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西汉初年，《黄帝内经》的名称还未出现[7]。至东汉时期，《汉书·艺文志》中才首次记载了十八卷《黄帝内经》，这是《黄帝内经》作为书名第一次见诸于文献[8]。书名冠以“黄帝”二字，有三点理由：一，托名黄帝更能使人信服；二，成书受邹衍影响，邹衍推崇黄帝；三，成书受道家影响，道家推崇黄帝。而为何称为《内经》，学者们意见不一，如张介宾认为:“内者，生命之道”，吴昆认为：“五内阴阳，谓之内”。又如任应秋有言：“内和外，只是相对之称而已”，没有别的深意。[7] 成书背景
成书时间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战国时期说、秦汉说、汉代说。对此，明代吕复的观点比较客观，他认为《黄帝内经》并非一时之言，近年来学界多认为应成书于西汉中晚期[3][9]。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始载有《黄帝内经》之名，并以全书形式予以载录[2]。在《黄帝内经》出现之前，已有许多医书存在于世，但没有经过整理编撰，《黄帝内经》可以被视为这些医书的集成[3]。它由专人编撰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增删修订，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10]。因此，《黄帝内经》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普遍认为它的成书经历了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多个世纪的演变。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了《素问》与《灵枢》两部分，两部分又各分为九卷八十一篇，共计有一百六十二篇[10][11]。 张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序文中，首次出现了《素问》的名称。南北朝时，全元起第一次给《素问》作注，此后全元起本大约流传 600 余年。皇甫谧言《素问》共九卷，但唐代王冰整理时《素问》已有一卷残缺。北宋时期造纸业和印刷业迅速发展，《素问》进行了五次校正刊刻，而仅有高保衡、林亿等人在嘉佑年间整理的刊本流传下来，因此人们将此嘉佑本视为《素问》的定本[2]。 《灵枢》经过许多人的加工，先后经历了几个世纪而成书[11]。自汉代以来，《灵枢》便有《九卷》、《黄帝九灵经》、《黄帝针经》等名称，其中部分内容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唐代王冰注释《素问》时，曾大量引用了《灵枢》中的内容，这一史实证明了早在唐代时《灵枢》已经完整存在。唐朝末年书籍散佚严重，五代十国又战火连天，这导致了书籍的大量损失，极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造成了《灵枢》内容的缺失和散佚。[2] 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儒家、阴阳家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突出的影响。道家对精气神、以及养生理论进行了诠释；儒家倡导“制天命而用之”；阴阳家将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都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也为《黄帝内经》的成书奠定了基础[3]。西汉建立后，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且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并进入理论总结阶段，《黄帝内经》便在此时编撰成书。[3] 作者争议
关于《黄帝内经》的作者，多有学者进行研究，但难以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2]
一、岐黄君臣问答而做。《黄帝内经》的主体为岐黄问答，即黄帝与天师岐伯之间的对话[12]。将黄帝视作《黄帝内经》的作者，被历代医家所认可[2]。唐代次注《素问》的王冰，宋代献出家藏旧本《灵枢》的史崧等人均持此观点[12]。明清时期的许多著名医者也赞同黄帝遗书说，如吴崑、汪昂、张志聪、高世宗等[1]。 二、为述岐黄遗意而作。汉代之初，国家意欲将旧籍重新抄录，以便保存和学习。在《汉书·艺文志》中便已经指明，《黄帝内经》一书是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而成[12]。而程敏政更是提出了“《黄帝内经》是后世之人继承黄帝余绪整理而成”的观点[2]。因而，《黄帝内经》虽不是岐黄手著，但其中内容必然受到岐黄思想的影响。[12] 三、祖述蓝本为岐伯所撰。《黄帝内经》并非成书于一人之手，也并非成书于一个时代，但在西汉成编之前，一定有一个蓝本，此蓝本便为岐伯所撰[12]。关于其蓝本，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如吴考槃便认为《内经》学说是《素问》、《灵枢》的祖述蓝本，但并未指明该学说的作者[1]。
内容
《黄帝内经》分为两部分，分别为《素问》和《灵枢》。[2]
《素问》
皇甫谧《甲乙经·序》《随书·经籍志》中均记载《素问》为九卷，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素问》九卷各篇章内容为：[7]
卷一：养生调气与阴阳五行学说。
卷二：脏象与经络、脉象理论。
卷三：形志神明与热论。
卷四：疟论、咳论、气厥论等。
卷五：刺要论、气穴论、本病论等。
