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东梓关及其它 ——在富阳少年宫文学社的讲演
苏立军
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区教研室教研员，富阳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
2017年4月23日早上，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苏立军老师受富阳区青少年宫文学社团的邀请，为少年宫的小朋友们做了《郁达夫与东梓关及其他》的专题讲座，向小朋友们介绍了郁达夫的成长，与东梓关的相关故事。
经过苏老师整理，我们把本次讲座文字稿刊发，与少年文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分享。
讲稿
在坐的都是小朋友，我先问一下：你的心目中，郁达夫是怎样一个人？
哪位小朋友愿意来分享一下？
看来，我们还是知道一些，但不全面，好，那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小学时代的郁达夫故事：皮鞋风波。
在郁达夫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小郁达夫很有天分，读书成绩很好，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家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小郁达夫13岁那年，考进了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而且由于入学后勤奋苦读，成绩十分优秀。为此，他受到了知县的嘉奖，并且跳级升班，一举成为小小富阳城中的"知名人物"。在荣誉和赞扬之中，郁达夫逐渐产生了虚荣心，并开始在穿着打扮上讲究起来。第二学年开学了，郁达夫嗫嚅着跟母亲说：“娘，我想买一双皮鞋。”因为学校发了黑色的制服，很多同学都配上一双闪亮的皮鞋，神气极了。他总是穿着一双布鞋，显得非常"土"。然而，他却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为此要付出多少劳动。母亲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为了满足儿子这在一般家庭中并不算过分的要求，她走家串户，想尽了办法，还是筹不够钱。无奈，只得想到"赊欠"。她带着儿子走了一家又一家鞋店，都没有赊成。每进一家商店，掌柜的起先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地把一双双皮鞋拿出来给郁达夫试穿，当他们一听到希望"赊欠"时，立刻白眼相对，收起皮鞋，不再理睬了，有的甚至还要说几句刺耳的话。他们走了一上午，到最后一家商店被拒绝赊欠之后，母亲的眼眶浸满了泪水。这时，郁达夫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觉得很惭愧。他拉着母亲，无言以对，低下头，默默地跟着母亲回家了。虽然这样，回到家，郁达夫的眼前仍浮现着买鞋的情境。不一会儿，他听到有人下楼来，他抬起头一看，愣住了，只见母亲手里拿着一包衣服。原来，母亲是要去当铺把这些衣服当了，再去买回儿子日思夜想的皮鞋。眼前的一切，使郁达夫非常难过，他内疚、后悔，恨自己不懂事，让母亲如此为难。看着母亲，郁达夫深深地理解了母亲的心，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一下子投进母亲的怀抱。他紧紧抱着母亲，哭着说："娘，你别去了，我不要皮鞋了!"母亲站在那里，也禁不住落下辛酸的眼泪。
买皮鞋的风波很快过去了。但它对少年郁达夫的触动很大。郁达夫不仅体会到了母亲的艰辛，也体验到社会上存在着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他暗下决心，发愤苦读，为穷苦人争气。1911年春，郁达夫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著名的杭州府中学。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
我们刚才听了一个关于童年郁达夫的故事，那么，我现在留给你们第一个问题：郁达夫毕业于哪所小学？在小学阶段曾经发生过哪些故事？请你去郁达夫故居参观下，找出郁达夫的自传来读一读。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东梓关，郁达夫与东梓关有啥关系呢？所以我又要问大家了，你们去过东梓关吗？看到什么了？谁能来告诉大家。
好，我们先来看看姐妹山：
郁达夫同名小说《东梓关》并没有仔细描绘驻守于江中的姐妹山，倒是通过徐竹园给我们讲述了姐妹山的传说，在此，我也就不厌其烦地将小说中的传说引录于此：
东梓关本来叫作“东指关”的，吴越行军，到此暂驻，顺流直下，东去就是富阳山嘴，是一个天然的关险，是以行人到此，无不东望指关，因而有了这一个名字。但到了明末，倭寇来侵，江浙沿海一带，处处都遭了蹂躏，这儿一隅，虽然处在内陆，可是烽烟遍野，自然也民不安居。忽而有一天晚上，大兵过境，将此地土著的一位农民拉了去。他本来是一个独子，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两位弱妹，全要凭他的力田所入，来养活三人的。哥哥被拉了去后的两位弱妹，当然是没有生路了，于是只有朝着东方她们哥哥拉了去的方向，举手狂叫，痛哭悲号，来减轻她们的忧愁与恐怖。这样的哭了一日一夜，眼睛里哭出血来了，突然间天上就起了狂风，将她们的哭声送到了她们哥哥的耳里。她们的哥哥这时候正被铁链锁着，在军营里服牛马似的苦役。大风吹了一日一夜，他流着眼泪，远听她们的哭声也听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三天的天将亮的时候，他拖着铁链，爬到了富春江下游的钱塘江岸，纵身一跳，竟于狂风大雨之中跳到了正在涨潮的大江心里。同时她的两位弱妹，也因为哭了二日二夜，眼睛里的血也流完了之故，于天将亮的时候在“东指关”的江边，跳到水里去了。第三天天晴风息，“东指关”的住民早晨起来一看，附近地方的树头，竟因大风之故，尽曲了东方。当时这里所植的都是梓树，所以以后，地名就变作了东梓关。过了几天，潮退了下去，在东梓关西面的江心里，忽然现出了两大块岩石来。在这两大块岩石旁边，他们兄妹三人的尸体却颜色如生地静躺在那里，但是三人的眼睛，都是哭得红肿不堪的
