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岁月潜行。
转眼之际，我国改革开放如白驹过隙，似弹指一挥，已经走过整整四十个春秋。
这四十年间，我国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辉煌照人，有口皆碑，丰碑高耸。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有幸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经历了无以数计的坎坷和不可言表的艰辛。可以骄傲自豪地说：“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尤其在这一胜举刚刚起步和开局的那些年，由于人们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还禁锢在“左”的和“极左”路线上，对于违背“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教训犹深，刻骨铭心，许多往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我是1978年冬季由主管财贸工作的副县长王公推荐，从县委财贸部抽调到刚刚组建起的“农业学大寨”办公室的。当时，正是贯彻全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精神期间，各地都在认真回答建设大寨县“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的问题。宁武县为此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上水平，三年建成大寨县”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因此，这个办公室阵容很庞大。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农工部部长李培茂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张映元、温树华、霍成福三同志担任。主要干事有张秀章、李四春、李五存、张海宝、孙文杰、王巧云、阎仑、吕彩云和我共计十几个人。分为资料组、统计组、简报组等三个小组。我们简报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整理各公社（即今乡镇）报送来的各种“动态”材料与文件，然后选其说事清楚，内容翔实，文理通顺，具有先进性、示范性、典型性的素材，分别整理编辑成综合或单独的“简报”，定期不定期地刊出，供县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有时也下发到各公社，以此指导和引领各地学习、推广、效仿和借鉴，保证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和推进。
1979年9月，县级领导班子调整。原县委书记刘尚志调离宁武，由本籍干部、原代县县委书记张峰同志接任了宁武的县委书记。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学大寨的口号实际已喊的不那么响亮了，有些地方已被农村体制改革、推行生产责任制所取代。因而我们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移到研究农村农业改革和发展上来。
同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收到下白泉公社党委报回的一份红头文件，内容是关于全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规定（简称40条）。该文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称：为了我公社尽早摘掉吃粮供应的帽子，经公社全体党委成员讨论，一致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要求各大队党支部，管委会认真严格执行。之后，就是40条规定的详细内容，包括什么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主要基数，实施时间界限以及各承包户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应有尽有，十分明确具体。说穿了就等于单干了。我看完这个红头文件后，心头不禁为之一震，这个公社的书记我认识，并且比较熟悉，姓郭名征全称郭征，原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是本县阳方口镇郭家窑村人。宁武高中的老三届毕业生。长我几岁，我一直称之为郭兄。别看此人个头不高，但是人生的精干利落，天资聪明，敏思善学，悟性极高，说话办事有板有眼，稳重老成，颇具雄才大略。在同龄人和年龄相仿的人中几乎有口皆碑，皆夸其为宁武一大英才。因此，我当时就为他捏了把冷汗。全县好多公社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呢，你怎么一杆子就插到底，实行包产到户了呢？为了摘掉全公社吃供应粮的帽子，难道就不怕上级摘掉你头上那顶乌纱吗？但是又觉得他毕竟是全县改革第一家，很具指导性、示范性，放弃编为简报太可惜了。如果很快编辑为简报又恐违背政策规定，犯了助推“单干”的错误。于是，只好推到时任办公室主任兼农工部部长李培茂那里，让其定夺。当我把这份红头文件交到李部长手上时，发现他也正在看同样一份红头文件，只见他一边吸烟，一边手拿文件思索，脸色很难看。我以为他病了，赶忙倒了杯热水放到他面前。正待出门返回我们办公室时，李部长叫住我说：“建新，你回去马上通知咱的全体人员，下午开会，集体研究一下到底该如何看待下白泉公社这种做法。我这就去找县委主管农业副书记赵子祥，看他能不能参加？”说完，我俩一前一后出门各办其事去了。
