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文是作者在审读宁武、原平、静乐等县县志初稿后，对各县关于慧远祖籍和楼烦地域的不同记载，所提出的个人见解，曾在《宁武县志》初稿评审会上发表。
在审读各县县志初稿中，对慧远祖籍有多种说法，并以此引出古代楼烦地域范围的争议：
《宁武县志》初稿的“佛教志”中，说慧远是“今宁武县人”，但在该志的人物志中，却说是“宁武附近人”；我接触过《原平市志》初稿，说慧远是崞县人（今原平人），代县有研究者认为是代县人。
那么，慧远的籍贯应当如何界定呢？
我认为，宁武、原平、代县都说慧远是本籍人，当然都不会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依据。因此，我们也都不应轻率否定。但《宁武县志》初稿写成“宁武附近人”，不仅与本志另记为“今宁武人”自相矛盾，且与历史真实不相符合。这是很不应该出现的。
所谓“宁武附近”是个什么概念？其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这样模棱两可、羞羞达达的记述，是绝对不可取的。“宁武附近”给后人留下的，将是一个更加难以界定的地理信息。因为：原平、代县、朔州、神池、五寨、岢岚、静乐等县都属宁武附近，且可再向外围扩展。而其中相当多的县份，并没有曾是慧远祖籍的记载。
或许，宁武同仁在这里援引的依据，是《辞典》关于“慧远，雁门楼烦人（今宁武县附近）”的记载。但应看到，《辞海》作为一种涉及面极其广博的工具书，在极广大地域范围内说“今宁武附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所编纂的《宁武县志》是在具体的极小地域范围内记当地人，就不能像《辞海》那样作大概的介绍，而应作出具体明确的地理界定。
如果我们承认慧远是宁武人，就应作肯定的记载；反之，也应明确记述。学术研究应当严谨认真，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虚拟臆造；必须以确切的依据，科学的态度，有理有据，尊重客观真实。
慧远是雁门楼烦人，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无可非议，也没有争议。所以，要确定慧远籍贯的关键，就在于弄清楼烦的演变，以及楼烦的地理位置。
楼烦，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活跃在内长城南北两侧的一个古老的北方部族，曾建楼烦国。楼烦人以游牧为主，善于骑射之术，骁勇善战，曾以强悍武力纵横中国北方大地，给赵国等中原国家造成严重威胁。战国时代，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楼烦的骑射战术和轻装胡服，使赵国国力骤增，在征伐中将楼烦击破，灭楼烦国，并使这一古老部族与中原民族融合。之后，楼烦部族及楼烦国灭亡，其部族名演化成了地名。
历史上曾经有过，以至延续至今的楼烦关、楼烦郡、楼烦城、楼烦寺、楼烦县、楼烦岭等地名和古建名，都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那么，楼烦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有学者以慧远是楼烦人，在某地建有名为楼烦的寺院为由，称慧远为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也有称为代县白仁岩人的。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判断，以慧远是今宁武县人为准。
慧远的出生地，究竟是在宁武县？崞县（今原平市属镇）？还是代县呢？
笔者认为：如果仅以某地建有名为楼烦的寺庙，且有慧远大师从事佛教活动的遗迹，据此即判定大师出生于该地，其证据显然不足为凭。
对于慧远的祖籍，不仅当代有争议，就是我国古代典籍，亦乏定论。即使在权威的清代官方志书中，也未对此作出肯定结论。经查，清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卷第一七一《寺观·崞县》载：“楼烦寺，在县西北十五里，以楼烦城名。晋慧远演教地。”同书还说：代州(今山西省代县)“臼仁糟寺，在州西北三十里。白仁岩巨石上，晋慧远辟石为室，建楼观、台榭、殿廊、门庑、僧轩、厨摩俱备，石碑尚存。”
