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游戏”笔墨

《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思想意义的阐释和理解，也像“水浒”、“三国”和“红楼”一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直存在争议。像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而把它的主旨看作是，或在劝学，或在弘扬佛法、阐释禅理，或在宣传道家的真谛。即便到了胡适，还只是强调吴承恩的幽默、诙谐，他甚至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看得很低。到解放后以阶级观解读文学作品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游记》还曾被说成是一部“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反动的神魔小说。”因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划了阶级成份，把敢于造反、大闹天空的孙悟空当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代表，而他被如来佛收服以后，竟乖乖地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并在取经路上帮着统治阶级（那些妖魔）镇压其他起义者，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叛徒。

到现在该想明白了吧，“大闹天宫”能是农民起义吗？敢于反抗、性格叛逆的孙悟空，是一天生的由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猴，追溯祖宗八代，成份也划不成农民！正因为是个原生态的“突破了时空局限的自由人”，才会触犯既定的社会规范，才会“大闹天宫”，才会有“西天取经”，也因此而有了后来解读《西游记》时的“双重主题说”。

我想，任何作品都难以把它的思想意义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单元取向上，这极容易陷入艺术上的牵强附会和意识形态的窠臼。《西游记》与宗教的关系，就是个现成的例证。《西游记》问世以后，儒释道三教各从本教门出发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儒教徒认为是“《大学》之别名”，佛教徒认为是“《华严》之外篇”，道教徒认为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究其原因，为什么儒释道三教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出自各教门的阐释？原是因为其中有“三教合一”的思想，各教有各自的认领和发挥自然顺理成章。但《西游记》是一部艺术的纯小说，并非对佛法的演义，更不是什么儒学经典和丹经奇书。

《中华读书报》上曾发过一篇书评，题目叫《天上亦人间》，评的是萨孟武所写《〈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在这样一个虚构幻想的艺术世界里，神魔皆有人情，鬼魅亦通世故。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人类的一切观念，甚至一切幻想都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凭空创造出来。伦理、宗教、政治、法律的思想固然如此，而人类所想象的神仙鬼怪也是一样。《西游记》一书谈仙说佛，语及恶魔毒怪。然其所描写的仙佛魔怪，也是受了中国社会现象的影响。”

荒唐的时代产生“荒唐”的文学，“荒唐”的文学自然也反映荒唐的时代。《西游记》就是在看似荒唐的艺术形式里，折射出作者所处的那个荒唐的明朝嘉靖时代，透露出深邃的思想。但真正的艺术作品又一定是超越时代的，拿《西游记》里描写的荒唐事，与今天做个对照，我们不是一样还在办着一些极其糟糕荒唐的事吗？比如，当历经磨难的唐僧师徒到了西天，由于没有给阿难、伽叶两位尊者准备见面礼，只讨得无字的假佛经。与佛祖论理，佛却护短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轻取。”结果唐僧只得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盂献给二尊，才得到真经。而这事就发生在如来佛的眼皮底下，没有他的默许，二尊也不敢公然索贿。这是吴承恩对神佛的不敬吗？实在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众相种种的失望和无奈。当然，也有他的疑问在，人间哪有清净地呢？谁敢把佛陀世界真的当成普渡众生的理想彼岸呢？难怪连唐僧都要惊叫：“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还是引《天上亦人间》那篇文章来说，对于阿难、伽叶二“尊者”索贿，萨孟武认为，“创业之主虽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对于贪墨之臣，又往往认为可靠，而愿寄以腹心之任。”同时，“政局愈混乱，人主愈喜用贪墨之臣”，因为“令好货之徒侍从左右，许其稍事贪墨，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比之任用那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如刘伯升之辈者，安全多了。”因此，“可知阿难、伽叶勒财作弊，何以佛祖不加禁止，反而倚为亲信，令其侍从左右了”，“东方既有叛仙，西方何能保证其无叛佛？”

再来想一想，取经路上凡被孙悟空打死的，无论是道的妖，还是佛的魔，几乎都是没有丝毫政治背景和依靠的土妖山怪。而凡是从天宫高级首长身边偷跑下界的妖孽，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被金箍棒就地正法的最后时刻，由首长亲自出面，请求法外开恩，免除死罪。等等等等，此皆为吴承恩以貌似“玩世”的“游戏”笔墨，以对神灵世界凡此种种的描写刻画，给予现实世界以无情的讽刺、揭露和挞伐。借助“文革”语言或许可以这么说，大胆吴承恩竟敢以宗教做掩护，披着神魔的外衣，恶毒攻击伟大的专制皇权和一派繁荣景象的大明江山，罪莫大焉！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读《西游记》，每及此处，遐想现实，便慧心地莞尔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