卷六：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等。
卷七：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
卷八：至真要大论。
卷九：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13]
《灵枢》
《灵枢》同样分九卷，同《素问》九卷合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各篇章内容为：[2]
卷二：本神、经脉、经别等。
卷三：骨度、营气、四时气等。
卷四：无邪、寒热病、病本、杂病等。
卷五：肠胃、五乱、胀论、血结论等。
卷六：淫邪发梦、五变、本藏等。
卷七：五色、卫气、五味等，
卷八：贼风、卫气失常、阴阳二十五人等。
卷九：官能、刺书真邪等。[14]
特色
丰富的中医理论
情志理论
情志是中医学的病因之一，情志理论也常被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作为情志理论形成的标志，《黄帝内经》多次涉及到有关“情”和“志”的内容，其篇名中便包含了系统的情志学思想，如五运行大论、阴阳应象大论、四气调神大论、水火五行论等[15][16]。《黄帝内经》中将情志内伤视为主要的致病原因，并提出了“百病生于气”的观点。情志致病，不仅会扰乱人的气机，损伤人的脏腑，更会让人精气衰竭，由内而外地导致形体毁坏[17]。 刺血络法
“刺血法”是中医学中的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这种疗法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刺络”疗法。《黄帝内经》中的针刺治疗，多采取针刺放血，此法不仅可以治疗临床常见病，还能用于若干疑难病和急症[18]。《素问·针解》中便指出，若病患经络瘀滞可以使用刺络的方式去瘀血。《黄帝内经》中详细描述了刺血络法的原理与运用，如如何选择穴位与脉络、操作方法、出血量大小等等，使刺血络法成为针灸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
食疗理论
《黄帝内经》总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对食物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食疗理论，并首创了一些药膳配方，这些药膳方法对后世食疗与药膳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其食疗理论包括：饮食有节、合理搭配、谨和五味、三因制宜等等[21]。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热饮疗法、冷饮疗法、饥饿疗法、食泻疗法、药膳疗法等等，为后世所利用，到如今也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使用价值[20]。
气血经络
气血与经络，在《黄帝内经》中被反复阐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气血运行的通道和载体是经络，因此气血与经络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22][23]。由血气形志也可将人分为五类，如形乐志苦、形乐志乐、形苦志乐、形苦志苦、形数惊恐[4]。《黄帝内经》中对于经络的表述也是筋伤学理论的渊源，对于筋伤治疗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22][23]。
用词精确灵活
《黄帝内经》虽是一部中医著作，但其用词之精准令人赞叹不已。精选搭配的词句使书中的艺术形象鲜活、医术形象逼真，堪称行文之楷模。首先是关于动词的精准运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有言：“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其中“视”、“别”、“审”三个动词准确表达出了眼睛的观察、辨别、审视三种能力，这三个词位置不能变换，也无法用其他词语代替。其次是词类活用的艺术。《黄帝内经》中存在许多词类活用的现象，名词活用为动词、数词活用为动词比比皆是。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污虽久，犹可雪也”，此处将“雪”活用为动词表达“洗掉”的意思，而使得行文形神飞动。最后是叠音词的大量使用。《黄帝内经》中的叠音词按语法功能大致可分为作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如《灵枢·杂病》中的“厥挟背，而痛者至顶，头沉沉然”，此处“沉沉”表示沉重的样子，充当句中谓语。此外还有“遗遗”、“兀兀”、“汗汗”等叠词，使文辞对描摹形象和表达感情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4] 隐喻精妙灵巧
《黄帝内经》中的隐喻可分为自然型、社会型和哲学型三种类型。首先是自然型隐喻，这在《黄帝内经》中大量存在。自然型隐喻，即为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下，参照各种自然现象的概念，如天、地、水、火等所形成的中医隐喻。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便是借用自然界中能够提供能量的“天”、“日”来隐喻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其次是社会型隐喻，意为利用社会中表达空间、事件、事物、等观念所形成的隐喻。例如上下、左右、君臣等。如用“贵贱”、“官”、“主”来隐喻人体器官间的相互关系及重要程度。最后是哲学型隐喻，即以传统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隐喻概念，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以“阴阳”隐喻人体一天中的生理变化。[25] 神话色彩浓厚
