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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今,中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历经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通过“要素体系聚合与创新阶段”,实现了公私合营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是“要素体系开发与整合阶段”,这段发展历程丰富了国民生活,盘活了资源要素,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素质与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资源紧缺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按现有模式发展;生态基础薄弱,生态破坏日益加重;城市环境、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争夺资源和空间的地方或区域矛盾愈发突出。总之,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给中国自身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上述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所大胆实施的“第三次社会改造工程”。这次社会变革将以“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从现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带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造工程,预计需要推进至少要在30年时间以上。因为其充满未知,又布满荆棘,所以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前,按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大国行列,按人均国民收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也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施城镇化建设”之所以冠之谓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当今的中国负载的压力早已超负荷,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首先,是要弥补其历史的欠账:对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均需追加投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城镇化是为了还农民过去的“欠账”;其次,是要在制度上让农民转变身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三,是要还给农民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历史的原因,由于“剪刀差”的缘故造成“二元结构”社会至今,而今纵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变“二元结构”制度的本身;此外,还由此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断崖式”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埋下深层不稳定要素。
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历史无数次的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挤身”城市的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