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退休后——还债、开间连环画店、虚构我的未来丨AMNUA艺术家随笔

艺术从业者的写作，该从何谈起？写作为了更好地厘清自己关于艺术、关于生活的思考。如果你学习艺术，文本是进入艺术的一个非常直观的途径。对于很多人来说，写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们的创作生涯，文字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也可能是对灵感乍现的瞬间捕捉。阅读艺术从业者的文字似乎更像是一种平行现实，给予我们一种理解他们思考过程的通道。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写作，然而几乎都是对本质的追寻。文本始终是需要研究的东西。#AMNUA艺术随笔#栏目将通过不同艺术从业者的写作为读者展现一幅幅关于向内思索过程的图景。

编者按

我退休了。就跟火车到站一样，如果不马上下车，一定会被拉到一个自己不打算去的地方，尽管那地方也许曾经熟悉过。

虽然生活带给我的麻烦也不少，但总的来说我属于幸运儿。至少，我总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总是跟考试、求职和晋级少有角逐。退休之后，我希望躲开任何要填的表，不希望为了享受待遇而出示退休证。我想过一个真正自然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这些表格和待遇只会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样想是很理想化的，除非是不做社会人。我可以屏蔽社会的各种约束和给予，但退休金总是会领的，我缺的不就是钱吗？在一个有时间也不一定有钱的时代里，我们只好分开去想时间是什么，金钱又是什么，并小心地保证不让这两个概念合并到一起。

陈侗从一个四岁孩子的写生中理解儿童的观察方法

有三大错误伴随着我的快乐职业生涯，希望退休之后能加以改正:

第一是交通违章。闯灯、压线和乱停从来没有休止过，只是不断地被刷新记录，以至于就算找得到三个驾驶证也无法消分干净。人说，路是你们家开的吗?我说是，难道是你们家开的不成?能佐证这一点的是我会做到绿灯停、红灯过，次数不止一次。罗伯—格里耶说他愿意了解规则，但不愿意遵守规则，我比他更进了一步，我把规则改了。
退休后，如果意识到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就只有少开车或干脆不开车，这样自然就不会违章了，甚至过去所积累的违章也都成呆账烂账了。问题是，不开车可能吗？总不能通过酒驾来被动放弃吧?

第二是欠债。本来一个画家的创收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只是个体行为，但十多年前的市场泡沫把我们个个弄得神采飞扬，以至于我也把战线拉得很长，以为好日子会永不停止。结果呢，房租欠了多少个月要靠打流水才知道，员工工资有拖无欠成了美德。这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一个“借”字再赌上一颗横下来的心（这好像是浪迹天涯的人才说得出的）。美好而正当的事业追求，不光培植了可爱的虚荣心，还输送了当代文化的价值和趣味，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退休后，银行和平台都不可能再借给我钱了，朋友或老板们也不相信我能活到150岁，这样一来，就真的能够做到无债一身轻了。

陈侗在上海的餐厅

第三个是没有把自己的“真传”教给学生。当了36年教师，学生多到叫不出名字，但真心想教的东西不是顺应不了时代，就是有限的课堂装不下。凭心而论，学生是好学的，只是比好学更多的是他们不得不也很现实，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开课前先不要去想如何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考虑才是当务之急。

我所谓的“真传”是什么呢？不外乎如何看待艺术、如何观察生活和如何训练手头功夫，从形而上一直到形而下，如此反复多次，自然就能心领神会、举重若轻。退休后，没有了面面俱到的教学大纲，也无须考虑各类课程的衔接，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以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把上述三大要领做循环播放，直至成为学生自身构造的一部分。这么说来，我是要开堂授徒，以此填补退休教师的失落与空缺?非也。我的体面说法，是不希望几十年的积累失传、断层而已。此亦非我个人之能耐的回观与满足，实在是因为它们的来处可从眼下一直往上追溯。艺术是创造，但创造不是平白无故的，可教的永远是那些我从前辈们身上吸收到的看上去教不了的东西。