《黄帝内经》的作者相传为黄帝，这得到众多医家的认可，但后世学者认为不过为托古所做[2]。黄帝的形象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现在通行的《素问》第一卷开篇写到“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奠定了其神话基调。此外，书中五色、五味、五行、五帝、五藏等理论与神话传说同样有关联。有学者认为“五行”崇拜体现了古人的自然物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意味，而自然物崇拜和宗教都与神话相关。神话流传之处，神秘色彩较少，更多是崇敬和崇拜的意味，而《黄帝内经》的神话色彩正体现出了尊古、尊祖的思想。[25] 思想
生命伦理思想
《黄帝内经》并未将人体视为独立的各个部分来进行研究，而是从个体内部、人体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中，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书中认为人体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部分间是不能独立看待的。《黄帝内经》对于人身的整体生理观念表现为五脏一体观、形神一体观、天人一体观、人与社会一体观四个层次，认为人类生命具有自然整体性。其中的养生原则更体现出了内外结合、动静结合、形神兼养等一体论，认为养生应当与自然地理、社会伦理等结合[26]。中医养生主张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而协调平衡是其核心思想，也就是当人的身体达到平衡点的时候才是最健康的，这也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思想之一。[5]
中庸思想
儒家思想，是《黄帝内经》一个重要理论来源。《黄帝内经》利用儒家学说中的中庸思想，理性看待人体的各类生命活动。“中庸”被视为人体的最优状态，也是疗愈病症最高程度。也就是说，人体应当保持与内部、外在环境的和谐，这样生命活动才能处于正常状态。其中庸思想具体体现在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养生观当中。《黄帝内经》的生命观中认为，人体同样由阴阳五行构成，阴阳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为根，不可执一偏颇。在消长对立的同时又相互化生，从而始终保持在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之中。当阴阳失和时人体便会出现病理变化，也就是产生了疾病。在治疗时应当以“调和”思想为主，而不能持有对抗思维，这种以中庸思想为基础的调和学说，是《黄帝内经》有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具备了完善医学体系的体现[27]。
道家思想
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的《黄帝内经》，全书的整体思想倾向于道家，体现出鲜明的道家特点[3]。《黄帝内经》是医书，也是道书。其中的病机、诊法、治则等医理，正是道、气、阴阳五行等“道”家学说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展开。同时书中的核心范畴如“道”、“气”、“阴阳”、“五行”等，均与道家学说相承接。《黄帝内经》用大量篇幅去解释宇宙的生成，以及人类生命的生成、构造，并指出如何从饮食、运动等方方面面来保持生命的健康。疾病的生成是由于人们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也即违背自然的“无为”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清净无为的、“合于道”的生活方式。书中至高至简的医道，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28]。
评价
正面评价
《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成就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源泉，而《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医学从哲学及其它领域中逐渐脱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部分。除了医学内容外，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哲学、人文、天文、地理等知识。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追求，在《黄帝内经》中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强化。对万物联系、宇宙统一的注重，接近于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29]。 《黄帝内经》中不仅详尽介绍了刺络放血疗法，对临床实践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也首次提出了“百病生于气”的观点[17][19]，系统论述了情志致病的理论，为现代人的养生保健提供了有益的指导[4]。此外，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体质思想及分类方法。中医体质从《黄帝内经》萌芽，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汉代张仲景以患病者的不同体质为基础，创立了六经、五脏的体系；明代医家张介宾正式提出体质概念，将体质分为阴脏型、阳脏型、平脏型三类。经由张仲景发展，张介宾完善，体质思想形成体系，并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4]。
