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怡昕”的哈尔滨姑娘经历了一次从“罪人”到“英雄”的角色转换：她2月9日被确诊“中招”，成为新冠肺炎患者；2月28日，出院后的她响应号召，献了400毫升带抗体的血液。
她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在得病过程中所体验的极端的焦虑、极度的恐惧，还有些“漫不经心”地说了自己感受到的人情冷暖：
“你会看到原来很多的人他平时不关心你，却能在关键的时刻帮到你很多。但有的人他平时就感觉跟你挺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他没有反应，或者他很冷漠。”“我把社区的群退了，因为有人会在群里说一些埋怨的话，说为什么会把我们隔离到宾馆，我跟怡昕没有什么接触，我家里还有孩子那么小。”而在献血之后，大家都夸她是英雄，她感到不解：“我怎么又成英雄了，之前不是罪人吗？”尽管她说得很平淡，但从她的讲述，你会知道，从一个神憎鬼厌的罪人转眼间变成英雄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她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她被确诊后人们避之不及，病愈献血后又纷纷簇拥而来，都是人性的表现。有句老话：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说成“小人”未免苛刻，这就是一种庸众心理。同样的人，同样的你；“你”不同了，那些“人”也不同了。唐朝那个“不省人事”，经常写诗惹祸的刘禹锡有两句诗：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不遭遇人生的落差，就看不到周遭的热脸变成冷屁股——反过来亦然。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卷入考场作弊事件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斩监候”），家里花了大量钱财打通关节，弄得濒临破产。他之所以变得那么尖锐，如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时下这场大疫，人们有很多宏大的思考。而对于那些“亲自”感染了的人，其实会多一种收获：对人性的幽微复杂，有一种别样的体会。人性是一种本能，不好一言而蔽之“好”还是“坏”。比如正常的人都会怕死，正因为怕死，所以才会出英雄和狗熊。那些逆向而行奔向疫城的医生护士，在救苦拔难与病毒殊死搏斗之前，他们首先是战胜了人性中的懦弱。而湖南张家界市疾控中心也有一个科长，当地出现疫情后带全家跑到了泰国。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人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径自闯进武汉中心医院自拍，夸口说病毒不可怕，你看它们都躲着我，只要我不怕，病毒就不能把我怎么样。这家伙自称是“广西人”，尤其惭愧的是，他的口音听起来还像是我老家那一带的。他的“不怕死”太过有悖人性，这样大摇大摆，对严密防护的医护人员也接连中招的病毒视若无物。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觉得他脑子正常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花园大了，什么奇葩都会长出来。苏东坡年轻时与章惇是好朋友，有一次与章惇郊游，看到万丈深渊一条独木桥通往的一处石壁，挺合适题几句诗，表示自己曾到此一游。章惇要苏东坡先过去，苏东坡不敢。 章惇却十分淡定，大概还冲老苏鄙夷地一笑。他弄来一根绳子，把自己系到树上，探着身子过了桥，在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来此”。苏轼拍着他的背，说了一句“人生金句”：“像你这种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的人，一定敢杀人。”（“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果然被东坡说中，日后的章惇的确“无所畏惧”。史书上说，“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大权在握的他，罗织罪名整元祐派不好说什么，可以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路线斗争来解释，但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皇上建议挖司马光的坟，暴骨鞭尸，洞穿了人性的底线。章惇为了置苏东坡于死地，还借皇帝之手，先将他贬到惠州，觉得还不爽，再贬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儋州），决意要苏东坡在那个烟瘴之地死无葬身。他一不怕被人戳脊梁骨，二不怕自己的恶行入史。因为人性复杂，所以人其实是一个“多棱体”。一个仁慈的人，可能很贪婪；一个孝顺的人，也许很狡诈；有人聪明伶俐，却超级自私；有人勤勉尽职，却专擅诿过揽功；有的人谦谦有礼，但说的每句话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八成是现编的。也正是这样，于是有所谓的“人设”，每个人都像孔雀，既要开屏，同时不忘转过身子，展示自己迷人的一面。所有那些人设崩坍的，其实都不是变了，而是不慎被你看到了刻意掩盖的另一面。举个例子，那个红遍天的女星偷税事发时，她的很多粉丝伤透了心。其实数亿元之巨，说明是冰冻三尺，并不是偶一为之。这就是真实的她，你当初也不是因为她遵纪守法才喜欢她。江湖上称她“爷”，给人感觉敢做敢当，但“敢做敢当”与偷税有个毛线关系呀。可惜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相反，每逢遇到这类事，都努力说服自己，继续为对方打圆场。不愿意承认上当受骗，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智商掉线。这也是为什么所有被骗的人，一方面内心很窝火，一方面却不愿说出来，搞得现在骗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嚣张。关于人是“多棱体”，想起来一个人，清末名臣徐广缙。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时，任广西巡抚的徐广缙临危受命，接任钦差。从九月初上任领兵出发围剿，他龟行蜗步，磨磨蹭蹭，不管皇上下多少圣旨，怎样在京师顿足捶胸责他“于心何忍何安”，也不管长沙、岳阳和武昌接连陷落，他因为怕死，一路躲着太平军，避免与之对阵。因为交起手来毫无胜算，战死是死，战输不得好死，而避战则可以找出一万个辩解的理由，被治罪大半不至于处死。徐广缙果然称得上“博弈学”高人。武昌陷落后他被“褫职逮问，籍其家”，虽然判了死罪（“论大辟”），但第二年因朝中无人，他就被放出“带罪自效”，六年后官复四品，在安徽参与围剿“捻匪”，最后称病退职，成功地在家中得以善终。但这样一个徐广缙，同时却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官一枚。他在获罪时，抄家并无什么金银财宝；晚年回到家乡住的是茅屋草舍，生活靠朋友接济。放在清朝道咸年间那个公认“黩吏遍地”的时代，这种清操是多么难得。多说几句，如果不是与太平军打仗这一节，徐广缙堪称“全国巡抚的模范”，可以用“爱民如子，忠君爱国”八个字完美概括。他任地方官时，就有不少赈灾放粮、抚恤民生的善迹，不只一次用自己的“养廉钱”和薪俸捐助灾民。他最为被人称道的，是在林则徐烧鸦片后，与英国剑拔弩张之际接任两广总督，两次登上英国兵船和英国公使谈判，寸步不让，“声色俱厉”，“历数夷罪”，坚拒英人入城。甚至在道光皇帝密谕“如果多方阻止，显得不够大度，可让他们到此一游”（“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他仍飞章入奏“婉阻之”，最后英方被迫放弃了入城要求。挣得面子的道光皇帝大喜过望，称赞他有“过人之智”，是一位“贤能柱石之臣”。但这个廉能之吏，最后却以这副退阵退缩，畏葸怕死，不敢担当的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固然是人性的复杂，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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