当天下午，会议准时如期召开，赵副书记亲自参加会议。会议的基本程序是：一、共同学习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的红头文件，由孙文杰读文，众人听读；二、集体讨论下白泉公社的包产到户违不违背政策，该不该在全县推广；三、由赵书记发言定调，进行会议总结。集体讨论中，意见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认为下白泉公社做得对，这样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下余都是自己的，老百姓肯定满意。易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农村发展，用不了一二年肯定解决了吃饭问题，很快就能摘掉吃粮靠供应的帽子。持这种意见的为大多数。二是认为这种做法实际就是走了回头路，是分田单干，就当前政策而言肯定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走集体化道路，这种分田单干的办法，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总原则，就是“文革”中曾经批判过的“三自一包”路线，持这种意见的人虽是少数，但说得有理有据。还有极少数人认为下白泉公社这种做法明显是一种无奈之举，完全是被一个“穷”字逼出来的，属于逼上梁山。用当时最流行的话说，也算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既不能批评指正，又不能大力提倡。鉴于此，赵副书记最后发言时就定了这么一个调，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搞不好就会弄出乱子，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建议大家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一段发展动态。采取三不态度，即：不出简报，不外露消息，不顶真弄明。装段糊涂不算傻，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
这件事之后不久，我们又陆续收到盘道梁公社实行“大包干”、西马坊公社全面下放“自留地”等一类情况的报告和简报，都被办公室不惊不乍压了下来。大约过了两个多月的太平日子，1980年春节后，我们就听到一些不祥的消息。忻州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时任地委书记的马如龙、行署专员闫广宏在会上得知宁武下白泉和盘道梁公社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后，被吓得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宁武的张书记打电话，追究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向地委汇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及早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质问你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当的，还想不想继续干下去？把张峰书记搞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马书记才把情况说清道明。原来是自己辖区内的下白泉、盘道梁两个公社出了方向路线性问题，这还了得？于是，他当即向地委马书记、闫专员做了检讨，并保证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很快严查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收回下放土地，彻底纠正错误，重新建立相应的责任制，今后再绝不允许发生类似问题，这才算交了帐。当天下午，县委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我们办公室在家的同志也列席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张峰书记一没追究下白泉和盘道梁两个公社搞大包干的责任；二没查找我们扣押材料，隐瞒县委领导的情况。而是开门见山直接传达了马如龙书记和闫广宏专员的电话精神，下达了立即采取措施纠偏的命令。接着就向大家广泛征求了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案和行动大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告结束。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赵子祥副书记亲自挂帅，李培茂任组长，张映元、温树华任副组长，由20余人组成的纠偏工作组。从即日起分两路赴下白泉和盘道梁两社限期一个月内完成纠偏任务，重新确定和建立新的责任制。这次下社纠偏，我们办公室除三名领导外，闫仑，孙文杰，李四春也被抽了去，可谓都是精兵强将了。
斗转星移，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下白泉、盘道梁两公社掀起的那场风波也立竿见影地很快平息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人总忌讳一个“包”字，生怕方向不对犯了路线错误，朝令夕改，在短短七个月内连变三次。致使一些社队在建立责任制中变来变去，无所适从。以下白泉公社下白泉大队为例：一开始响应公社的号召，把大牲畜全部分户饲养，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见纠偏工作组下去后，又强行把分到户的大畜和土地全部追退回来。分为四个生产队，建立了11个作业组，实行了包产到户组，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因为作业组大小不一，完全自由组合，大的达到百十人，小的只有20多人。这样不仅悬殊太大，而且在管理和分配问题上也存在好多问题。所以，公社又让大队取消了作业组，按生产队统一作业，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结果越变人心越散，越变管理越乱。社员忧心忡忡，担心秋后日子更不好过。干部因此也放任自流，得过且过，搞起了特权营私。日积月累，终于在当年八月份出现了一场集体化以来，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混乱。几天时间把集体的庄稼连偷带抢，加上牲畜糟蹋，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1980年12月25日的《山西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以《下白泉公社变来变去的教训》为题，还专门报道了此事。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下发后，下白泉公社党委认真贯彻文件精神，稳定人心，实事求是，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又理直气壮重新推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这场哄抢风波才得以平息。