不足之处
由于成书年代早，《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的条理不够清晰，系统和规范性也不够完善，同时存在着概念多，定义少的问题，需要读者辩证体会。如在对“阴”、“阳”、“气”等理念的实际使用中，虽然有时存在定义，但这些定义也往往也不够全面，只是对理念一个侧重点的概括。而《黄帝内经》中很多理论仅是一种假说，需要后世来证实或证伪，书中也存在一些错误的猜测和牵强的解释[6]。限于历史原因，《内经》无法从微观的角度来对人体的生理进行本质的认识，只能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进行把握。这样虽然可以发现很多客观规律，并产生一些正确的猜测，但也因此存在着不少错误和歪曲的地方。[6][30]
影响
中国影响
病症治疗方面
在疗愈病痛的过程中，《黄帝内经》非常看重对正气的保护。由于疾病是动态存在的，因此在治疗过程中略有疏忽便会伤及正气。《黄帝内经》中着重强调，在治疗病人时应当遵循规则但不完全拘泥于规则，在不违背规则的基础上，再根据病人情况的变化来为之制定合适的方案。这种灵活的治病方法，也是对《黄帝内经》中疗病观念生动展现。除总体的治病思想外，《黄帝内经》还在各类具体病症上有所阐述，如其中的奇经八脉理论对妇科有着重要的影响。书中有关督、任、冲、带四脉的理论与妇科中不月、不孕、带下、瘕聚等疾患密切相关。具体理论虽然散见于书中各处，未进行集中阐释，但却涉及了生病原因、治疗方法等各个方面。总的而言，《黄帝内经》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各类论述均对后世疾病的疗愈有着重大的影响[31]。
然而，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条件，《黄帝内经》中的内容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说，且多以天、人等宏观角度出发[6]。这也导致《黄帝内经》中缺少严密的逻辑分析，使人们迈向微观领域步伐的限制，这使得中医学至今还依赖于传统的哲学思维，在客观上对中医学向自然科学的更高层次发展产生了阻碍[30]。
养生保健方面
《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四时养生”理论，这是在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养生经验后，在中国古代“天人相应”的观念指导下提出的。该理论强调顺应自然节气变化在养生保健中的重要性，强调与天地阴阳保持平衡，使人体与环境达到和谐统一[32]。除遵循四时规律外，书中更是强调了饮食对人们身体的保健的重要性，也为药膳理论的发展和现实利用奠定了基础。而后世医者对药膳的应用也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药膳理论，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药膳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更是得到了突出的发展[33]。此外，《黄帝内经》指出个人身体素质存在差异，养生与保健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人来实施个性化的保健措施。书中便从体质养生的目的、理论等方面论述了因人施养的观点，这为后世体质养生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四时养生的观念是非常抽象的说明，忽视了对研究对象的定量分析，更未对具体结构和具体功能展开探讨，这也使得书中的许多观念具有一定的虚构和迷信色彩。阴阳五行等观念直接从整体上进行宏观把握，无法在细节上进行严密印证，这削弱了《黄帝内经》中许多理论的哲学和科学价值。[30]
古籍研究方面
《黄帝内经》的众多流传版本对我国的古籍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其一是对校勘学的影响。《黄帝内经》有着漫长的流传史，历代医者对它进行了许多次校勘与整理，这项工作至今仍在继续。然而，许多现代出版的《黄帝内经》上并不如古代版本的内容详尽、质量优秀，因此对《黄帝内经》早期传本对校勘研究仍有重大影响。其二是对训诂学的影响。《黄帝内经》文辞古奥，早期传本间内容、用词的不同往往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训诂学材料。[8]
国外影响
对越南的影响
隋唐时期，《黄帝内经》便已经传入越南境内。此后上千年的时间里，《黄帝内经》中的哲学、医学内容在越南地区广为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越南的医学典籍《医学要解集注遗篇》，成书于14世纪，该书便以《黄帝内经》为理论依据。而被称为越南“医祖”的名医黎有卓，其编撰的越南传统医学经典之作《海上医宗心领全帙》中的医学理论也主要源于《黄帝内经》。20世纪以来，《黄帝内经》在越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医典籍走出去的参考模式。[34]
