，有时会出现“分黑”的情况，也就是工分值为负数。出现负数，生产队就处于一种整体负债的状态。
生产队的决算分配，基本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是操作起来很复杂。县里有一个“经营管理站”，专门管生产队的决算分配。他们制定了一整套会计核算办法，包括各类账簿，各种制度。这些账簿和制度把生产队的生产经营决算分配牢牢的钉死在案板上，社员没有活动空间，生产队也没有活动空间。
尽管自己不够吃，社员大部分年景基本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生产队还要卖余粮。这个卖余粮，实际上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是没有余粮。那时候有一句口头语“够不够三百六”。其实社员根本得不到三百六。牙前塔生产队参加粮食分配的人口大概是250人，如果以360斤计算，需要90000斤，十几个大牲口饲料最少需要20000多斤，种子需要10000多斤。三项刚性需要就得13万斤。1975年学大寨造势，我曾经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刷写了一条标语“团结奋战七五年争取粮食十五万”，把十五万当做一个远大的奋战目标。事实上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达到。没有十五万，哪能分到360斤。分不到360斤，“余粮”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口号。其次，生产队不是“卖”，而是被“征”。县里有任务，公社有任务，层层下来就是征。虽然是征，还的说成是卖。虽然没有余粮，还的说是卖余粮。
1975年11月，牙前塔生产队组织了一次“卖余粮”。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意境深远场面恢宏的影像依然清晰可见。太阳落山，行动开始。公社下乡干部和支部书记坐镇生产队的库房门口，社员们拿着自己准备的口袋毛绳排成长队，生产队长、会计、保管三个人负责分装粮食。保管负责把粮食装入社员的口袋里，会计负责记账，队长既是指挥员又是监督员，看保管的斗是否平整，看会计是否记账，看社员的口袋是否囫囵。那天卖得是高粱，一斗22斤，有的社员装三斗，66斤，有的社员装两斗44斤。那天还动用了生产队仅有的两辆驴拉车，每一个车装300斤左右。粮食装好天已经完全黑了。
出发。社员们凭借仅有的几盏马灯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向深邃黑暗的山间小路。从牙前塔村到粮站所在地孙家沟村，一座大山十里山路，经过金峰寺和后塔、袁家庄两个村。那一天我背着3斗高粱走在最后，执行下乡干部和支部书记给我的收容任务。从牙前塔村到金峰寺，上坡不多但是弯弯曲曲，一眼望去，正在行进的队伍犹如游走的蛇，既摇头又摆尾。过了金峰寺，开始上坡。站在金峰寺路边仰头望去，卖粮队伍俨然立在眼前的天景。队伍最前面驴车上的马灯和天上的星星连接起来，分不清哪是星宿哪是马灯。驴车之后的队伍，在漆黑的夜空凭借几盏或明或暗的马灯连贯起来。动的马灯光亮与静的星宿光亮，闪烁在夜空中，如果不是队伍里婆姨女子间或发出说笑声，那种静谧与深邃的感觉真还能产生诗的冲动。一路上坡，到了袁家庄，队伍走出了崎岖的山路，进入公路。路宽了，队伍也乱了。走的快的到了前面，走的慢的落在后面。三个两个结伴而行，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下坡路好走，速度快了许多。终于，队伍开到了孙家沟粮站的大门口。约莫时辰，10里山路，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
粮站大门一拍即开，大院里电灯光很亮，与一路走来的黑暗判若两个世界。粮站工作人员先验粮食的干湿，然后一袋一袋过磅。过磅之后把粮食倒进粮库，大功告成。疲惫不堪的社员或蹲或坐或圪蹴，说话打塌嘴，对火抽旱烟。与粮站结算是支书队长会计的事情，卖了多少斤？一斤多少钱？现金还是记账？社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卖余粮卖爱国粮要选择在黑夜，我一直想不明白。在小说中月黑风高正是强人上路剪径的时光，光明正大凸显大集体光荣凸显社会主义优越的事情，为什么和强人剪径选择同样的时辰？
