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华
历史，过去之事。国史、方志、宗谱，都是历史叙述——从国家与族群的角度。自传、日记、书信，甚而散文、小说，也是一种历史叙述——从个人的角度；且，若干时间过去，它们本身也成了历史。
因此，阅读郁达夫留下的文字，也是在读史。换个角度讲，知晓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可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与思想，从而向他走近。
先说语言形态吧。我们现在的书面语言，有文言与白话之分。郁达夫所处时代，正值文言向白话转化、文白共存，而他本人正是这转化的推动者之一，他留存的文字既有文言的又有白话的。《郁达夫全集》日记卷收录的文字中，1921年8月及以前的日记基本用的是文言，此后写下的就多是白话。不过，书信卷收录的文字中，1916年的致祖母的信、1919年的致胡适的信，用的却都是白话。想，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语言祖母更易懂，而胡适也是当时的白话文的推动者之一。而撰写于1925年的《新建叙伦堂记》（收入《富春惠爱孙氏宗谱》），则是不加标点的文言。又想，这类收录于宗谱中的篇章要求庄严肃穆，当时的人们心中还是认为文言文更合要求。现今龙门古镇孙氏宗祠祭祖时，祭文仍是“古色古香”的，可说是很好的例证。
再说词汇。许多词汇具有时代性，其中含了历史。郁达夫作品中，这样的词汇当然很多，谨选录若干为例：
——童养媳（《郁达夫全集》小说下卷33页）。女儿还是孩童时就被送给别人家，长大后成为该户人家的儿媳。童养媳的根源，一是男尊女卑的观念，二是生活的艰难。因而，童养媳生活大多饱含了泪水。此现象，我的母亲一辈幼时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才消亡。
——长毛（《郁达夫全集》小说下卷450页）。这是对太平军将士的称呼，原因当然是他们的“发型”与大清臣民不同。其实，这才是华夏子民延续数千年的发型。“长毛”的称呼，直至我幼时还在百姓口中出现，我的祖父辈就常说“长毛造反”。
——煤头纸（《郁达夫全集》小说下卷477页）。就是以黄烧纸折成，用以引火的小纸卷。最开始，将纸卷点燃，但不让它有火苗，只是留着暗火待用。用时，只要向暗火吹气，煤头纸便会窜起小火苗。这物件，我小时见过。那时，火柴又称洋火，须持票购买，堪称珍贵；打火机则属罕见。使用煤头纸，节省火柴又方便。
无论中外，历史，自然不会缺了节日。郁达夫时代的年节，现今尚存许多且时间点相同（比如清明、七夕、中秋、重阳、春节），虽说过法不尽相同；不过，也有与现今的时间点截然不同的，比如儿童节、教师节，这是之前我所不知道的。比如，那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教师节是6月6日。郁达夫还曾专为儿童节题词“儿童是复兴民族的后备军”（1936年），专为教师节撰写了《祝教师们的奋斗》（1939年）。从中可知对于儿童与教师的关注与重视，是我国早已形成的文化传统。
跟了郁达夫走进历史，最多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那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在我看来，这是体现郁达夫忧国忧民之心的重要载体。
关于内忧的文字，谨录若干如下——
1927年1月1日日记：“革命军入浙，孙传芳的残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阳对峙。老母在富阳，信息不通，真不知如何是好。”1927年1月4日日记：“早起看报，晓得富阳已经开火了，老母及家中亲戚，正不知逃在何处，心里真不快活。”从中不难体会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7年1月6日的《广州事情》：“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从中可知，当时的广州革命阵营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政治的黑暗与民众的失望。
1927年2月19日日记：“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1927年4月12日日记：“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约军人开火...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对“四一二”政变前以及当时情况的具体而微的记录，显然，郁达夫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样的立场，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也很显明——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冯世芬，就是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人员。这应该就是这部小说多次被禁的原因。
对于军阀混战，下列文字便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郁达夫的态度。1927年8月18日日记：“蒋介石下野后，新军阀和新政客又团结了起来，这一批东西，只晓得争权利，不晓得有国家...”1928年6月7日日记：“今天北京被阎锡山占去，万恶的军阀张作霖...，死了。”1930年2月17日日记：“买《字林西报》一份，读后才晓得中原又将大战了。蒋交易所政府，前次不倒，这一次大约总靠不住，且看看阎老西的法宝如何罢。”
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若是再遭自然灾害，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发表于1934年10月的《东南地狱》记述的是富阳境内黄天坂（现称皇天畈）的惨状：棺材铺老板也忧愁成病，因想发材，进了许多木料，但丧家却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
当然，忧国忧民的郁达夫，也没忘部分同胞身上存着的劣根性。在《说杭州人》一文中，他摘抄了田叔禾《志余》中的一段话：“...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灌水，织作刷油粒，自宋时已然。”我想，他在阅读与摘抄这段文字时，心情必定不会好。
外患，从留学日本时期直至抗战时期，一直是他心中的巨痛——
《沉沦》末尾的几句话让人痛彻心扉：“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归航》也涉及日本：“受了她的凌辱不少，...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可见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经受了多少屈辱的白眼与鄙视。
1928年5月9日日记：“今天是五九国耻纪念日，日本人和蒋介石串通了关节，来占据山东，且杀死了三四千中国人。”1928年5月10日日记：“日兵已侵入山东，中国又是一块土地断送了，可恶的是新卖国贼蒋介石。”从这些文字，可知当时国人的灾难深重以及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1930年5月1日日记说的是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租界上杀气横溢，我蛰居屋内，不敢出门一步...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真大不过...”1930年5月30日日记是同样的主题：“今天是纪念日，是五年前英帝国主义者在南京路惨杀中国人约日子...午后有人来告以街上的消息，说戒备森严，捉去散传单者六七人。”
《自力与他力》一文，强烈讥讽了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以及企望国联、美国出来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现在再失热河，三让多伦，大约是引了褪下裤子来请敌人打屁股的地步了，若再诱敌深入，决定放弃平津而待美国来援...死君子在活小人面前，究竟有点什么意义？”同样的想法，在《九国公约开会》中更明确：“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只算尽了人事，决不可有依核之心。所以我们还要加紧团结，加强抵抗。”
而1937年全国抗战起后，郁达夫基本不再批评政府，而是站在了政府的立场上连发檄文，号召国人与华侨全力抗日，许多篇章的口吻俨然如同政府驻外使节（《郁达夫全集》杂文卷下，多半是这类文章）。从中不难理解，为什么郁达夫最终被日本宪兵所害。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从这类作品中，能真实了解到郁达夫在那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担当，看到一个不仅仅是作家更是战士的鲜活形象。这是我们不该忘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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