最后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广大农村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时空进入1981年的5月份。一天，我刚从食堂（县委机关食堂）吃罢早饭，正欲到办公室去清扫卫生，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我名字，我转身一看，是张峰书记在召唤我：“建新，你上我办公室一下，我给你说个事儿。”于是我立即跑了几步登上县委办公室的平台，走到张书记跟前，正待张口问张书记“有什么事？劳你亲自动口？”他就笑容可掬地在我的肩头拍了一掌笑道：“想让你这个大秀才写篇文章，这几天你忙什么呢？”我急忙说没啥事儿，便跟着进入他的办公室。张书记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对面，就像慈祥的父亲跟儿子说事一般，才把要我写的文章内容详细向我做了一番交待。原来是要我写一篇关于全县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报告或者叫经验总结。重点是在建立生产责任制工作中的教训及其效果。然后才告诉我：“李主任那里，我已经说好了，这段时间不再给你别的事情，分散你的精力了。文章写好后，把稿子交给张文亮同志（县委办副主任，专管文墨）把把关。等他修改好后，你还得亲自到太原一趟，把稿子交送到省府大院农调室（农村政策调研室）主任李云山手上。到时他会安排你的吃住问题，什么时候回来也要听他的安排，你不用操心。”张书记说完对我又笑了笑道：“就这样吧，我相信你这个大秀才，祝你一举成功！”我正待领命而去。张书记又把我叫住问道：“建新，争取一个礼拜完成任务，行吗？”我当即表示“行，保证提前完成任务！”
回到我们学大寨办公室，我便开始琢磨张书记交代的任务了。整整一个上午，根据张书记的意图，谋划出两个提纲，都觉得不是那么满意。临下班时，盘道梁公社郭忠厚书记到我们办公室报送简报。我和他是同乡，互相都熟。他大我两三岁，又是大学毕业生，我很敬仰。闲聊时，我有意无意的请他谈谈对建立生产责任制以来的一些看法。他很直率，说话根本不会打弯，一开口就颇有感受的直接上题了。开始搞包产到户，我们是被“逼上梁山”，自中央文件下来后，我们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搞大包干是气壮如山”。我觉得这几句话既实在、又形象生动，完全可以引用到我要写的文章中来，便一字一句记了下来。从这天开始，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和《山西日报》上登载的文章内容，就照着张书记安排的重点，秉笔直书，苦心耕耘了五个昼夜，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那时不像如今可以用电脑打印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再交代领导。因此，我又一笔一画重新抄写了一遍，才交到张文亮手上。又过了大约一个礼拜，我被通讯员叫到张书记办公室，张书记正在认真审阅已打印成铅字的文稿，张文亮主任也在这里。便坐在张主任身旁静侯着书记阅完文稿后的意见。稿子不算很长，总共不过五千字，等张书记翻过最后一页朝我俩笑了笑说：“我看着挺可以了。基本交代清了情况，也准确反应出了我县的实际效果和问题，很不错！”他边说边抽烟打火，吸了口香烟后又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太原送稿吧，交给李主任后，要怎么改他会告诉你的，让你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说完又朝张主任道：“文亮，你先给建新借1000元，等回来后给他报销了再还款，我想他没有这么多钱出门。”张主任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数了1000元递给我笑着说：“你先拿去花吧，回来报销后再说。”这1000元当时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35元5角钱，除了开销一月的伙食费和吸烟花消外，最多才能给家里积蓄20元。如果不是张书记想得周到，恐怕我还真拿不出这次出行的花费呢。因此，我当时心中非常感激张书记。
第二天我便乘火车去太原了。上午十一点就到了省府大院。先找到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同乡人宋达恩，让其带我去农村政策研究室找李云山主任去。因为他们正在开会，不好离开，就指派一名年轻干事带我去了。原来，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在声名远播的梅山脚下，一栋南北方向，建筑考究的一排平房中间，听那位干事说，省委农工部也在这里。见到李云山主任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身材高大英俊，儒雅温和，风度翩翩，令人敬畏。听说我是宁武县委的送稿人，便招呼我坐在沙发上，又是递烟，又是捧茶，非常热情。我把稿子双手交给他的时候，他连说：“不忙，不忙，你先喝茶。待会儿我陪你去食堂吃饭，吃过饭后再送你去招待所休息，下午我把稿子送给霍省长，他早就在等这篇稿子了。”
饭后，李主任派人送我到省委招待所，并为我安排好吃住问题。临走时那人对我说：“李主任要你安心住下来，随时等候他的电话，什么时候要你到他那儿，你自己去就行啦，最好不要外出走远，怕误了电话找不着你。”我问：“估计得多长时间，”他说：“没准，估计至少得一个礼拜吧，”说完他就走了。省委招待所位于省府大院外不远处的柳巷口，是一栋坐西朝东古式街面楼房，高不过四层，建筑古朴，别致精巧，和周围的房舍相比，虽丝毫不显特殊，却不失豪华典雅之气，是省府龙城较为红火的地方。为了不耽误李主任的电话，我一直守在家里看电视、看书报，从不敢越门外半步，到第三天的下午了，还没等到一个电话，我再也坐不住了，心里老是胡思乱想，觉得省府的人也这么不守信用，是不是把我的事给忘记了呢？正准备到楼下转转时，电话响了起来，我赶紧一把接住电话，耳机里就传来李主任的声音：“是宁武小王吗？你现在就来我办公室一趟。霍省长要亲自面见你，和你商量改稿子的事，喂，听清了吗？”我赶忙回答：“好，明白了，我这就走”。放好电话后，我便很快穿衣下楼，朝省府大步流星地走去。
