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讲古之廿五）这几个大咖为什么掉进了“冒牌”的坑？
梁朝时有位叫张率的才子，十六岁就作了两千首赋，有个叫虞讷的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张率于是把赋全烧了，改成诗歌，声称是沈约沈大师写的，送给虞讷品评。虞讷念一句赞一句，啧啧称赏：“天啊，这诗写得太好了，一个字的毛病也找不出。”（“讷更句句嗟称，无字不善）。虞讷“惭而退”——闹了个大红脸，灰不溜秋地走了。（冯梦龙《古今笑史》）萧诚喜欢书法，与他同代的李邕也是书法家，自称善于鉴赏。萧诚每次觉得自己写的字好，送给李邕品评，李邕都不“尿”他。（“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李邕，邕辄不许。”）萧诚恼火李邕害怕自己出名，就这样压制自己。他做了几幅假帖，弄成很古旧的样子，看到的人都以为是几百年前传下来的老帖。他拿着“古帖”拜访李邕，声称这是王羲之的真迹，收藏了很久，想找高手鉴赏。李邕认真看了半天，说：“果然是右军的字，实在太好了！”过了几天，萧诚等到李邕高朋满座时登门求见，当面对李邕说：“你平常总瞧不起我写的字。上次给你看的帖，就是我小时候写的，居然说是王羲之的真迹，你这算毛线鉴定水平呀！”萧诚把帖拿给他。他展开瞥了一眼，丢到了座位上：“仔细看看，这字也没什么。” （“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仔细看之，亦未见好。”）（封演《封氏闻见记》）茅坤是明嘉靖年间著名散文家，在同代人中最推崇唐顺之（荆川）的文章，别的一概看不上。胡宗宪拿徐文长的文章给茅坤看。徐文长就是自号“青藤居士”、后来郑板桥和齐白石谦称是其“门下走狗”的那位明代著名画家。茅坤一看，景仰如滔滔江水，一顿狂赞，声称：“这样的文章，也只有唐荆川先生才能写出来。”茅坤拿起来再看了看，说：“尽管也算是名家之作，可惜后半截不如前面，显得文气不振。”（“复取视曰：故是名手，惜后半稍弱，不振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点评：看到这几则故事，想起《红楼梦》里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想起念高中时有出轰动一时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想起伟人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一种事物，假作真时，被当成珠宝玉石，享受着“真”的尊荣、赞美；一旦被揭出是假的，立马就变成破铜烂铁，遭到鄙夷、不屑。问题在于，假如“假”的并不比“真”的差，甚至比“真”的还好，这样的前“恭”后“倨”，是不是有些荒诞？上面几个“以假作真”的故事，让我油然想起那句俗话：狗眼看人低。托尔斯泰说，狗眼看人低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但结果却各有各的不同——如果托尔斯泰没说过这话，那就是我说的。这几位被假冒名人忽悠的都是大咖。李邕是唐代有名的书法家，茅坤是明朝著名的散文家。虞讷我虽然没查到来历，但既然张率送作品给他品鉴，希望得到他的赏识，也一定是个人物。他们之所以看走眼，其实跟眼力无关，只是一味“以名取人”的缘故。一般情况下，名气的确代表了一定的水准，因此崇拜名人也属人之常情。但崇拜名人，不应该对有才的凡人视若无睹。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名人也都是由凡人来的。这三个人虽然都掉到了坑里，但仔细分辨还是有一些区别。虞讷对张率，作点诛心之论，是因为他的“白衣秀士王伦”心态，觉得后生可“畏”，担心对方出头后盖了自己的风头。但“糯米治木虱，一物降一物”，当虞讷听说张率拿出来的是沈约的诗，立马就跪了，连称“无字不善”。沈老师当时是神一样的存在。刘勰写出《文心雕龙》后无人理睬，背着书稿在沈府门前恭候，得到沈老师的背书后，立马身登龙门。但虞讷表面上是对名家的激赏，其实是对自己加持：你不配欣赏沈老师的诗。历史上的张率并没有被虞讷压住，成了名载史册的作赋名家。本身就是文豪一枚的梁武帝萧衍称赞他比司马相如和枚乘、枚皋父子还强，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好，枚皋写得快，张率是“又好又快”。而李邕跌进萧诚挖的坑，则与“文人相轻”有关。他们都是书法家。本来楷行草隶篆，八仙过海，各有千秋，却李邕偏偏抱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心结，一争高低要当老大，不愿承认萧诚的字写得好。茅坤着了胡宗宪的道，又稍有不同，更多是与艺术品味有关。茅坤因为对唐顺之独沽一味，一听是唐的作品，不由得盛赞有加。只是我不明白，他既然如此专嗜，应该对唐某的作品风格熟稔于心，怎么那么轻易看走眼呢？这些以名取人的人，也挺有意思。虞讷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出了洋相后“惭而退”。李邕和茅坤上了当，还“死鸡撑硬脚”，宁肯“出尔反尔”，也要撑住自己的面子。其实他们真的拎不清。与其给世人留下这样的笑柄，远不如承认看走眼了，还能挽回面子。可惜身为名人的那份傲娇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名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死不认错，一旦出乖露丑，也端着架子不肯下来。有文人相轻，也有文人相重。以奖掖后进闻名的欧阳修就说过：“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他心口如一，作为考官时看到青年才俊苏轼的文章，忍不住写信给老友梅尧臣：“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不能口舌定贵贱，也就是说作品好坏虽然是一种主观判断，但却是有客观标准的，就像公认为美女的，颜值和身材总要有一定的水准，它与喜欢锥子脸或圆脸无关。听说是名人之作就连声喝彩，揭开谜底立马认为一文不值，完全没有了客观尺度，眼里只有名人，无名就等于无才。所以韩愈才会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口舌定贵贱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假托风行。搞艺术自然为的是出名，但文场易混出名难，有才无才，渴望出名的人都不得已四处请托，甚至不惜假冒他人以得名。古人曾讥评过这种以名取人的风气：“郢人为赋，托以灵均（屈原），举世而诵之；赵人有曲者，托以伯牙之声，人竞习之。”白居易曾给刘禹锡写诗“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可奈何？”一些功成名就的人，对此也不无感慨。三国时候的钟会，就曾跟人吐槽：“我年轻时的书法，大家都当成是阮籍写的，每个字都天花乱坠说出一番道道，后来知道是我写的，什么都不说了。”（“吾少年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这话要多沉痛有多沉痛，要多郁闷有多郁闷。宋朝也有一个关于冒牌的故事，比前头三个还有戏剧性：宰相韩侂胄邀请名流叶水心吃饭，这位“名人叶”当时已经入座，大门外却有人送进来一张名片，说是有个叫“叶水心”的求见。在座的客人惊得眼珠都要掉下来：谁胆子这么大，冒牌冒到相府里来了？韩侂胄叫叶水心躲进侧室，接见了这位“李鬼叶水心”。他一一询问叶水心以前文章中的话。“叶某”说，这都是我年轻时的作品，后来修改过了。韩侂胄惊讶不已：“已经有一个水心在这里了，难道孔子会有两个叫'子张’的高足吗?”“叶某”说：“像水心这样的文人，满天下车载斗量，要是今天不冒他的名，怎么能得到您的接见？”想想他也只好“然之”。风气若是，宰相又能怎么样呢？假作真时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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