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二年，迫不及待的英国人就进入北海，在珠海街（当时叫“大街”）租用民房作为领事馆，开始相关的作业。
北海成为英国人眼里的“肥肉”，是因为这个港口日益呈现旺象的贸易。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因为“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作乱”，西江梗阻，原先从梧州出口的玉林、南宁、百色、龙州以及更远的云南、贵州的土货，与从香港、澳门进口的洋货，改从这个既便捷又没税收的地方进出。
尽管经营的场所都是竹木搭建的房屋，但逐渐成市的北海，已成为吸引粤、桂、云、贵的进出口货物集散地。
在当地人纷纷转行贸易的同时，广府商人、高州商帮像春江水暖的鸭子，纷纷抢滩。为了抱团，广府商人于1862年（同治元年）就成立“敬义堂”，1869年（同治七年）高州商人建成“高州会馆”。
北海的进出口贸易日益兴旺，经营货品应有尽有，除了柴米油盐，进口的如布匹、棉纱、煤油、洋皂、颜料、鸦片、药材等。
土货则有油麸、靛青、纱纸、八角、桂皮、桂油、樟脑、茴香、咸鱼、腊味、烟丝、糕点、竹器、农具、果杂、炮竹、鸭鹅毛、纸墨笔砚、日用五金、皮革鞋帽等，甚至还有棺材和寿衣冥器。
还有服务业的典当、酒馆、茶馆、旅业、找换铺、屠宰、裁缝、理发、碾米、榨油等。
在这种货如轮转、蒸蒸日上的市场旺象后面，是物流运输的通畅。
进入北海的洋人发现，当地的运输工具十分落后，汽车固然没有，连马车也不见踪影，偶尔会见到几辆牛车，人们普遍使用一种叫“鸡公车”的人力车运送货物。
他们尤为失落的是，出入商埠的竟然全都是帆船。“若干年来，洋货——鸦片、棉布和杂货都是用帆船装运的”（《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帆船的安全性令人担心。1878年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先是一艘澳门至北海的帆船行至硇洲头时遇到狂风，倾覆沉没。
同年12月，“新祥顺”的一艘帆船从北海开往澳门，同样在硇洲头被风打坏，损失价值十几万两白银。
尽管机动轮船早已在香港、海防、海口的港口出现，但商行对雇用帆船还是轮船跑北海航线很矛盾：轮船航速快，但进出需要接受“洋关”监管，交纳关税。雇用中国人经营的帆船，虽然航速慢，但从“常关”出入，无需交税，只收厘金——按进出的货物价值抽成百分之一。
在朝廷“加强管理”后，常关对帆船进出的厘金比例有所增加，不同货物抽成的比例不等，但比起收税缺乏“弹性”的洋关，交纳厘金“好说话”得多。
但毕竟轮船的优势太过明显：北海——香港帆船跑上一趟，轮船可以往返三四次。“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效率，无法不让人动心。
1879年（光绪五年），一艘从香港启航的机动轮船驶进了北海港，它像一根引线，引爆了北海的“轮船时代”。
英国人形容这艘从香港——北海的“海南号”机动货轮“像楔子一样打入”，轮船陆续增多，虽然都不定期。
越来越多的商行选择轮船运送货物，飘着丹麦、德国、挪威、法国、英国、美国等国旗子的洋轮成为北海港的常客。
据统计，1879年北海到港轮船105艘次，共87436吨载货量，出口数量也一样。
北海关“税务司”专员毕利称：“虽然帆船主们不甘愿倒退，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变化是必然的，但丰厚的既得利益促进他们阻碍任何迅速的改革。”
这一利益的确巨大：帆船船主们拥有超过40艘大船，通往各个口岸，特别是垄断了北海—澳门的运输，包揽了大宗货物布匹的进口，商行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们很自然地反对轮船的介入”。
在1879年最后两个月，这场帆船与轮船的PK出现了反复。
“轮船虽逐渐获得地盘，但帆船垄断着鸦片的运输。”帆船运输“跑冒滴漏”，与关员、商行收发货经办人存在利益关系（你懂的），因此“得到强大的支持”。
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在高效率的轮船运输比例明显提高的情况下，1880年北海港的进出口却比上年减少了1897吨载货量。
