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龙门，是孙权后裔聚居地，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旅游线上的国家一级景点，村内以独特的明、清古建筑群而闻名，是现今江南地区明清古建筑群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山乡古镇。孙承安、孙华、孙伟良三位孙氏后裔，通过自己的笔触细腻解读龙门，汇集成书《在龙门读中国》。本文为“儒家文化”的第一篇《廉政：天下百姓的共同诉求—从龙门一块宋匾说起》。
《在龙门读中国》三月即将出版
作者介绍
孙承安
1951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在农村中小学任教30余年，后供职于富阳区教育局教研室。曾任富阳区第6届政协委员。已出版《且行且思说教育》《蛙声》等文集。
孙华
1966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教育逾30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浙江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场口中学副校长。
孙伟良
1973年2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小学教育28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杭州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三小副校长。
廉政：天下百姓的共同诉求
——从龙门一块宋匾说起
□孙承安
龙门有这样一块宋匾
龙门古镇的孙氏大宗，庄严静谧。环顾四周，一块块古旧的匾额，仿佛在默默诉说孙权故里曾经千年的厚重历史。其中，偏厅墙上有一块斑驳的木质匾额，上书“彝鼎留芳”四字，尤为引人注目。
“彝鼎留芳”匾额是一块宋匾，已有700多年历史，是浙江省迄今发现并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块宋匾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中，很多文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毁坏，龙门当然也并不例外。所幸的是，龙门小学食堂的一位烧饭大伯，几十年来一直是用这块“彝鼎留芳”匾铺床的，别人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根本意识不到此为何物，从而使这块宋匾躲过一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今，“彝鼎留芳”匾额，向人们默默诉说着一个龙门孙氏前贤孙祁不畏权贵、忠于朝廷的廉政故事。
孙祁，字翊光，是龙门孙权第34世，龙门孙氏第9世，宋理宗时任大理寺评事，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评事相当于审判官。因其排行十八，人称“十八评事”。
当朝权臣史弥远把持朝政，专权误国，废黜赵竑太子之位，并诬赵竑僭逆，交大理寺审理。时任大理寺评事的孙祁，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欲公正执法，还赵竑以清白。然孙祁为其翻案之举，最后被称作“忤旨”而罢官。孙祁回乡后，于龙门溪水之西，过起穷耕苦读的生活。史弥远死后，理宗皇帝派翰林学士贞德秀来龙门访问他时，孙祁已老死三年。贞德秀对孙祁的气节非常佩服，对他的人品也很感动，于是赠“彝鼎留芳”一匾来赞誉孙祁。宋亡，孙祁子孙都隐居山林，坚不仕元，可称“一门忠烈”。
鼎彝，泛指古代祭祀用的鼎、尊等礼器，视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后指代礼教、礼法，常理，法理。“彝鼎留芳”四字昭告世人，“十八评事”孙祁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这种精神必将流芳百世。
余荫堂里都是廉政故事
龙门孙氏自古耕读传家，不仅重视农耕，而且尊师重教，通过科举入仕者众多。据《龙门孙氏宗谱》记载，先后有80余人登科为官。这些官员职位大小不一，但个个清正廉明，没有一个贪污受贿。上文所述孙祁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孙濡和孙衔也同样是龙门籍清官的杰出代表。
孙濡，孙权第46世孙，明朝嘉靖年间，曾任河南长葛县知县。长葛，地处河南中部，盐碱之地，土地贫瘠，遭遇灾害，百姓更苦不堪言。孙濡到任后，道德规范，勤于政务，拒绝贿赂，深得人心。某年，长葛旱灾，百姓颗粒无收。为了救灾，孙濡派亲随回家乡变卖家产，购得荞麦籽运到长葛。荞麦，生长期短，宜于救灾，但播种后仍不见下雨，他心急如焚，对天长跪不起，诚心祈祷：“宁可绝我子孙，不可灭我子民。”上天为之动容，普降甘霖，荞麦获得丰收。是年，河南中部饿殍遍野，独长葛百姓赖以存活。当地父老感恩不尽，为使子孙永志不忘，称荞麦为“孙公麦”，载入长葛县志。
正当孙濡把长葛治理得井井有条之时，一宦官向他索贿。一则孙濡无钱可送，二则也耻于送礼行贿，面对宦官的威逼，便愤而辞官回乡。长葛士民拦道挽留绵延数百里，不成，赠“政侔卓鲁”匾额一块，说他的政绩堪比汉朝的贤臣卓茂、鲁恭，以表敬仰与感激之情。此匾现仍悬挂在余荫堂里。
龙门多厅堂，余荫堂（又名“官房厅”）是孙濡房下的议事厅，门楣上有“端履”两字，就是当年孙濡亲笔所题，意在告诫后人，做人行事要走正道，不走邪道，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孙濡辞官回乡后，仍好学不倦，孝顺继母，抚恤邻里，富阳几任县令都十分尊重他。县令谢中立称他为“彦方太宇”，县令刘汝昭赞他为“澹台灭明”。彦方太宇，指东汉名臣王彦方，以仁德名世；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因道德高尚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孙濡受“彦方太宇”“澹台灭明”之誉，足见地方官员对孙濡的钦佩和仰慕之情。
同样在余荫堂，另有“山西第一廉吏”和“还我寇君”两块匾，这两块匾额的主人是孙衔。
孙衔，清嘉庆进士，历任山西省太谷县知县、平定直隶州知州。太谷县为山西富地，前任官吏多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孙衔赴任后，除陋习，革苛政，挽士风，振民心，山西省伊、鄂两督抚特赠“山西第一廉吏”匾额，以示嘉奖。不久，孙衔被委任署理平定直隶州知州。适逢州试，孙衔公平公正，慧眼识珠，选拔了一批当地最杰出的人才，读书人欢欣雀跃，深得民心。然而，不满三个月，恰遇白莲教案事发。原来当地早有白莲教地下活动，图谋推翻清政府。吏部虽然知道这是前任官员遗留下来的事情，与他毫无干系，但还是拿他当了替罪羊而革职查办。孙衔要重回太谷，士民无法挽留，就在公堂上悬挂了“还我寇君”四字匾额。
