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说“九一八”
郁达夫与“九一八”本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文人,当时正在上海,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苦闷期,又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迫害,正如他的《钓台的春昼》里所说的那样:“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
因而,“九一八事变”发生,没有在郁达夫日记里留下片言只语,但是,在1931年9月28日,郁达夫在《文艺新闻》周刊第29号“文艺界的观察与意见”专栏,发表了问答,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乃利用外国的武力,遂以消灭异己的政策。”
虽然是专栏,郁达夫却只有那么简短的两句话,一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二是借国外武力消灭异己的政策。在公开刊物的专栏里,郁达夫虽然遭遇迫害,却依然毫不隐晦,一针见血。
何以见得?
且看一九三一年的四月十日,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共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那么在专栏里所表达的“观察与意见”是否表明了郁达夫先知先觉似的政治敏感性?
我们不妨回顾下,一九二七年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时写下的《广州事情》,敏锐地看到广州革命表面现象下的国共合作的种种破绽。之后,在四月八日又写下《在方向的转换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
郁达夫敏锐的政治嗅觉却遭来同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片骂声,而恰恰是在这片骂声中证明了郁达夫的正确,就在郁达夫发表《在方向的转换途中》四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革命政变,郁达夫不幸而言中!
尽管郁达夫的创作处于苦闷期,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后,其实也是郁达夫参与革命活动的最活跃时期:
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邨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
1937年抗战爆发,郁达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他在《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抗战的态度:“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
虽是一介书生,慷慨之气溢满长虹,真是“长天渺渺一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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