陈侗在广州美术学院校园收集创作素材

上面所列的三大错误，如果说前面两个认真带有搞笑的成分，那它们便是我在退休后无时无刻不面对和要解决的。我的一些退休前就形成的动人计划，无不体现出因为缺钱、缺时间而迟迟不能启动的特点。缺钱就是前面所说的“欠债”，因为要还债而占用了大部分的实施计划的时间；开车也是因为想省时间，结果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什么都不能做的广州—顺德往返的途中，如此心中的计划就只能像条件反射一样每次都重现在高速公路上。

陈侗在顺德青田艺术区实施“请陌生人午餐”计划

好在这些计划同样属于我喜欢做而不是被要求做的，尽管属于“市场行为”，但绝对保证它们都不属于“国家基金”要扶持的范围。它们的萌生与成形，完全来自于我所生活的年代和我所理解并想像的年代，因此总体上属于历史叙述，涉及到我的家庭和家乡，还有我的研究领域和我对乡村的关注。这些自然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写作计划，从小说到论文，从虚构到非虚构。我有必要在此透露它们的题目吗？NO！尽管作为践行承诺的一种方法似乎必要，但耽于幻想也会成为笑柄，还是不说为好。眼下，我是多么地想成为另一个人，能够在不顾忌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下去对自己的构设抽丝剥茧。然而，我又不得不相信，我的这些构设正是时间和金钱的交困催生出来的，它们无一不是源于我过去三十多年用时间和金钱砸出来的文化实践，所以，这另一个我比上天离我还远。

至于我想在退休后重新成为教师，这就如同医院的主治医生退休后开了自己的诊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是否做到“医保定点”其实无所谓。我想开设的课程只围绕我所擅长的连环画和我正在追求的肖像画，这也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学习美术史的成果。众所周知，美术史书写总是习惯于在风格和承传上兜兜转转、百般形容，而对于画的种类则一笔带过。中国画在分出人物、山水和花鸟后，就不再往下细分，于是画家们各就各位，完全不顾及绘画从来少不了的叙事功能，于是笔墨之争覆盖了有意味的生活。我不能忽视我是在故事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中长大的，只不过这些故事随时代而发生了跟我们的思想意识相匹配的变化，尤其是讲故事的形式的变化。贺友直先生在晚年以自传体形式画出自己的一生，牢牢抓住“我自民间来”这个主题，这是连环画代表整个传统叙事的一次突围，主题的背后除了割舍不了的历史和变迁，再也没有其他附加的意识，因此让人常读常新，感怀不已。我想，这一突围难道就止于贺友直先生，止于他的才华和努力吗？

陈侗根据当年贺友直广州讲座的照片所画的“每日一涂”《贺友直如是说》

离现在差不多也有三十年了吧，我在广州与贺友直先生有过短暂的交往，参加了他的展览讨论会，也听了他的讲座。在讨论会上，所有人都见到我哭了，这是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是在连环画铺天盖地的环境下学习绘画的，准确说是从小受贺友直先生连环画的影响。跟所有人一样，我读贺先生的连环画时会忍俊不禁，因为他太懂得捕捉生活细节了；跟所有人或许不一样，我把贺先生连环画滋养的情趣变成了绘画中的叙事性和叙事性的当代艺术，我今天做录像、编话剧、写歌词，名义上是因为我处于当代艺术的氛围里，实际上还是连环画打的底。所以，假如有人还喜欢连环画，并且愿意投身到对它的创作和研究中，我愿意贡献出我的经验。而这个教授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重新认识生活，特别是重新了解年轻人的途径。

