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85篇历史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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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许一人以偏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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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羲之眼里，郗璿是最才的女，也是最贤的妻。
郗璿的才华，即便放在今天，也让人心生仰慕。受父亲郗鉴影响，她也精通书法，和王羲之可以切磋一二。
郗家也是书法世家。郗鉴尤善草书，卓绝古劲，代表作《灾祸帖》沉稳流畅，入选《淳化阁帖》，流传至今。
郗鉴有二子一女，长子郗愔工于草书、隶书和正楷，次子郗昙长于草书和楷书，但他们都称姐姐郗璿为“女中仙笔”，即“女书法家中的神仙”，可见郗璿的书法造诣非同一般。
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
王羲之和郗璿的七个儿子，在书法上都有不凡成就，被人誉为“北斗七星”。
宋代书法家黄伯思在《东观馀论》中如此评价道：“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献之）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王凝之、王操之、王徽之、王涣之、王献之都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法则，但又各自风格不同：王凝之得到了韵味，王操之得到了字体，王徽之得到了笔势，王涣之得到了面貌，王献之得到了根源。”
在众多儿子中，王羲之和郗璿认为幼子王献之最有天赋，对他寄予厚望。
王献之到底年纪小，赞美声听多了，难免有些骄傲起来，以为自己的字和父亲的字已经不相上下了。
有一天，王羲之外出有事，临行前随意在墙上写了一些字，让王献之临摹。王献之只临摹了一会儿，就觉得差不多了，索性把父亲的字擦掉，只留下了自己写的字。
王羲之回来后，看到墙上的字，故意叹了口气，和郗璿说：“大概我写这些字时，醉得很厉害吧!不然怎么写得这么难看呢？”王献之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很不服气。
几天后，王献之又模仿父亲的字 ，写了几行，送到父亲书房，心想这次父亲一定会夸奖他了。
谁知，王羲之看后只是顺手在大字下面加了一点儿，变成“太”字，还给了王献之。
王献之弄不清父亲的意思，又不敢多问，只好拿着字去找母亲。
郗璿笑着看了一遍，指着“太”字下面的一点，说：“子敬，几行字里，只有这一点像你父亲写的。”
看王献之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郗璿拉过王献之，语重心长道：”子敬，写字必须下苦功夫。你父亲为了练字，不管走路还是休息，一直用手在身上一横一竖地比划，默默揣摩字的笔画结构，日子长了，把衣服都划破了。”
郗璿说这番话时，并没有板起脸来说教，而是用一个生活细节讲透了王羲之对书法的痴迷和热爱。
果然，听了母亲这番话，王献之终于明白了他和父亲的差距。从此，他埋头苦练，有了父子同写“鹅池”之佳话，和父亲一起被后人并称“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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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廖一梅说：“在我们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王羲之无疑是幸运的，他遇见了郗璿，便遇见了所有。
郗璿爱他，懂他，尊重他。当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他为何坚决辞官时，郗璿却什么都没说，笑着挽住他的手，和他一起迁居金庭，远离是非，过上了他们真正喜欢的生活。
或许，从一开始，王羲之就是不愿进入官场的。但身为王家子弟、郗家女婿，他没有理由不进入官场。
东晋的朝廷，局势动荡，风云谲诡。
323年1月，因“王敦之乱”，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忧愤而亡，由长子司马绍即位。
324年，司马绍平定“王敦之乱”，停止追究王敦党羽，全力重用丞相王导，倚重江东士族，稳定东晋局势。
可惜的是，325年10月，司马绍英年早逝，年仅27岁。长子司马衍即位，年仅5岁。
王羲之进入官场的时间，大约就在325年前后。当时，在叔父王彬、岳父郗鉴联合举荐下，王羲之担任秘书郎。
秘书郎品级不高，事务不多，却很适合王羲之，因为他得以有大量时间可以勤习书法。而且，秘书省内藏有先朝及本朝书法名家钟繇、胡昭、张芝、索靖、韦诞等手迹，王羲之得以欣赏和临摹这些珍品，这对王羲之来说，比当官本身开心得多。
329年，苏峻之乱平定后，王羲之由秘书郎迁会稽王友。王友，是一种王府属官，相当于王爷的侍从、幕僚。与秘书郎品级一样，都是六品官。
当时的会稽王是谁呢？是司马昱。
司马昱出生于320年，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幼子。司马昱幼年聪慧，深得其父宠爱。
322年二月，司马睿下诏封司马昱为琅琊王，以会稽、宣城两地作为司马昱的食邑。
326年，司马昱的母亲郑阿春去世。司马昱悲伤难忍，请求此时的皇帝、他的侄子司马衍让他为母亲服重丧。司马衍同意，328年，封司马昱为会稽王，定居会稽。
王羲之担任会稽王友后，主要在王府里陪着游宴和会见宾客，比较清闲。
之后，王羲之先后担任临川太守、江州刺史、会稽内史，累迁右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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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王羲之的仕途，大体比较顺利。
那么，王羲之为何会在355年春天坚决辞官？甚至为了表明辞官的决心，不惜在父母墓前立下重誓，宣布永远不再出仕？
我以为，这主要和王羲之的性格有关。
王羲之的才华，在艺术，不在政治。更何况在东晋那样一个各方势力暗流汹涌的时代，要在官场游刃有余，谈何容易？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称帝时，就有赖于门阀大族的拥戴，王、谢、庾、桓等门阀大族先后支配着东晋王朝政局。
东晋统治者从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也致力于在南方经营自己的家族势力。因此，东晋政权自317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偏安南方。中国经济重心，逐步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陷入分裂混战，黄河流域成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族军阀争杀的战场，各个胡族首领纷纷建立政权，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是否北伐，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
王羲之就时政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不能说不对，不过似乎不够深刻。
比如，348年，王羲之接受殷浩的邀请，出任护军将军。殷浩当时是扬州刺史，协助会稽王司马昱执掌朝政，被朝廷寄予厚望，意图与当时坐镇荆州的大将军桓温抗衡。
王羲之认为内和才能外安，劝殷浩和桓温不要产生矛盾。见殷浩不听，王羲之随即苦求外放宣城任职。问题是，朝廷起用殷浩，摆明了就是让他抗衡桓温。因此，殷浩自然不会接受王羲之的劝谏。
351年，原会稽内史王述丧母，因丁艰而去职。于是，朝廷诏令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352年，殷浩正积极准备北伐，王羲之先后两次写信劝阻殷浩。同时，还向司马昱上书，建议量力而行，不可北伐。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被殷浩和司马昱采纳。
其实，东晋朝廷也不愿北伐。但当时后赵大乱，桓温向朝廷提出，这是北伐的好时机，朝廷没有理由拒绝。但朝廷又不想让桓温出兵北伐，因为万一桓温北伐成功，无疑就会进一步增加威望，因此只能让殷浩出兵北伐。
说到底，殷浩只是东晋朝廷用来抗衡桓温的一颗棋子而已。
而这一切，王羲之似乎并没有看明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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