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博览》2013年9月上半月)
知道纳西姆·塔勒布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两年前,不过当时只知道他写过大名鼎鼎的《黑天鹅》,却没有读过他的书。直到前不久,才把他的《黑天鹅》以及《随机致富的傻瓜》(中信出版社的书名为《黑天鹅的世界》)全部读完,这也是能够让我一口气读完的书。关于塔勒布先生的黑天鹅思想体系,不是本文所要写的,本文所感兴趣的是,塔勒布创立并发展他的这个独特思想体系的过程。
根据塔勒布的自述,他的祖先源于黎巴嫩,那个地方曾有过一千多年的和平。在将近13个世纪奇迹般的共存后,一只凭空出现的黑天鹅把这个地方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从此爆发了激烈的内战。结果是黎巴嫩人大量迁往西方,改姓西方的姓,并融入当地的生活。大人们不断告诉小时候的塔勒布,这场战争只会持续“几天”,但实际上却持续了近17年。当难民们在1978年逃离故土时,都以为自己的离开只是短暂度假。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些人还在等待返乡。这让年轻的塔勒布认识到,黎巴嫩冲突的演变显然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人们理解事件发展所用的推理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几乎所有关心事态发展的人似乎都确信自己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每一天都发生着完全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但他们就是认识不到自己没有预测到这些事。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本来应该被认为是完全疯狂的,但在事情发生之后,看上去就没那么疯狂。于是塔勒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头脑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释机器,能够从几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够对各种各样的现象罗列出各种解释,并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预测的想法。这些战时事件是不可解释的,但聪明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事后。而且,提供解释的人越聪明,解释越空洞。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解释看上去在逻辑上还是一致的。硝烟战火中,当塔勒布躲在地下室里阅读各种书籍时,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进入他的视野。塔勒布认为这本日记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是一个很好的关于不确定性的培训教程。这本日记最终促使了他去冒险并从事数学及科学研究。
因此早在沃顿商学院求学的头一两年,塔勒布就发展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处于“柏拉图边界”——对现实的理解不成立,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中,并且被“柏拉图化”——只关注那些纯粹而有明确定义的“形式”而导致的错误——的专家认为“不可想象”的事件。柏拉图化使我们以为我们懂得的比实际上要多,但实际上并非始终如此。塔勒布很早就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职业,后来他同时成为数理专家和交易员。所谓的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数据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塔勒布认为他不是完全意义是的数理专家。他专门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寻找使他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与此同时,他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在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中很少见。真正的数理专家一般被禁止“冒风险”,其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然而塔勒布确信,他完全无法预测市场,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但是其他人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当巨大的风险。这些人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把自己暴露在稀有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而自己却睡得像婴儿一般浑然不知。
1983年,塔勒布从沃顿毕业。4年后的1987年10月19日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事件,按照塔勒布的描述,那一天,塔勒布亲眼目睹了人们面对市场崩溃时的茫然与无奈,在他的波士顿的交易室里竟然有一些人在哭,还有人从高层公寓上纵身而下,有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净资产灰飞烟灭时,不断地乞求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总之,震惊的人们就像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乱跑。一整天塔勒布都处于事件的强烈震撼之中。这不由的让他突然意识到金融创伤可以比战争更能打击人的意志。因为金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羞辱可以导致自杀,而战争似乎不会。塔勒布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确。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所有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老练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所有这些夸夸其谈的柏拉图化的经济学家,以及骗人的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方程式来预防,结果事件的发生却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范围。假如塔勒布在此之前指出它的可能性,那么结局则会是被看成疯子。那一天,塔勒布经历了生命中最为奇特的感受。他回忆道,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他“我是正确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浑身都战栗起来。塔勒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震撼内心的感觉。但是那天晚上,他却一觉睡了整整12个小时。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塔勒布虽然继续留任在“数理”和交易行业,然而他的“意见”却发生变化了。他管理好自己,只做少量但极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只关注最具技术性的方面。从不参加商业会议,避免与西装革履却不读书的“成功者”为伍,并且平均每3年休息1年,弥补自己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留下的空白。为了慢慢提炼自己的思想,他需要成为一个闲人,一个职业冥想者,所以他经常懒洋洋地坐在咖啡馆里,远离办公室和各种组织,睡到自然醒,贪婪地阅读,而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什么。而且认为自己并没有确定的专业,也不想有。但实际上他一生致力于研究随机性。他避免接触媒体,因为记者总会让他预测未来具有影响力的事件。当鸡尾酒会上的人们问他靠什么谋生时,他总是忍不住地想回答,“我是一名怀疑经验主义者及闲人,主要事业是对某个思想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是为了方面起见,他还是说他是豪华汽车司机,因为这样他就不会与他们是一路的,他就不再需要改变自己的观点以符合那些强求一致的学科要求。就在那个鸡尾酒会的晚上,塔勒布突然想到:美化的东西和柏拉图式的简化东西天生容易被看见。这是知识问题的简单延伸,只不过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容易被人们忽视而已,这也是沉默的证据问题——比如放大那些成功者,运气特好的人以及那富有传奇经历的人,而忽略那些失败者。它解释了我们看不见黑天鹅现象的原因:我们为已经发生的事担忧,而不是那些可能发生却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塔勒布就是这样,“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从此逐步在黑天鹅的思想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为此塔勒布特别建议,如果我们想进一步跨入更高级的生命形态,与动物的距离越远越好,那么最好远离“叙述谬误”——我们无法在不编造理由或者加强一种逻辑关系的情况下观察一系列事实,从而使事实变得更容易记住更符合道理——的来源,关掉电视机,尽可能少读报纸,不看博客,训练推理能力以控制决策,对重要决策注意避免使用启发性或实验性系统,训练自己辨别情感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区别。这种对毒害来源的避免还有一个好处:它会改善我们的身心状况。同时记住在概率方面我们是多么肤浅。我们并不需要再做什么旨在对周围事物有更深理解的事。最首要的是,要学会避免“过滤性错误”——某件事1000天的历史不会告诉你第1001天的任何信息。要成为“思想开放的狐狸”。不相信预测,那些整晚整晚在计算机上进行复杂运算的科学家很少能比使用最简单的预测方法的出租车司机预测得更准。有些预测者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比罪犯更大。注意力集中是一个好品质,但是在对待不确定性问题时,最不需要做的就是“集中”,因为集中将让我们受骗,它就会演变成预测问题。必须保持行为一致性:一个人不能喜欢苹果胜于橘子,喜欢橘子胜于梨,然后又喜欢梨胜于苹果,如果是这样,就很难概括他的行为,最终导致很难预测他的行为。等等,塔勒布的建议相当精彩,其精彩之处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杰瑞米·格兰桑曾说,在我们这个奇怪的市场中,通常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等到真正怪异的事情出现。因此今天重读纳西姆·塔勒布的《黑天鹅》,解读其创立黑天鹅思想体系的思考过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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