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去了一趟杭州，因为次日下午才有回来的航班，于是到海宁去看望李宁。李宁是我的朋友，几年前在北海呆过一段时间，我们很谈得来。谈得来的意思是我们对很多话题能够保持风度地深入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现在交流已属不易，能深入更难，保持风度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清夜扪心，估计每个人都难找到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当然不只是现在，鲁迅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所以他写了两句话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李宁听说我来很高兴，跑到马路边等我，抢着给从出租车下来的我拿箱子，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的不好意思让他也不好意思，于是我们相对笑了起来。他住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里。像这样的小区，楼盘广告一般写的是“高尚社区”。现在做广告文案的人，语文真的像是体育老师教的，“高档”偏偏要说成“高尚”，连时装、手表也有说“高尚”的。这个世界似乎全乱套了，当然不只是语文。李宁没有让我住酒店，叫我住到他家里。我有些感动，让客人住到家里是一种崇高的礼遇。以前不是这样，以前让客人住到家里，是因为外头住不起酒店。这说明随着物质水平提高，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
海宁是金庸的老家，我想去参观一下金庸故居。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逛那些名人故居，触景生情想象一下主人当年生活的样子。金庸还活着，说“故居”似乎有点不妥。很多年前我为“故居”和“旧居”与人理论过，我理解“故居”与“旧居”差不多，就像“故人”不等于“死人”。李白送孟浩然，写诗说“故人西辞黄鹤楼”，并不是说孟夫子死在黄鹤楼；杜甫年老时感慨自己“多病故人稀”，说的是老朋友越来越少，因此，“故居”并不等于死人住过的房子。
生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代的人，都吃过不少金庸下的“蛋”，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鸡窝”里的“母鸡”，生出这样多好吃的“蛋”。我们早上兴冲冲出发时，我一路想象它一定美轮美奂，毕竟查家在清代曾是“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的望族，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样的家族，虽然不会像阿房宫那样“覆压三百余里”，但其门第应该跟《红楼梦》里的宁国府、荣国府差不多。
但我没有想到金庸故居竟然是那个样子，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它跟一幢普通的民宅没有什么区别，坐落在公路旁不远处，甚至还不及旁边的一幢私人楼房醒目。李宁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到了”时，我还傻不叽叽地四处乱看，以为它在马路另一边的村子里。
我们从金庸故居背后绕过去。先是穿过树林中间一条小路，有一块水泥空地，有一条小斑狗躺在那儿。我对狗总是充满好奇，因为几乎所有的狗，脸上都有一种让人百感交集的忧郁表情，更何况这是金庸故居的狗，显得更加“厚貌深情”。那条狗大概正在睡觉，被我们惊醒，像正在闭关的高手，懒洋洋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翻了我们一眼，熟视无睹地一颠一颠走开，似乎对我们的到来很不爽。我们经过架在水沟上的曲尺状木桥，水沟很窄，就算你脑洞开得足够大，恐怕也不会把它想象成瑛姑藏身的黑龙潭或“铁掌帮”帮主裘千仞施展“水上飘”的湖泊。我很奇怪正值上午十点左右，居然看不到一个游客，绕到前面才恍然大悟：故居大门紧闭，上面挂着一块粗糙的小木牌：星期一休息。
我环顾四周，心存侥幸能见到一个貌似的管理人员。我相信凭自己的“不烂之舌”可以让他通融，因为我曾经很多次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得逞”过。但周边一个人也没有。感觉自己有点像一个对着保险箱束手无策的小偷，不知道这屋子里藏着什么样的宝贝。浙江的农村平坦如垠，这座建在旷野里的屋子像一个四方盒子，墙筑得很高，门口很小，在冷兵器时代，大门一关，除非来的是东邪西毒或“江南七怪”之流，否则绝对是易守难攻。
“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过尔尔”，我和李宁分别在大门前照了一张相，证明曾经“到此一游”后，沿着原路离开。天开始淅淅沥沥下雨，金庸老家的雨淋在脸上凉浸浸的。故居屋后右侧有一个园子，立着十几块石碑，每块碑的形状像一本打开的书，上头刻着金庸作品的书名和节选的文字。这些书我大部分都读过，但书名与所选的文字对不上。他的小说在我脑袋里像一团乱麻，搞不清谁是哪部小说里的主人公。
在进那个园子前有个小插曲：从旁边的楼房前面经过时，一条黄狗跑出来，朝我们吠着，气焰嚣张地逼过来。我心里有点发毛。虽然没有得到洪七公“打狗棍法”的真传，我想要是它真的扑过来，我一脚就可以将它踢飞，但我不敢想象自己与一条狗打架的样子。人害怕一样东西并不是因为打不过它，就像女人被一只蟑螂吓得花容失色，绝对不是因为蟑螂有多厉害。人与狗打架，会不会提高狗的地位不说，起码是把“人”拉低了。
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作两步，加快脚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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