经济的因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吃”。那些年社员们吃什么？怎样吃？
牙前塔塔地梁地各半，但是都是旱地。粮食作物以杂粮为主，不种小麦稻谷。种什么，吃什么。社员吃的东西主要有糜米、谷米、红面、黄面、黑豆、山药、红薯、白菜。各种豆类如豇豆、绿豆、荞麦，虽然有，但是数量很少，吃的时候也少。糜子脱粒是糜米，谷子脱粒是谷米，即小米，玉米辗轧成为黄面，高粱辗轧成为红面。
糜子有两种主要吃法，一种是辗轧成面做窝窝，叫做“糜子窝窝”，是上地劳动首选的干粮。第二种吃法是脱粒成为糜米吃捞饭。糜米入大锅，煮熟后笊篱捞出来，米饭就着烩菜，最后喝一大碗米汤。
谷子也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直接辗轧成面吃窝窝，叫“粮食窝窝”。一种是脱粒成为谷米，谷米可以吃捞饭，就着酸菜烩菜。谷米辗轧成面，热锅炒熟，就是茶面。茶面解成糊状入锅成茶面糊糊，配上茶米，是正月待客的好搭配。
那些年大种高粱，高粱辗轧成面因为颜色叫做“红面”。红面不好做也不好吃，特别是那些年推广的“反修高粱”，品质更加不好。红面主要做捏钵子和拨股子。做红面必须加蒿籽或者榆皮面，否则不好成型，即使勉强成型，也很容易化汤。红面做成的捏钵子、拨股子再配上缺盐少醋的菜汤子，如果不是肚子饿，实在是不好吃。辗轧高粱过“绢罗”得到“好面”，好面吃捏钵子拨股子，余下的“圪槮”继续辗轧过“粗罗”得到粗面，粗面很粗糙，这种面做窝窝，干涩难吃。头天晚饭蒸熟的粗红面窝窝，第二天作为干粮带到地里，太阳晒，风吹，到吃的时候，干裂开花，吃到嘴里，干涩干涩，没有很多唾液很难下咽。但是非吃不可，没有选择。
黄面的情况稍微好一些。黄面可以做“起窝窝”（发面），也可以做窝头（不发面）。黄面窝头和糜子窝窝一样是上地劳动的主要干粮。黄面做面食，似乎还不如红面，成型难，化汤易，但是口味好一些。黄面也可以做成“牙糕”，黏黏糊糊，加一点酸菜汤汁，边吸溜边吞咽，牙好牙不好无所谓。黄面还可以做“糊糊”，替代小米米汤。
黑豆是我们村很重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田间管理易，土肥要求低。黑豆品种主要有两种，一种大黑豆，颗粒大，褐黄色。外地叫大豆。一种是小黑豆，颗粒小，黑色。大黑豆主要有两种吃法，炒面，生豆芽。黄豆炒熟了，辗轧成面，就是炒面。炒面是社员早饭的必备。盛在一个柳编笸箩里，或者干吃，或者拌入米汤里，或者拌在蒸山药、蒸红薯里，虽然吞咽难，但是耐饥。颗粒饱满的大黑豆，在妇女们精心作务下生长成白白胖胖的豆芽，在蔬菜奇缺的时光，真可以说是美味佳肴。小黑豆主要做牲口饲料，生产队的牲口牛羊驴吃的就是小黑豆。社员吃小黑豆，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炒面，一种是做豆腐。每逢过年，尽管吃穿艰难，社员家家都要做一锅两锅豆腐。做豆腐的原料就是小黑豆。小黑豆褪皮，石磨围成糊糊，点浆泼水，最后成为白嫩白嫩的豆腐，为肉食很少的过年凭添了不少美好。
山药红薯吃法基本一样，山药的吃法多点。最基本的吃法是蒸着吃（我们叫呵山药），蒸山药红薯是社员早饭的必须。一笼蒸山药，一锅谷米稀粥，加点炒面，早饭就齐了。红薯拌炒面是那些年的经典吃法。笼里蒸的窝窝是带到地里做干粮的。山药红薯还要澄粉。挑些品相不好的山药红薯，用特制的工具磨成粉糊糊，打澄成白森森的粉面，就是一家人一年天气改善生活的储备。山药还可以细作，可以做烩菜的主力，山药加入酸菜，就成为经典的社员烩菜。吃捞饭必不可少。也可以做成粉拍子、块垒、丸子、和子饭，用于不同的场景。
大白菜是社员们主要的菜品。那些年生产队在修成的水地里种过两年大白菜，到秋天白菜分给社员。大部分年头，大白菜是社员在自留地里种植的。大白菜除了现吃新鲜的，大部分要腌入大缸，做冬春季节的主打菜。腌大白菜是社员的主要原料菜。腌菜加入山药，成为经典烩菜，如果滴入几滴油花子，就成为美食。过年时节，再加入豆腐、粉条、猪肉，社员的奢望就到头了。腌菜加入山药小块，滴几滴胡麻油翻炒一下，加入半锅水，熬煮熬煮，成为面食的卤汤，吃红面吃黄面不可缺少。