乾隆五十年《代州志》卷之一《舆地》说，白仁岩上“有石浮图，峰头有说法台、棋杆石、定心石、试心石、古南庵”等佛教胜迹。又说，所有这些，都是慧远“当年传法布邋的遗迹，且在五台山西台之麓，是五台山最早的一批寺庙。”
我们在这里看到：即使是省志的记载，也只是说：这两地曾是慧远的“演教地”和“传法布邋遗迹”，并没有断定是其出生之地，或籍贯所在。
然而，与此对照，令人信服得是，当代宗教研究专家罗时叙先生的观点却有理有据，笔者赞同罗先生的观点。
罗时叙先生在《青年慧远，志向逆改》文中说：“楼烦，古县名，在今山西宁武县、原平县、代县，这三个县组成的三角区域。”
较之上述推论，罗先生的见地显然更为客观。事实上，在古代，所谓县域，并不象当代这样有具体的疆界划分，而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和范围。至于东晋时期，更因为东晋是一个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经济，统治阶级极端腐败，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时代；战乱频繁，干戈扰攘，社会动荡不定。在当时，朝廷朝立夕倾，政变三年五载即发，皇门士族成年累月裹胁于争权夺利的杀伐征战中，领属地域范围变更无序，其县郡的治域范围，更不可能有确定的疆域和界限。所以说，慧远的出生地在宁武、原平、代县三县的三角区域这一结合部，较为客观的。
至于慧远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甚至是较长时间活动的场所，并不能做为该僧人祖籍地的依据。这是因为，许多僧人们向来并无确定的住持寺庙。僧人既然出家为僧，即以寺为家，以佛为祖，脱俗为僧，寺就是家。他们四海云游，居无定所。走到哪里，哪里的寺庙就他们的家。传布佛法和修炼礼佛，是他们终身的追求。所以，慧远大师在原平和代县某地从事佛教活动，且有寺庙尚存，也只能证明大师曾经在此卓锡而已。并不能以此作为其祖籍和出生地的依据。正像实有其人的毗卢遮那佛数千年来以芦芽山为唯一道场，我们绝不能说毗卢佛是宁武人一样，应当肯定他是古印度人。
笔者的观点，是以慧远的出生地在宁武县境，较为准确。
其理由，一是城镇、乡村的得名，其所坐落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记载：“楼烦岭，在山西宁武县南七里，接崞县界，省志作六番，崞县志及宁武府志俱作六盘。”慧远的出生地既在楼烦，而楼烦岭在宁武县内，楼烦以楼烦岭得名，其意不言自明。
二是宁武古称楼烦，历史攸久，古籍多载。《山西通志》载：“宁武静乐并楼烦地”；“宁武古楼烦国。”《宁武府志》也说“宁武古楼烦国。”康基田所著《晋乘搜略》载：“周王会图有楼烦国。”“今岢岚州以北故楼烦地，宁武府治其故址也。”又载：“古楼烦在宁武以北。”
宁武，即今山西省宁武县。宁武作为一个地名，在古代是没有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即元代所设宁武守御千户所。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对当地的称谓，曾分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林胡、楼烦，在此游牧及居址；西汉的雁门郡楼烦县地，崞县地；东汉始的武州县地。
西晋复设楼烦县；东晋战乱频发，这一带的归属实际上处于诸胡迭相争夺占领地域；也有的古籍记载，这里曾是牧苑之地。《管涔山志》第二章“古代战事”第二节记载：晋永嘉四年（310年），鲜卑拓跋猗卢被晋封为大单于、代公，率部众万余户居雁门地（今朔州市境），并要求句注径（今雁门关西）北之五县地。并州刺史、平北大将军刘琨为了得到猗卢的援助，把楼烦（今宁武县境）、马邑（今朔城区）、阴馆（今朔州市夏关城）、繁峙（今应县境）、崞县（今浑源县西）这五县居民，迁到径南。以其地送猗卢，猗卢以10 万户分居五县，拓跋氏自此走向繁荣。”
这里明确指出，当时的崞县并非近当代的崞县，而是今浑源县西一带地域。故而，当时的慧远，也就不可能是那一带的人了。
隋朝时，宁武为楼烦郡的静乐县地，当时的崞县与之同属；此际隋王朝还在这里设立了楼烦、天池、元池三个全国最大的牧监，并先后设过楼烦关、楼烦郡，建有楼烦城。唐代依隋建制，牧监有了更大的发展，时有“楼烦牧政甲天下”之称。直到宋咸平五年（1002年），才“以州地卑狭，多水潦，移置静乐县。楼烦改属岚州，金因之。”自此大体南移到了今楼烦县址后，宁武地区就再不是楼烦地了。
