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德”行政区源于“定羌”，而“定羌”之设源于“宪州”。宋淳化四年（公元994年）从宪州（现在属静乐县）分出一部分设定羌军。军是宋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行政区，级别等同于县。景德二年（公元1004年）定羌军改名为“保德军”。之后1000多年历金元明清民国以至于今，行政级别或军或州或县，但是保德之名没有改变。“定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控扼党项羌，也就是控扼西夏政权。所谓“与河西麟州、府州、丰州相表里控制夏人”。保德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现在通行的解释，“保德”的意思是“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这个解释源于《保德州志》。《保德州志》卷一建置沿革：“景德二年改保德军（取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也）。”原文竖排，括号内10个字是双行小注。这个小注就是通行的解释保德名称的源头。后来有人根据这个注解做成定论：保德就是“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的意思。有的进一步引申说是武治改为文治的意思。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1932年，当时县长马藩庶发起续印了《保德州志》，并且还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明确说明，原来的雕版“失毁不完”，不可使用，于是采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铅印技术重印了《保德州志》。现在看到的《保德州志》就是民国时期的铅印本，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是康乾本。铅印本中的注解“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可能是康乾本原有的，也有可能是铅印时新加的。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只能从这个注解开始探讨保德名称的原始意义。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出处在《春秋·左传·哀公七年、哀公八年》。《春秋·左传》<经>：“哀公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吴伐我。”<传>：“（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八年）吴人盟而还。”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经”是春秋的原文，经过了孔子的修订，传有三，即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左传”是左丘明的注解。这里记载的是鲁哀公七年至八年发生的关于鲁国攻打邾国的事情。鲁哀公决定攻打邾国，在庙堂议论时，子服景伯说“小国用来侍奉大国的，是信；大国用来保护小国的，是仁。违背大国，这是不信，攻打小国，这是不仁。百姓由城邑来保护，城邑由德行来保护。丢掉了信和仁两种德行，就危险了，还能保护什么？”意思是鲁大邾小，鲁国攻打邾国是不信不仁的行为。不应该违背信和仁这两种高尚的道德去攻打弱小的邾国。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秋天鲁国按照计划进攻邾国，信和仁没有保护邾国，鲁国的军队很顺利的攻入邾国。这是哀公七年的事情。第二年，哀公八年，邾国的茅夷鸿带了礼物去请求吴国救援，吴王认为有机可乘，答应了茅夷鸿的请求。出征之前吴国内部也进行了一次讨论，有人认为可行，有人认为非礼，有人认为吴国进攻鲁国，齐、晋等国可能救援。讨论归讨论，吴王还是派出军队进攻鲁国。经过互相厮杀，吴军没有攻入鲁国都城，鲁军也没有击退吴国军队，两国只好交换人质后订立盟约，事情也就结束了。这是左传的记载，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无义战，较量的是实力，鲁国要进攻邾国，尽管不信不仁不德，依然得逞。吴国进攻鲁国，尽管有“非礼”之嫌，依然攻城略地。终究没有攻入鲁国，原因不在谁信谁不信，谁仁谁不仁，谁礼谁不礼，而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城保于德”仅仅是子服景伯的个人议论，事实是鲁哀公没有听从这样的空乏议论照样出兵。“德”既没有保住邾国城池，也没有阻止吴国进攻鲁国的步伐。这样的德又有什么意义呢？
《保德州志》注文认为保德之名源于左传“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后来又有人把这个注解广而大之，以致成为定论。左传中的“德“既没有保住城池，也没有阻止互相攻杀，实际上对这个德是持否定态度的。注文也好，后来的引申也好，忽略了“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产生的历史背景，把否定的议论重新肯定，形成了不恰当的结论。保德之名不是约定俗成，也不是地方政府确定的，而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命名的，命名保德是要保住这块地方，不会引用保不住城池这么一个空泛的议论。所以保德之名原始意义不应该是左传的这个话。
保德军是宋景德二年（公元1004年）由原来的定羌军改名设置的。为什么命名保德军？应当在具体历史背景中研究。
