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气球

风剥蚀着墙壁，昏黄的灯光中，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架之中，像一个被皇帝打入冷宫的人，徒然地让自己增长着年岁。我想起从前生长胡子的时候，从镜子中，我看到他下巴颏上如春日初生的小草一般的柔嫩胡须，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长大了。但那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无数个这样的傍晚，当路灯劈裂夜空的时候，我守在报刊亭内。任凭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窄小的窗口是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我时常目送人群的离去，因此时常感到被人群抛弃的孤独。新的人们向我走来，留下他们的背影。他们几乎注定要离去，飘向不可测知的地方，像蒲公英，漫无目的地流浪。而我却像荒野的仙人掌，守在这里，缺少水分。

总有人要守在这里，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呢。难道我最适合孤独，我最适合这种岗位。难道因为我已经老了就可以将我推到寂寞的渊薮。而那寂寞又被时光削得如此尖锐，将我扎得遍体鳞伤。

有一天我让对街那家商店主人的儿子帮我看店我去吃饭，当我回来时候，只见里面狼藉一片，地上满是散乱的报刊书籍，花花绿绿地摊着。他和另两个小朋友一起玩闹嬉戏着，他们一定将我的工作场地当做他们玩耍的背景了，而在我，却是内容。我大喝一声，他们全然不予理会，我不得不将他们一个个拎起来提出去。他们在空中胡乱踢踏的样子就像一只蜷起的毛毛虫。然后关闭屋门。

我总想走近人群，随他们一起移动或者停息。因此我有时会走出报刊亭，与人们站在一起。我走进对面的成衣店、削面店、便利店，或者到更远一些的电影院。在那里，我尝试与陌生人说话，被认做导购、服务员。我又与那些真的服务员说话，但也没有什么可以言说，仿佛一切都是虚空的，我飘在空中，像一片羽毛。

一个说，这个月又被扣钱了。另一个问扣了多少。她说六七百，才两天没来。那你被扣的比较多，另一个说，玲玲也是两天没来才扣了一两百。是吗？

相亲相得怎么样。不怎么样，现在的女生太注重物质了。你原先那个呢。原先的那个已经结婚了，我还得祝她幸福，真他妈有意思。

我听到的大抵是这样的话，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并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我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报刊亭中，虽然那里极小极小，才六平方米左右，但依然是我的港湾，我最后的家园与避难所。谁能想象到我的孤独呢，就像一个人难道可以想象到地鼠的生活？

现在很多人们都放弃了纸质报刊，没奈何，报刊亭渐渐做起了生意，我在外面放了个冰箱卖雪糕，里面还安置了一排小货架，上面摆了些烟酒以及零食，整个报刊亭就像一件架起来的衣服，一边的门是它的胳膊；或者像一头蹲伏的小兽，窗户是它的眼睛。通常，来往的行人会选择雪糕，用汗津津的、毛茸茸的、干巴巴的，抑或圆滚滚的手将钱递给我。

近期，有人说要拆除一批占据道路面积太大的报刊亭。我出外测了一回，发现自己所在的报刊亭并不在拆除之列。欣喜之余，我多吃了一些零食。还听了一会广播。广播里说有个人要跳楼了，来了特警和消防兵，几个人在下面支了一张床，几个人准备搭支架救援。此时整个楼都封了。这时来了一个人拿了两根雪糕，那人问，多少钱，我说四块，他将钱递给我，我收了钱，一张紫色的五元，并搜寻起一元钱来。一元钱在哪里呢，我来回摸索着，那一刻我忙乱得像一个瞎子。我翻出小抽屉里的钱，翻开收藏的那些相片、笔记本、铅笔，终于如获至宝地发现一元硬币，我将它送出去。而这时广播已经说完了那个故事，所以那人到底是跳了还是没有跳呢。我担心得发抖，跳了还是没跳。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感情问题，还是学业，抑或纠纷。我匆匆披上衣服，关上门，去问邻居们。