导致双方角逐决出输赢的，是1885年发生的中法“镇南关之战”。
1885年3月，法国与中国在越南延续多时的对峙再度激化，双方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调兵遣将，战役即将爆发。
3月7日，法国宣布封锁北海港。
在法国人在宣布封港后，停泊在北海港的各国轮船纷纷驶离，3月11日，最后一艘轮船离开。
市面一片恐慌，人们“动用一切能动用的车辆、轿子、牛车及手推车，以高速度将居民及财产运到内陆安全的地方”，北海成了一座空城，商店关门，街道一片死寂。
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些悬挂外国旗的轮船停止贸易之后，几艘本地船东的帆船乘机开通了从北海至相邻的钦州和安铺的航线。
他们似乎要在这乱局中，证明帆船运输的可靠，收复被轮船占据的市场失地。
3月14日、15日，法国一艘炮艇、一艘军舰先后抵达，在进出北海港的航道下锚。数天后，有逃难者开始潜行回城，看到一切平静后，许多人陆续跟着回来。
法国人封港过程发生了一件事：清明节那天，有人在市区后面的坟地扫墓，燃放烟花炮竹，炮艇上的法军误会中国军队有行动，开火射击二三个小时。由于是隔空开炮，人们赶紧躲避，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1885年4月4日，《巴黎协定书》签订，法国随后解除了对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宣告结束。
4月14日，北海港贸易恢复，一艘德国轮船“仙拿（Signal）”号当日从香港抵港，随后更多的轮船陆续到来，它们接受了法国军舰的检查。5月22日，法国人撤走了最后一艘炮艇。
因为北海封港造成了贸易损失，列强与法国之间发生了狗咬狗的争吵。法国人称封港是为了防止有军火从北海上岸后，经陆路运往东京湾（湛江），接济冯子材的武装。英国人认为这种预防“完全没有必要”。
这次封港，中断了北海港帆船与轮船之间的角逐，封锁结束后，“比赛”重新开始，轮船在迅速活跃起来的贸易中，对帆船进行了“降维打击”。
到1891年，帆船在北海至海口、香港、澳门、海防、湛江等主要航线完全丧失了与轮船的对抗能力。
最大宗的鸦片运输的起落，折射出帆船与轮船“此消彼长”的易位：
1885年以前，几乎全部的鸦片都由帆船运输，1882年“入统”仅50司担，1883年只有15司担。而在经营鸦片的商行陆续改用轮船运输后，到了1887年，“入统”增至774司担，1888年高达1100司担。
轮船运输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占尽优势。1890年北海口岸进出245艘次；1892年203艘次，累计吨位达89.30万吨。1901年抵达北海港的洋轮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10艘。
从1890年到1899年，共有八个国家的轮船开通了与北海的重要航线，包括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海口、湛江（广州湾）、越南海防、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进出的外轮达2322艘次。法国占首位，德国次之，其他还有葡萄牙、日本、英国、丹麦、美国、挪威等国的轮船。
帆船被“挤压”成了轮船的补充。它们作为“二传手”，将轮船输入的货物运往附近的钦州、灵山、安铺等小港口，再从那里送往江门、石歧或陈村。
而即使是这些只能轻载的小港口，也受到轮船的进一步压迫。1901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国产50吨位小汽轮开始通航于北海与安铺、龙门和东兴的小港口之间。
帆船的最后出路剩下了捕鱼。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乘员多则十四五人、少则六七人的三桅二帆渔船，成为北海渔业的主力。
轮船是蒸汽机发明后的直接产物，回顾北海这场帆船与轮船历史大PK，印证了恩格斯的话——
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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