宋景德二年，公元1004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对宋朝廷而言非常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西夏的李继迁死了，儿子李德明继承。982年）李继捧以留后身份入朝宋太宗，以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归宋，但是李继捧
第二件，宋辽订立了檀渊之盟。在潢河（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居住的契丹族，大约在唐初形成了部落联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取得了契丹的统治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号契丹。937年改国号为辽。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军大举南下，兵锋直至威虏军、顺安军、定州、保州、瀛州、澶州等地，今天的河北河南烽烟四起。面对辽的大举进攻，寇准力排众议，坚请真宗亲征。十一月，宋真宗渡过黄河，到达澶州北城。辽宋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双方筋疲力尽。于是开始议和。经过几次交涉，十二月立下盟约，政治上各自是独立的主体，名为“兄弟之国”，经济上宋出岁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给辽，以金钱换取和平。这就是澶渊之盟。不管如何，澶渊之盟实现了辽宋之间的和平共处，还是一件好事情。
强势的李继迁死了，温和的李德明继位，宋辽订立盟约结束了长期的军事对峙，两件事对宋朝廷既是大事情又是好事情，唐、五代以来的两大边防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朝野上下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对朝廷是大好事，对保德也是大事情。保德虽然不大，但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黄河天险从东北直下西南，隔黄河就是与西夏对峙的麟、府、丰三洲，如果说麟、府、丰三洲是宋朝对付西夏的楔子，保德就是钉楔子的板块，是麟、府、丰的后方。保德的东北就是虎视眈眈的契丹。保德在，太原以北、黄河以东就在。保德失，夏人东进，或是契丹西进，就可能形成西夏与契丹接壤的态势，这一大块地区就不复在中原政权之手。设置定羌军就是这个意思。景德四年，公元1004年，国家发生了以上所说两件大事，宋朝廷与西夏、契丹（辽）得到了暂时的休息，紧张的热战得到缓和，形成了表面缓和下的冷战态势。为了表示这种缓和，宋朝廷决定对沿边的几个地方改名。《宋史》卷七：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改威虏诸军名。”这次改名涉及七个地方，分别是：威虏军为广倌军（河北徐水西遂城县），静戍军为安肃军（河北徐水），破虏军为信安军（河北霸州信安镇），平戍军为保定军（河北文安县西北），宁边军为永定军（河北蠡县，博野县），定远军为永静军（河北东光），定羌军为保德军（山西保德县），平虏城为肃宁军（河北沧州）。七个地方，六个在河北，只有一个在山西，这就是保德。这次改名有两个特点，一是改名的地方都处在宋与辽夏交界，二是改名的地方原来的名字中含有歧视、蔑视少数族的字样。直接有羌虏字样的四个，间接有戌字样的两个。很明显，这次改名是宋朝廷与辽夏绥靖的结果。
改过来的七个地名，在河北的六个，无非是“保、安、定、宁、静”等希望安定的字样，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保德在这一次统一改名名单中，也不应该有什么微言大义。前面我们已经讨论，“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是被左传所否定的议论。命名保德，朝廷希望和其他六个地方一样，保住地方，实现安定，不会引用“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这么一个空泛的议论。
既然如此，保德之名究竟是怎样地呢？问题的歧义在这个“德”字。德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保德的“德”没有这个意思，保德的“德”就是“德水”，德水就是黄河。《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这是命名黄河为德水的开始。后世以此作文、作诗者很多，南朝陈徐陵《孝义寺碑》：“昔岱山徙号， 重华著其受终；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运。”《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五·贺圣欢》：“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就是例证。景德四年改定羌军为保德军，其含义同河北其他六个地方一样，就是希望保住地方安定安宁，保德也就是保住黄河的意思，这里没有微言大义，更不会引用被左传所否定的议论，作为命名的理论。作《保德州志》的人想要把保德的名字搞的文雅一点，有据一点，初衷不错，但是方向错了。后世的人反复引用，推而广之，也是由于没有搞清楚保德命名的历史背景而人言而言。
作者简介
郭志飞，山西保德人。长期从事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研究，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保德文丛》凡8卷10册，300万字。主要著作有《正史闲说》《王邵诗文集》《府州折氏》《陈奇瑜传》《折太君墓地考证》《林遮峪古遗址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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