对日本的影响
在《黄帝内经》的影响下，日本在吸收中国医学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民体质、地域，产生了“汉方药”。《黄帝内经》一书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遣唐使访唐时期，而直到江户时期（1603年-1868年），虽然中日两国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仍有83本《黄帝内经》通过民间途径传入日本。长时间以来，《黄帝内经》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日本对于《黄帝内经》的研究，除了文字类研究文章外，更有许多图解类书籍与漫画，如《黄帝内经：中国古代的养生奇书》等。[35] 衍生书籍
书名 | 作者 | 国家 |
《黄帝内经养生图典》 | 周春才 | 中国 |
《黄帝内经养生全集》 | 刘占文 | 中国 |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 王洪图 | 中国 |
《黄帝内经：中国古代的养生奇书》 | 张惠悌 | 日本 |
版本
梁全元起注本
最早注解《黄帝内经》的人，要属南北朝梁的全元起。在《隋书》《唐书》《宋史》中均著录了全元起所编纂的《素问训解》一书[36]。全元起所注《素问》篇次、篇名与今本均有不同，全氏本共八卷七十篇[2]，与王冰注本相比，全氏本缺少了“运气七篇大论”的内容，这应当是第七卷。全元起对《素问》注解得当，对其医理阐述精辟，对后来杨上善、王冰次的注解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如此，全氏注本仍存在词句稍显重复、篇目次序略有杂乱等缺点[36]。直到宋代，《素问训解》仍然存世，后来才渐渐隐没。[8] 隋杨上善注本
我国最早的《黄帝内经》类编，是隋末唐初杨上善所编纂的三十卷本《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这在《旧唐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有著录[36]。杨上善将全书内容分为十九类三十卷，按其具体内容，重新分为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等次序[2]。杨氏对医理见解独到，且解释词义必定考证《说文解字》等书，因此其注文准确晓畅，但他的分类过于系统，难免显得又些繁杂。[36] 唐王冰次注本
唐代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这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等文献中均有著录[36]。《素问》到王冰时仅存八卷，他将其内容改移补阙，阐发书中经旨，同时变更部分篇目，将内容按照内在逻辑关系、阐述主题进行了重新编次，经过十二余年才编撰出二十四卷本的《素问》。王冰注本的《素问》各篇章之间条理清楚明确，便于学习，后经宋代林亿等人校正，流传至今，也成为了最重要的注解本之一。[2]
宋代林亿等校注本
北宋嘉佑时，林亿、高保衡等人对《素问》进行校正，并将其重新定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36]，该版本也被称为新校正本[2]。林亿等人以王冰注本为底本，又参照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全元起注本等多种传本校订[36]。林亿等人精于训诂、兼通医理，其注解在很多地方填补了王注的不足，如《痞论》中“筋膜”一词，王氏未加注，而林亿引全元起的注解。此外，林亿等校注本在训释文字、补注内容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素问》版本的定型、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36]。 宋史崧校注本
南宋时，四川锦官使史崧对自己所存有的古本《灵枢》九卷进行校订，将其定名为《黄帝灵枢经》，史称“史崧本”。史崧参照《针灸甲乙经》、《难经》等书，再次进行校正，同时补充修正音义注释，将九卷改编为二十四卷。到此时，《灵枢》的版本内容已基本定型，后世也均使用史崧校注本[2]。
二十四卷本系统
《黄帝内经》的二十四卷本，指依照林亿新校正本《素问》、史崧校正本《灵枢》刊刻的各版本。现存金刊本（《素问》残卷）、元刊本（癸未岁读书堂本）、明刊本:（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本）、清刊本（道光二十九年京口遵仁堂刊本）、民国刊本（《四部丛刊》本《素问》）、国外刊本（朝鲜、日本）等[36]。 十二卷本系统
即将嘉祐二十四卷本合并为十二卷之刻本[7]。现存元刊本（胡氏古林书堂刻本）、明刊本（成化十年熊宗立种德堂刊本、历城儒学教谕田经校刊本等）、清刊本（《四库全书》本《灵枢》）、民国刊本（《四部丛刊》本《灵枢》）、国外刊本（日本刊本）[36]。 九卷本系统
即将嘉祐二十四卷本合并而成的刻本。现存有清抄本及日本刻本。[7]
五十卷本系统
这是指，将嘉祐二十四卷本分离析取为五十卷的刻本，现存有明正统刻道藏本《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虽拆分为五十卷，但内容未变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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