故事不长，但很悲情。《东梓关》发表于1932年9月，其背后是否孕育某种意念。关于姐妹山的传说是否来自于东梓关民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许国荣老先生是存有疑惑的。他说：“身为东梓关人，我倒是头一回看到这反对战争祈求和平的故事。”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个故事是《东梓关》小说中的重要情节之一，而并不一定是来源于民间的传说，这可能与当时的郁达夫的心境有关。1931年“9.18”日本占领东三省；1932年“1.28”爆发淞沪战争；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正如火如荼……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到处是战乱，到处是受苦的人民。1932年2月5日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2月8日出任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郁达夫内心充满着对和平的期待，也是在1932年，郁达夫还写下了另一篇散文《钓台的春昼》，也有关于当时帝党的把戏，因而才有了《东梓关》的徐竹园，也有了东梓关姐妹山的悲情传说。
现在，我就给大家第二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东梓关，是否还有另外版本的关于姐妹山传说故事？
郁达夫的《东梓关》是小说，所以里面的人物情节等应该是虚构的，那么郁达夫有否到过东梓关呢？
郁达夫当年为看病从富阳坐船溯流而上，从小说看来，这班客轮应从杭州而来，一直溯江而上估计要到桐庐或者建德，郁达夫笔下的徐家大院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从小生活于东梓关的许国荣老先生认为：“郁达夫无疑是到过东梓关的，毋需另作考据，小说的引文证实了这一点。谁都明白，细节是无从虚构的。东梓关的景色，东梓关的环境，为何从轮船埠头到春和堂药铺，怎么走法，沿途的池塘，石板路，这些凭空是想象不出来的。郁达夫去过东梓关，兴许他是去会诗友许正蘅，兴许他真的到春和堂看过病，对东梓关之行可能颇多感触。”许家大院因为有了郁达夫而变得特别了，虽然徐竹园只是一个虚构的小说形象，但也正如许国荣老先生所说的那样：“《东梓关》粗粗一看容易觉得是纪实作品，实际上纪实只是外壳，它的内核包括徐竹园这个人物，是作者塑造的。随手举个例子，春和堂的创办人英年早逝，不曾活到如小说中写的年近五十。许善元是开复大昌南货店的，不善医道。当时在春和堂坐店看病的医生叫王笙庚，像我们兄弟姐妹二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曾承他把过脉，医术也还高明。但不论学识、风度与徐竹园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徐竹园这个人物并无特定的原型，而是郁达夫根据作品需要塑造的文学形象。”于是，代表着那个时代某种反战声音的代表就在东梓关塑造出来了，它似乎无关东梓关这个村，但因了徐竹园讲的那个东梓关的故事，就有特殊的意味，也就有了许家大院的历史沧桑感。
看来，小说就是小说，它不是纪实，那么，我们离开小说，可以去思考研究第三个问题：让我们走进东梓关村史室，去找一找，东梓关曾经出现过哪些历史名人，各有哪些成就？
看来，小说就是小说，它不是纪实，那么，我们离开小说，可以去思考研究第三个问题：让我们走进东梓关村史室，去找一找，东梓关曾经出现过哪些历史名人，各有哪些成就？
东梓关不仅因为郁达夫的同名小说而出名，还因为中医正骨技术而名扬天下。在这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绍富。
当年张绍富在东图医院行医时码头的热闹场面：
一天两班的客轮在这个时候真的成为骨伤病人的“专轮”了。
正是中午休息时间，夏日的阳光很热烈，一泻无余地洒在富春江的江岸上。东梓关的轮埠头不远处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又有一艘客轮要靠岸了。正在这时，江岸上出现了一批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或抬着担架，或拉着双轮车，或拿着号牌，他们就是张绍富医师的徒弟，依照两位张院长便民决策，他们正趁中午休息时间来接待骨伤病人。
客轮慢慢地靠岸了，走下甲板的是一批骨伤病人，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一幕：
只伤了手的，是轻伤病人，他们最先上了岸，其后是一群伤了脚或腿的，甚至是伤了胸骨和肋骨的，或要人搀扶着，或要人抬着……
看他们的表情，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好象一下子就要飞到张绍富医师的身边，通过张绍富一摸、一捏、一推，就能立杆见影，立马好转。也有那些病重的，带着期望也带着无奈，走一步看一步……
“白大褂”们顶着火烧般的烈日，一个个走上前去，接过了病人的包袱，扶起了艰难行走的病人，有的干脆就让病人躺在担架上，还有的则在给病人发号牌，以便病人能按号就医，少挨些排队的时间。也免去了船埠头的争先恐后。
在这短短的近500米的江堤上，在这数十近百号的病人心头吹拂着一股清凉的夏风。
因此，在这里，我又要留给你们第四个问题：走进张绍富医德馆，也就是许十房的“安雅堂”，去探索曾经发生在东梓关的正骨传承的故事。