陈侗在青田村主持每月一次的读书会

不管怎么说，开一个连环画店的想法跟博尔赫斯书店的成长有些许关系，因为“店”这个词比“中心”、“研究会”更具有实体的含义，意味着它是综合的、每日开放的和讲究经济效益的。一般概念中的连环画是“书”，只有书才能广泛传播，我们过去是这么看的。自从连环画创作退出了历史舞台，连环画的影响力就只局限于收藏界和上了年纪的人的记忆中，连环画的其他社会功能不是未被挖掘，就是已经过时，再也没有人会傻乎乎地坐在那里把一本连环画从头翻到尾，因为这些不属于他的故事同样也被时代抛弃了。“振兴连环画”无论如何不能写在文化发展的规划里，但连环画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重新发挥它的本质作用，这就需要在恢复它的叙事传统的同时找到它的社会对应面，即群众在何种条件下会重新接受连环画。一个店就是最好的招牌与标语，而它不止于它的形式的是它的内容。由于人们百分百会第一时间想到自己的童年，想到贫穷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情绪就会把思绪推向图像记忆的历史，而不是打开图像变幻的未来。这些历史，无论是个人的、集体的还是整个国家的，都是在与现实相对应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而且断然会是积极的意义。人们曾经在旧照片或其他旧物中寻找这样的意义，而只有连环画才真正起到回放的作用，因为画者是站在今天全新的角度来做这场回放。在他看来，连环画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可以呈现一种制造真实感而非再现真实的诱惑力。

陈侗给村民放电影

我这个看似一厢情愿、孤芳自赏的开店计划，竟然与顺德巽美术馆的发展规划在对应大众的某个点上相契合，而这又可视为我扎根顺德乡村一年之后的水到渠成。我去年八月开始一步步将“家业”移往顺德，所收获到的经验中唯一不同以往的就是艺术的群众性，或者我把它叫做“艺术的基层性”更恰当。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尽管多有表现乡村，但只有扎根下来，我们才会慢慢懂得乡村，才会知道有哪些事情是值得做在乡村和为乡村而做。中国现代连环画虽然是起源于上海这个大都市，但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群众性。这个群众性不仅仅是指社会底层，还包括将连环画以及广义上的通俗文艺传播至社会底层的现代手段——书籍或报纸，促成它发展的则是工商业的繁荣。今天的顺德，你可以继续把它看做大面积的农村，同时也可以看做更大面积的城市。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巽美术馆的当代艺术，这在地方城市里是罕见的举措。在这一年当中，我见证和参与了巽美术馆的当代艺术基层化工作，深深地感到当代艺术的推广不仅仅是让人走进美术馆，还包括如何让美术馆与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我和巽美术馆将要合作建立的“1922连环画店”，名称上指向同样诞生于1922年的贺友直和阿兰·罗伯—格里耶，实质上就是要去探索一种当代叙事。换句话说，离开了叙事，我所谓的当代艺术其形式也没有了根基。现在的任务，就是从各个方面去检验我们的热情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当代意义。当然，正如连环画过去被称为“小人书”，广东叫做“公仔书”，我不会放大连环画的作用，这又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广泛推荐的一本书:《小的是美好的》。

陈侗组织的乡村壁画（学生毕业创作）在安装中

退休是人生的一个标记，回身指向职业生涯，往前指向自由动作。我的“退而不休”，也是在这往前朝后的两个动作之间形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打算用沈醉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为题，回顾我三十岁之后的以失败为亮点的生活。这不是说我真有多么失败，而是叙事作品总是偏爱“失败”这个主题，我唯有服从。说实话，一旦受制于事实，失败就不一定具有叙述的价值。我可以编造点什么以使读者更多感怀吗？从叙事形式的角度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我已经虚构了我的未来，虚构了一个睡在鱼塘之上的假的归隐者，为什么不可以朝后虚构呢？看到了吧?现实主义就是这么残忍地把我们放在了不断变幻的时间和空间中，却还要求我们必须相信真实。我们的所有艺术，如果还有什么前途（搞头），就是用假惺惺的服从去怀疑这种真实。我们只在作品中建立“真实感”，这将带给人生活的信念，找到生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