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怡昕”的哈尔滨姑娘经历了一次从“罪人”到“英雄”的角色转换:她2月9日被确诊“中招”,成为新冠肺炎患者;2月28日,出院后的她响应号召,献了400毫升带抗体的血液。
她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在得病过程中所体验的极端的焦虑、极度的恐惧,还有些“漫不经心”地说了自己感受到的人情冷暖:
“你会看到原来很多的人他平时不关心你,却能在关键的时刻帮到你很多。但有的人他平时就感觉跟你挺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他没有反应,或者他很冷漠。”“我把社区的群退了,因为有人会在群里说一些埋怨的话,说为什么会把我们隔离到宾馆,我跟怡昕没有什么接触,我家里还有孩子那么小。”而在献血之后,大家都夸她是英雄,她感到不解:“我怎么又成英雄了,之前不是罪人吗?”尽管她说得很平淡,但从她的讲述,你会知道,从一个神憎鬼厌的罪人转眼间变成英雄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她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她被确诊后人们避之不及,病愈献血后又纷纷簇拥而来,都是人性的表现。有句老话: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说成“小人”未免苛刻,这就是一种庸众心理。同样的人,同样的你;“你”不同了,那些“人”也不同了。唐朝那个“不省人事”,经常写诗惹祸的刘禹锡有两句诗: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不遭遇人生的落差,就看不到周遭的热脸变成冷屁股——反过来亦然。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卷入考场作弊事件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斩监候”),家里花了大量钱财打通关节,弄得濒临破产。他之所以变得那么尖锐,如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时下这场大疫,人们有很多宏大的思考。而对于那些“亲自”感染了的人,其实会多一种收获:对人性的幽微复杂,有一种别样的体会。人性是一种本能,不好一言而蔽之“好”还是“坏”。比如正常的人都会怕死,正因为怕死,所以才会出英雄和狗熊。那些逆向而行奔向疫城的医生护士,在救苦拔难与病毒殊死搏斗之前,他们首先是战胜了人性中的懦弱。而湖南张家界市疾控中心也有一个科长,当地出现疫情后带全家跑到了泰国。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人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径自闯进武汉中心医院自拍,夸口说病毒不可怕,你看它们都躲着我,只要我不怕,病毒就不能把我怎么样。这家伙自称是“广西人”,尤其惭愧的是,他的口音听起来还像是我老家那一带的。他的“不怕死”太过有悖人性,这样大摇大摆,对严密防护的医护人员也接连中招的病毒视若无物。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觉得他脑子正常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花园大了,什么奇葩都会长出来。苏东坡年轻时与章惇是好朋友,有一次与章惇郊游,看到万丈深渊一条独木桥通往的一处石壁,挺合适题几句诗,表示自己曾到此一游。章惇要苏东坡先过去,苏东坡不敢。 章惇却十分淡定,大概还冲老苏鄙夷地一笑。他弄来一根绳子,把自己系到树上,探着身子过了桥,在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来此”。苏轼拍着他的背,说了一句“人生金句”:“像你这种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的人,一定敢杀人。”(“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果然被东坡说中,日后的章惇的确“无所畏惧”。史书上说,“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大权在握的他,罗织罪名整元祐派不好说什么,可以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路线斗争来解释,但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皇上建议挖司马光的坟,暴骨鞭尸,洞穿了人性的底线。章惇为了置苏东坡于死地,还借皇帝之手,先将他贬到惠州,觉得还不爽,再贬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儋州),决意要苏东坡在那个烟瘴之地死无葬身。他一不怕被人戳脊梁骨,二不怕自己的恶行入史。因为人性复杂,所以人其实是一个“多棱体”。一个仁慈的人,可能很贪婪;一个孝顺的人,也许很狡诈;有人聪明伶俐,却超级自私;有人勤勉尽职,却专擅诿过揽功;有的人谦谦有礼,但说的每句话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八成是现编的。也正是这样,于是有所谓的“人设”,每个人都像孔雀,既要开屏,同时不忘转过身子,展示自己迷人的一面。所有那些人设崩坍的,其实都不是变了,而是不慎被你看到了刻意掩盖的另一面。举个例子,那个红遍天的女星偷税事发时,她的很多粉丝伤透了心。其实数亿元之巨,说明是冰冻三尺,并不是偶一为之。这就是真实的她,你当初也不是因为她遵纪守法才喜欢她。江湖上称她“爷”,给人感觉敢做敢当,但“敢做敢当”与偷税有个毛线关系呀。可惜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相反,每逢遇到这类事,都努力说服自己,继续为对方打圆场。不愿意承认上当受骗,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智商掉线。这也是为什么所有被骗的人,一方面内心很窝火,一方面却不愿说出来,搞得现在骗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嚣张。关于人是“多棱体”,想起来一个人,清末名臣徐广缙。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时,任广西巡抚的徐广缙临危受命,接任钦差。从九月初上任领兵出发围剿,他龟行蜗步,磨磨蹭蹭,不管皇上下多少圣旨,怎样在京师顿足捶胸责他“于心何忍何安”,也不管长沙、岳阳和武昌接连陷落,他因为怕死,一路躲着太平军,避免与之对阵。因为交起手来毫无胜算,战死是死,战输不得好死,而避战则可以找出一万个辩解的理由,被治罪大半不至于处死。徐广缙果然称得上“博弈学”高人。武昌陷落后他被“褫职逮问,籍其家”,虽然判了死罪(“论大辟”),但第二年因朝中无人,他就被放出“带罪自效”,六年后官复四品,在安徽参与围剿“捻匪”,最后称病退职,成功地在家中得以善终。但这样一个徐广缙,同时却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官一枚。他在获罪时,抄家并无什么金银财宝;晚年回到家乡住的是茅屋草舍,生活靠朋友接济。放在清朝道咸年间那个公认“黩吏遍地”的时代,这种清操是多么难得。多说几句,如果不是与太平军打仗这一节,徐广缙堪称“全国巡抚的模范”,可以用“爱民如子,忠君爱国”八个字完美概括。他任地方官时,就有不少赈灾放粮、抚恤民生的善迹,不只一次用自己的“养廉钱”和薪俸捐助灾民。他最为被人称道的,是在林则徐烧鸦片后,与英国剑拔弩张之际接任两广总督,两次登上英国兵船和英国公使谈判,寸步不让,“声色俱厉”,“历数夷罪”,坚拒英人入城。甚至在道光皇帝密谕“如果多方阻止,显得不够大度,可让他们到此一游”(“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他仍飞章入奏“婉阻之”,最后英方被迫放弃了入城要求。挣得面子的道光皇帝大喜过望,称赞他有“过人之智”,是一位“贤能柱石之臣”。但这个廉能之吏,最后却以这副退阵退缩,畏葸怕死,不敢担当的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固然是人性的复杂,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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