从郁达夫到张绍富，完美了一个东梓关的故事。我们再回到郁达夫，郁达夫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是在1935年，郁达夫40虚岁，母亲70大寿。此后，郁达夫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36年年底奉南京政府之命秘密出使日本邀请郭沫若回国抗战，1938年到达武汉参加国民军政府工作，并代表军政府到台儿庄前线劳军，向李宗仁将军敬献“还我河山”旌旗。1939年元旦到达新加坡开始了海外抗战宣传历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最后三年（1942-1945）流亡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我们现在来看看郁达夫的最后岁月。
1938年12月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之邀来到新加坡任该报主编。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对新加坡进行猛烈攻击，新加坡在两天后沦陷。于是郁达夫又离开新加坡，几经周折来到了苏门答腊。
当时苏门答腊的日军和宪兵没有人懂得当地语言，急需像郁达夫这样的人做翻译员。郁达夫则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化名“赵廉”被迫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接受宪兵部的薪金。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努力保护自己，不做有利于侵略者而有害于当地群众的事情。一同流亡的张楚琨在《郁达夫智斗宪兵》中回忆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用'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样的爱国主义的轩昂气概来勉励自己，深入虎穴，庇护和援助进步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一次，当郁达夫在宪兵部当翻译不久，就有四五个华侨奉日本宪兵部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郁达夫所在的宪兵队请求协助。郁达夫在翻译过程中故意加上了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宪兵队长就把那几个人痛骂一顿，郁达夫对他们说：“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再来。”而汉奸们以为他是日本宪兵，垂头丧气地走了。
1943年，郁达夫与当地一名女子结婚，他用办酒厂等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迷惑敌人，表面上过着颇为舒适的商人生活。宪兵部一直不知道他就是郁达夫，相信他是一个从小随父在东京作古董生意的商人，认为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翻译。但是郁达夫明白，知道宪兵的秘密越深，危险性也就越大。他一直设法脱离宪兵部，后来买通一位军医开了证明，谎说自己有肺病，才最终得以离开八个月的宪兵队。
1944年初，汉奸洪根培向宪兵总部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为联军间谍，使他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日本宪兵队长指着一堆作品问郁达夫：“这些书是谁做的？”郁达夫知道出事了，却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说：“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郁达夫一听，知道了事情严重，但他仍然冷静地说：“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果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从此，郁达夫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直到失踪。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是怎样的呢？据后来调查，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那天傍晚从家里出来以后，跟那位青年在一家咖啡店坐谈了一会儿，好像有些意见不合。两人从咖啡馆出来后，朝一条偏僻的小路走去，在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郁达夫和那个青年上了车，汽车便开走了。现在已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日本宪兵用欺骗的手段绑架并勒杀了他。
留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鹳山上有一个双烈亭，为什么被命名为双烈亭？纪念的是谁？能否搜集他们的故事来跟同伴分享？
小朋友们，郁达夫在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1日公布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以及在抗日战争中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郁达夫名列其中！
苏立军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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