跳了还是没跳呢？什么。就是广播里说的那个人，我说。成衣店的服务员说，我又没听，我不知道。于是我拉开玻璃门，还没来得及闻嗅成衣的那种伤感而又魅惑的味道就匆匆离开了。转到旁边的面馆，服务员正在来往端菜，我问，跳了还是没跳呢？服务员忙于应付人群的呼喊没空搭理我，并向我投出茫然的眼光，我知道从他们这里是得不到消息的。我又进里面问正在剥葱切蒜的厨师们，他们听了我说的话，骂说有本事你去跳啊，你是不是很羡慕他。我欣喜地拉住他沾满油水的手，说，还是你最懂我。其实现在我已经不关心答案了，但我还是进了便利店，我知道便利店对于我贩卖小零食很有意见，但他从不明说，只是旁敲侧击，问哎呦，今天生意还好吗，或又卖了不少雪糕吧。见我今天开门见山地问他，跳了还是没跳呢。他说，你说的是三天前的那个人吗，那个人没跳。我说是今天广播说的。也许是一个人吧，我也不知道。

虽然转了一圈，我的疑惑始终没有解开，但我已经从厨师们口中找到了一种安慰。他们说，你有本事你去跳啊，说明他们并不敢去跳，却想激励我去跳。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阵深深的惶恐，我会不会跳呢，如果我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的话，如果我是一犬儒，如果我是一个舍生取义的人，这取决于我的自我定位。

然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惮于评价自己现在的处境。几近于无家可归的六平米的报刊亭，摆列着没有多少知识沉淀在其中的杂志与没有多少营养的零食，就像茫茫海面上的一页不系之舟。这样的环境多少使我养成了拘束紧张的性情，是的，我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报刊亭营业员。我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做出自裁，正是我的拘束不安让我拘束不安，从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它们就像畏首畏尾的乌龟，阻挡了我雄壮的行为。这样来说，我的确是可悲之极。

夜里飘来一张纸，说要将这里拆除。那张纸是轻轻飘飘地散下来的，我绝望而又气愤地将纸撕成碎片。城管来了，他们开着挖掘机，对我说，快快投降，饶你不死，不然攻破城池殃及池鱼。我躲在里面，仰赖着微弱的灯光，仿佛灯光能够给我以力量。喂，里面的人听清楚了吗。他们大喊道。屋门訇然作响，是他们在撞墙了。乒地一声，不锈钢玻璃碎裂在地。我从侧面溜出去，像水一样无声无息。我爬上屋顶，大叫，我与你们决一死战。说着纵身往下跳去，倒在床上，原来是一个梦，我擦擦额头上的冷汗，长吁一口气。

有时候我想对着报刊亭窗口大喊一声，对着正在行走的人群，给他们以当头棒喝。不过他们一定会举报我的。我应该静静地呆在这里，蘸湿报纸，躺在椅子上，蒙住脸。一层一层地蒙上去，直到无法呼吸。但这仍然是痛苦的，甚至比跳楼更甚，也更考验意志力，与将头伸进水中憋气一样。虽然能使人惊奇，但依然让我为难。何况在死了之后，也只是引起人们暂时的惊诧而已，在风头过后，他们依然会过平静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一阵小小的涟漪被无边的平静所泯灭。除了无数不多的亲人，没有人会凭吊我。

我那天吃饭回来在路边看到了两个正在路边收拾瓶瓶罐罐的女人。一个是中年妇人，另一个大概是其女儿。凭着酒味与将熄的火焰，我知道她们是在祭奠什么。但与我一点干系都没有。我没有为她们感到哀伤。

坐在报刊亭里，我翻看当天的报纸以及未能卖出的旧报纸，在众多的日期中感到时间匆匆的流逝。我也曾用肢体阻挡，但那不过是徒劳。时间毫不留情地从我身上碾了过去。

那天回到报刊亭的时候，我发现了墙壁上的朱红的拆字，外面还画了一个红圈，像是恐吓与威胁。我跑回去，关住门，重新将四壁抚摸一遍，像是抚慰着一个老朋友。默默坐下来，我想得出了神，然后笑了。

我花了两天两夜，用加热器、大橡胶袋以及钢绳做成一只巨大的热气球。在一个大风的夜晚，将之绑在屋顶的四个角上。我在报刊亭周围挖了四道沟堑，像挖树根一样挖出一个倒锥形的底座。风越来越大了，我看到室内的灯光摇曳着。看着如同萝卜一样的底部，我擦擦额头的汗。报刊亭向上移动起来了。热气球如同飞鸟的翅膀，振动着，与风一同舞着。

我急忙跑过去，但热气球越来越高了，临近报刊亭，我猛地一跳，攀住铁架，登了上去。这时天空泛起了鱼肚皮，我越过地平线看到了宛如发丝一般细的第一缕晨曦。

就在这时，我看到天空中飘着无数美丽的热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