寇君，指东汉名臣颍川太守寇恂。他治政有方，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后奉调入京为执金吾。当随光武帝车驾南征至颍川时，百姓挡驾恳求皇上：“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希望他再回颍川任职。后来称挽留地方官为“借寇”或“还我寇君”。 孙衔能得“还我寇君”匾额，足见百姓对孙衔的敬仰和留恋。
2016年，龙门镇人民政府在余荫堂建成了“正身馆”。该馆现在是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
法治社会需要清正廉明的执法者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曾只追求“人治”的完善，将治国理想寄托在“圣人”“明君”身上，但历史的车轮却一次次无情地碾碎了这一幻想。于是，先秦时期法家开始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就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法治”一词也很早就出现在古籍中。比如《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又如《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就不是法治社会。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然而，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虽然我们有过“奉法者强则国强”的法治宣言，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原则，但同时也有“刑不上大夫”的法治缺憾，历朝历代更有执法者知法犯法、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案例，这不仅是对法治的践踏和亵渎，更是对法制公信力的破坏。因此，当权者、执法者的清正廉明，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是至关重要的。
清正廉明者定会千古流芳
观照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不管在哪种社会形态下，也不管是哪种法度的推行，必然要触动部分阶层或个体的既得利益，因此，推行法制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推行与反推行的针锋相对的博弈过程。由此，也决定了推行者的跌宕沉浮，命运多舛。
如东汉时期名臣杨震，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杨震不应州郡礼命数十年，至50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元初四年（117年），入朝为太仆，迁太常，又升为司徒。任内因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为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后被罢免，又被遣返回乡，途中饮鸩而卒。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时，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后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
明朝名臣于谦，祖籍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永乐十九年（1421）登辛丑科进士。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继位。瓦剌兵逼京师，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1457）因“谋逆”罪被冤杀。
林则徐，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他从政为官40年，先后担任多职。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但因为禁烟和抗英，却遭投降派诬陷，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诸如此类的人和事，历朝历代都有，难以一一列举。
第二个事实是，历史是公正的，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只要顺应历史潮流，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一时遭遇不公正待遇，但最后尘埃落定，仍会在百姓心中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
如前面提到的杨震，顺帝继位后便下诏平反；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历代仁人志士所称颂；于谦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后终被公认为明代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正直清廉，为人民所敬仰，尤其是在赴戍途中，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写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为不朽的经典名句。
由此看来，龙门的孙祁、孙濡和孙衔，他们生前身后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彝鼎留芳”“彦方太宇”“澹台灭明”“还我寇君”等一块块匾额，向人们昭告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廉政，是天下百姓的共同诉求；清正廉明者，定会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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