当我再次进入李主任办公室时，见李主任正在沙发上和一个精气神十足的微微显胖的小老头热谈，我想这一定就是霍省长了，便马上过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李主任也几乎同时起身向霍省长介绍了我：“这就是宁武的小王，这篇文章的作者。”霍省长看了我一眼道：“好帅气的小伙子，今年多大了？”我回答说：“34岁。”他接着又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一直从事文墨工作吗？”我说到：“68年中专毕业，最近几年才写的多一些。”李主任接住我的话音对我说：“霍省长看了你的稿子，感到很不错，一直夸你的文笔功夫很好，因此，必须亲自见面。”这时我听到霍省长又笑道：“挺不错，你的修辞很有功底。叫你来就是想和你商讨一下文章的标题，看能否再形象生动一些，给人更大的吸引力，把读者紧紧吸引住。”我正欲说：“听您的，请省长赐教！”霍省长又说：“一会儿你到里面，重新读一次你的文章，好好提炼一下主题，不要怕麻烦，先试拟几个，然后咱们再讨论如何？”我只轻轻点了点头说：“行，行，我试试吧。”李主任把我带进里屋，把稿子摊在办公桌上，又给我备好纸和笔，冲了杯新茶，然后对我说了句：“你就一个人静静琢磨吧！”说完将屋门关上出去了。我反复推敲了全文的每一句话和每个段落，一边思考一边胡凑，费了好大精力最后总算拟出五个标题来：一、宁武县在总结教训中找到干群满意的好责任制。二、结合实际包产到户，完善制度狠抓落实。宁武县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三、开始搞包产到户，逼上梁山，如今大包干，咱气壮如山。四、从逼上梁山到气壮如山。宁武县全面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五、忌讳“包”字为百姓设下“拦路虎”，好政策给群众吃了“定心丸”，宁武县建立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教训犹深。我确认这些标题在语法上没有问题了，便开门出去，霍省长还和李主任在审阅文件。我把拟好的五个标题交给霍省长，他看罢又转给李主任。李主任看完后，两人都会心的笑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很好。第四个标题更好。就选定这个题吧！”接着又对我说：“谢谢你了！”我连忙说：“不谢不谢，应该的。”只见霍省长当即拿起笔来，在稿子上写了两行字，便招呼我坐在他的身边和我亲切地谈起来：“咱们谈谈你是如何想到这个标题的？”我就把盘道梁公社党委书记郭忠厚说的那句，从逼上梁山到气壮如山的话来龙去脉大至说了一遍。后来觉得这前后两重天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客观规律，而且也反映出了实际情况，从文字结构上看，简洁明快的十个字，逻辑上却反映出宁武县一个悬殊很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反差一定给我以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就用了这句话作为标题。霍省长很有耐心地听我说到这里，笑着说：“这就是我让你认真重读文章的初心。通过这次改稿，你肯定会深刻认识了如何提炼文章标题的方法和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多选几个标题，可以通过对比找到更好的标题，你说是不是。”我本想当即补上一句，“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但是欲言又止，改口为“感谢省长的指教。”我们如此这般地一直谈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待向他们作别，回招待所去吃饭，李主任拦住让我说：“霍省长已安排好了，一定要和你吃顿便饭，一会儿咱们就去食堂进餐。”我这才留下，心里暗暗涌起一股如糖似蜜般的甜意。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一次最高最好的礼遇啊。和霍省长共进午餐的当天下午，李主任又陪我看了一场宽银幕电影《智取威虎山》。这使我更加感激，心想省里的大干部究竟与县里的官们大为不同，人常言，老爷好见舅舅难见。现在看来果然如此。看电影的过程中，李主任告诉我，稿子已送到山西日报社编辑部，近期内就可能刊出见报，回去要把情况详细汇报给张书记，并代他向张书记问好，我一一答应下来，并牢记在心。看完电影，我和李主任握手作别。第二天就返回了，向张书记汇报了所有经过。张书记高兴地赞扬我说：“你为宁武立了一功。”
从这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在翻看报纸，尤其是《山西日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宁武的片语只言。心里就暗地思量，莫非稿子被枪毙了？或者又出了新问题，正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8月2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我的文章，标题一字未动，仍是“从逼上梁山到气壮如山”，副标题为“宁武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而且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这张报纸我当时就珍存收藏了，因屡屡乔迁不慎丢失。但是我心中难忘，记忆犹新，一直挥之不去。或许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宁武境内小有名气，被誉为县里的“一支笔”了。
1982年2月，县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张峰书记调回地委机关，接任他的是一名年轻有为的保德人，叫吕茂田。因他也是文秘出身，吕书记上任不久，我们就结为朋友了。同年10月份县级机关干部调整时，我被提拔为岔上公社涔山乡党委书记。当月27日我正式赴任，从此离开了文秘工作的行当。
作者简介
王建新，1946年出生，宁武县西马坊乡西马坊村人。中共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68年省劳动大学林业分校毕业并参加工作。历任宁武县通讯组组长、公社书记等职。从事文化宣传工作30余年，著有本人文集《晋根搅胜》《管涔壮歌》。2000年被聘为国家大型图书《中华世纪魂》特约编委。2006年退休后先后主编出版《宁武水利志》《宁武财政志》《管涔林区发展史》等地方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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