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陈清扬—文革的性话语权力场，这是该文本的连接，在这个话语场里，性的耻感文化被拉到峰值。当回顾这个时代时,“在西方国家的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 我国的性的反命也正搞得轰轰烈烈。”比如当西方“1967年3月3日，赫夫纳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这标致着《花花公子》已被认为富裕、高级和优雅的象征”，这时的中国文革席卷全国，性的话语被禁声时，王小波在谈自己这个文本时说“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非性的年代里性成为权力与知识的交叉点，整个社会是一个福柯所指出对性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这种规训进行着某种类似破鞋话语方面的训练，训练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而操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肉体的技术”。在这里“性并非是反抗权力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权力实施的一部分，和权力是一个相互诱发、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性并不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权力在表象压抑着的性的同时也生产着性的话语，而破鞋话语就具有典型性，它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人被训练成畏惧破鞋话语又成为主动抓捕他者破鞋的工具的权力罗网中。面对这张网，福柯明确提出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的观点，但“抵抗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也就是说抵抗可以在权力内部进行。所以，对于抵抗破鞋话语的方式就是在它内部肯定它，接受性反抗，重新理解破鞋话语的另一面。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抵抗并非具有主动性，往往都是模糊的。在王二与陈清扬接受了破鞋话语之后，他们也并不能清楚接受它对权力机制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个文本的叙事告诉我们他们的接受性反抗确实取得了某种惊人的效果。
首先，“破鞋话语”是“一种浸透了权力的说法，是一桩权力事件”，是知识与权力合谋出的某种压抑性，即“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这里有了某种微妙的转换，也是反抗权力的某种策略性逆转的关键点，权力生产破鞋话语用于压抑，这时王二和陈清扬处于性弱势的一方，但大家也对“明火执仗的破鞋行为”感到害怕。这就是王二对陈清扬说的策略，“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所以“既然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因此，当王二和陈清扬成为真正的破鞋后，那个地方的军代表以“搞破鞋群众很气愤”为由将他们关了起来，要求写“交代材料”。而“群众气愤”可能是权力的托词，是为了将性纳入管理，成为公共的权力，成为一个社会事关治安的事情。所以在对性的规训中惩罚的措施就是这种交代材料。
其次，这种交代材料正是福柯强调权力对性话语的某种生产性，即“在西方，对性的言谈有一种强烈的煽动……这一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论点被严重地歪曲了”，这就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出的“话语煽动”，即“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越多越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而在东方其实也具有相似性，当军代表要他们交代不正当关系时，第一份被拒绝，因为“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第二版中王二加入了很多身体感官的细致描写，而这种描写正是福柯引用萨德小说《索多玛的120天》中的话试图证明这种事无巨细的言说：“你的叙述必须细致入微，只要你不遮掩情节，我们就能判断出你叙述的激情是与道德和人的个性相关的。即使是最细微的情节，也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叙述”。这应该也是那个军代表想说的话。
因此在一个强调性是秘密的社会话语环境中，当时的人事科长认为自己所处位置的权力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代材料”。王二和陈清扬也正是因为写这些情色化的交代材料而获得了某种特权：“我写了交代材料交上去，领导上很欣赏。有个大头儿，不是团参谋长就是政委，接见了我们……今后你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交代男女关系问题。假如交代的好，就让我们结婚……交代的好，就让我调回内陆。陈清扬也可以调到上级医院”。甚至团领导说因这些交代材料可以不参加批斗破鞋的大会。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二和陈清扬渐渐逆转了文革时期的性话语场，成为强势的一方。他们“自觉完成了由被动的受虐到主动的受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种变相的施虐）过程”。
在主动受虐的过程中性成为了他们的武器，也成为了他们某种愉悦，在性依然束缚他者的时代里，他们从性中解放，在文革是浩劫的时代里成为了他们的黄金时代。这种反讽性恰恰在于福柯在《性经验史》最后几页中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其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他们在阴暗的时代里利用自己的身体发展出了自己的快乐，即“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她在批斗中认为自己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就是在这种他们自我营造的愉悦氛围里，面对一个集体性饥渴和非性的时代里，他们利用破鞋话语和性作在权力内部进行策略性逆转，在一个爱无能的时代里竟然生产出近乎唯美的爱情，“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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