直到今天，宁武县城内鼓楼所悬明代所题匾额上，还书有“楼烦重镇”四个大字。而县南通往原平的一处山岗，其地名至今仍为六番岭，又称六盘岭，实际是楼烦岭的语音演化。这无疑是确凿的历史遗迹。
另在天池东北滨，有占地3平方千米的古城遗址，有战国、秦、两汉、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代所遗陶片、瓦砾、瓦当极多，专家考证约为古楼烦国都城或战国的楼烦县，前文述及，遥远的古代楼烦部族和楼烦国早已掩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留给我们的只有传奇般的史籍记忆。但是楼烦人的后裔却在与汉民族的融合同化中，顽强地延传下来，直到现今。而楼烦后裔的重要一支，现在还生活在安徽境内。
南方当代方志学者的考证，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楼烦演变传奇的崭新一页。
据安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龙仲文先生考证：“赤城县，系东晋（317—420）末晋熙郡管辖的一个侨置县——南楼烦县。”又说：“东晋末，楼烦部族因战乱大批南徒，一部分侨居在当时侨置的汝阴郡（今合肥地区），并沿用其籍贯名称组织地方流亡政府，侨置为楼烦县；一部分继续南迁，定居于晋熙郡新冶县（今望江县）的香茗山脚下，侨置为南楼烦县。楼烦前加一南字，是为了有别于汝阴郡的楼烦县。”
龙仲文先生的文章明确记述：“楼烦，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游牧民族，散居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周围。后来他们定居于并州雁门郡，成立了楼烦县（今属山西省宁武县）。”[括号内的“今属山西省宁武县”，是龙仲文先生的原文注释。]
龙仲文先生在这里的记述，再明确不过了。古代楼烦的一部分南迁，还在那里建过两个县治。这就是说，就连东晋末年迁徙到江南的楼烦人别支，也确认他们的祖先是从今天叫做宁武县的故地楼烦，南下定居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其真呢？
再者，《管涔山志》也多处记载：“南北朝时期，楼烦（今宁武）一带多数时间属于北魏”；“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慧远，就出生在东晋时代的管涔山区”；《管涔山志》“人物传录”第一章“人物传”载：“慧远，东晋高僧，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这是当代最新的志书记载，也是最新的社科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信任并引用。
楼烦既在今天称为宁武的地域，慧远是楼烦人，当然也就是宁武人了。所以笔者的结论是:慧远大师的祖籍，确应是今宁武县。
（本文宣读于2012年5月21日《宁武县志》评审会）
作者简介
王树森：山西省宁武关人，1946年生。中国作协、山西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小学和中师语文、音乐教师、文工团编导兼演奏员、宣传文化干事、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县志办主任主编、文联主席等。从事文艺工作50多年，创作出版各类作品600余篇（部），总约1千万字。成书著作有《兵变》《隋杨泪》《阎锡山这个人》《山西王阎锡山》《冈村宁茨受审记》《血溅中山陵》《履踪瞻絮》《忻州历史文化丛书·方舆概略》，及地区文工团专著《忻闻诗画》等30余部。作品体裁涉及长、中、短篇小说，散文，传记，报告文学，戏曲，纪实等多种领域；分别发表或出版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八一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及国内相关文学艺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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