我们村也种植豌豆、豇豆、绿豆、荞麦等小秋作物，但是种植面积不大，所得产量也少。有时候分给社员调剂一下吃的品种。豌豆豇豆碾压成面，可以做捏钵子、拨股子、擀豆面、拌汤，荞麦面做戈托尔。但是这些东西少之又少，一般作为待客使用。蔬菜品种除大白菜，也种些蔓菁、萝卜。蔓菁萝卜主要做腌菜。
生产队也种些油料作物，主要是胡麻和黄芥，黄芥多胡麻少。胡麻黄芥种植面积少，产量也少，分给社员的更少。正常年景人均分配不到1斤，换成黄油不到3两。3两油吃一年，再精巧的女人也难乎其难。遇到不正常年景，分不到一两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社员肚子里那里来“油水”？
这些吃的东西，今天看来或许有两种结论。一种是粗糙粗淡，缺乏营养，一种是自然无添加，绿色健康。两个结论都有道理。但是那些年，我们最难堪的是不够吃，吃不饱。既不嫌其粗糙不好吃，也没有感觉绿色无添加。不够吃，吃不饱，就要另想办法补充。最经常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调剂干稀。那时候有一个号召，叫做“忙时吃稠，闲时吃稀”，农忙时节吃稠饭，粮食多一些；农闲时候吃稀饭，粮食少一些。农时有忙闲，但是社员没有闲下来得时候。大年三十不停工，正月初一开门红，不做农活就是修地，根本没有闲时。又且，劳动有忙闲，肚子没有忙闲。仔细想来，“忙时吃稠闲时吃稀”，只能是庙堂之上的空话。二是寻找“代食品”，代食品五花八门，品种很多。地下挖野菜，树上捋叶子。野菜有两大类，一类比较苦，叫做“苦菜”，一类不甚苦，叫做“甜苣”。甜苣苦菜主要是加入窝窝面里，做成苦菜窝窝，一个窝窝的面量加入苦菜甜苣可以做成两个乃至三个窝窝。甜苣苦菜另一个用途就是做菜汤。几把苦菜甜苣，洗净焯水，捞出来攥干水分切碎，开水锅中或者加入少量拌疙瘩，或者涮如少量面糊糊，然后加入苦菜甜苣碎叶子，就是一锅菜汤子，可以暂时填满肚子。树叶主要是榆树长叶之前的“榆钱”。榆钱好吃，可以加入窝窝面里做成窝窝，也可以参入少量面做成“块垒”，如果用几滴油炒一下，足可以忘掉代食品的心痛。有时候苜蓿草也会加入代食品的行列。苜蓿主要是牲口吃，但是饿极了人也可以吃。采取嫩苜蓿或者苜蓿草的上尖部分，洗净切碎，可以加入窝窝里，可以做成块垒，可以做成菜汤子。有的社员有时候会预做安排，在自留地里种些早熟的菜品，在青黄不接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还有些极端做法不经常用，如掏鼠窝。鼠窝中最富有的是“瞎佬”的窝。瞎佬学名叫做“田鼠”，大概是诗经中所说的“硕鼠”。初冬，瞎佬集攒了一秋天的口粮，被饿极了的社员循着洞穴挖了出来，社员得到了有限的杂粮，瞎佬失去了生存的口粮。我记忆中，在大饥馑年代吃过草根子、柳树叶子、谷糠面、荞麦秸秆面等，那时候全国全民挨饿，属于历史的非常时期，已经超出了代食品的概念范围。
生产队的经济本来就残缺，没有等价交换，没有自由选择，没有货币往来，很像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分而食之的状态。我这里记下的经济，也只是断片。残缺的经济加上残缺的笔触，文章的不足是明显的。唯愿给那段历史留一点影子。
二〇二〇年二月
作者简介
郭志飞，山西保德人。热爱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研究，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保德文丛》凡8卷10册，300万字。主要著作有《正史闲说》《王邵诗文集》《府州折氏》《陈奇瑜传》《折太君墓地考证》《林遮峪古遗址考证》等。近年来热衷为网络平台提供文史稿件。
特别声明：本平台作品以原创为主，转载为辅，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作者提供的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如文章、图片涉及侵权问题，自告知之日删除。
史政发展 塞外文化 红色文化 乡土文化
名人民俗 文物非遗 传说轶事 往事琐忆
投稿信箱：scgsjzb@163.com
主编微信：zb166321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